趙承熙後遺症
這個西語裔小伙子每天幾次來我們辦公室收發郵件和資料，沉默地來，沉默地走，從不主動講話。我和同事曾努力嘗試打破這種怪怪的冷淡和距離，儘管他幾乎連我們的“ Hello” 都很少回應，我們還是會沒話找話。不過，氣氛還是有些怪異，無論怎樣努力，我們就象是做秀給自己看，從他的麻木中，我們感到自己的不存在和可笑。我們終於放棄了與他建立正常人際關係的信心和願望，雖然還會說“你好”，但基本上是面對一個幽靈講話，也不期待什麼回應。
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校園慘案案發後，有一天，同事望着默默離去的小伙子，壓低聲音，故作神秘地對我說：“ He is a killer”。雖然是開玩笑，但這兩天的確感覺他的沉默對我格外有份量，心裡有些惶惶不安，總是不自覺地問自己，“他知道自己很符合報道中對槍手的描述嗎？”“他在沉默的背後都想些什麼？” “他有一個怎樣的家庭，怎樣的童年？”“他有恨嗎？他恨誰？我可沒有得罪他......"。
給住校的女兒打電話時，也特別提醒她好好想想周圍的人，有沒有性格孤僻古怪的，對這樣的人儘量繞着點兒。
這個世界似乎愈來愈充滿了震驚，直讓人覺得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林子大了，真的是什麼鳥都會有。 4.16 校園慘案為族裔之間帶來的負面影響恐怕還不是深層的。對人性的恐懼和不信任，怕是會隨着一次又一次的校園槍聲深植於心。面對陰暗病態的心理，法律除了顯得那樣無能為力以外，更以保障公民自由的崇高理由，賦予其挑戰光明的武器。 23歲的里吉娜羅赫德，當年在哥倫拜恩中學校園槍擊案發生時，她正在槍擊案中心--學校自助餐廳中吃午飯，當她聽到槍聲後，迅速逃出了校園，從而逃過了一劫。這一次里吉娜儘管也在校園之中，但卻並不在槍手直接的火線範圍內，所以她再次幸運地逃過了一劫。她說：“當發生哥倫拜恩中學慘案後，我總是懷疑每一個看到的人會不會攻擊我。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克服了這種恐懼，可是我已經永遠無法再擁有那種徹底的安全感。”
里吉娜的未婚夫肯尼斯說：“我曾到伊拉克服過役，我看到許多人生活在不幸和災難之中。當我返回美國後，我才重新獲得了安全感。”肯尼斯稱，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徹底打碎了他對美國的安全感。
我很幸運，沒有他們那樣恐怖的親身經歷。可是我卻分明體會着他們的恐懼感和不安心理，相信對周圍生活，對人性應該學會保持更多的警覺。
趙承熙就象一顆定時炸彈，爆炸不是問題，只是時間和地點的問題。新聞報導中常常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來講述遇難者的劫數，對於趙承熙的濫殺無辜表達出無奈的接受。言外之意似乎說，但願大家總處在“對的時間，對的地點”，以防不幸。只可惜，辯證法告訴我們，沒有“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也無所謂有什麼“對的時間，對的地點”。
對於這樣的“錯誤時間，錯誤地點”，我想大家基本上都是沒有選擇能力的。無助地回味這種對“錯誤時間，錯誤地點”的恐懼和不安，讓生活蒙在揮不去的陰影之中，恐怕正是趙承熙們所想象和樂於見到的。這種趙承熙後遺症，無疑會對許多人形成一種生命的負擔。因為他讓我們感到，面對人性我們可以多麼的無知和無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