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上那道风景

三十年前，三个小女兵和我，我们是秦岭上的一道风景。

话要从头说起。

七六年招工，我应招从陇垣下来，上了秦岭山。那是总参的一个地图库，一个不超过百人的团级单位，座落在秦岭山顶一条不大的山沟两侧，山泉从沟中轻轻地跳跃着淌过。

我的到来使山沟里第一次有了女人的气息，却让领导大为苦恼。他们本来想招两个知青小伙子做电工和水暖工，县招工办见是保密单位，就特意挑了两个自认为家庭出身和政治面貌较可靠的知青送来，也是一片好意。那位男知青很快就被委以重任，作起电工。我因为中看不中用，又是编外职工，不能参与部队的内部事务，团里就让我每天放放喇叭，叫大家起床，出操，吃饭，睡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我因此成了团里闺中待嫁的女儿，领导比我更着急，政委一次次找我谈话，告诉我一定想办法让我转军，这样就可以通过复员走出大山，离开秦岭。

几个月后，团里来了三个新招的刚十五六岁的小女兵。七六年冬那次最后的大规模走后门参军，让她们稀里糊涂挤上了少年军旅的末班车。因为我，仅仅因为我，她们被载往秦岭山巅。其实，我是一个耐得住寂寞孤单的人，领导的苦心我明白，但终觉三个小女兵的命运因我而定，实在无奈，甚至有点荒唐。

稚气未脱、天真可爱的小女兵的出现，让深山响起了清脆悦耳的回声。营房里，溪水边，她们粉红的笑脸和欢快的身影，成了大兵们最养眼的享受，是秦岭山沟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比小女兵们大几岁，又有点资历，虽然没有名义上的官位，但当然地成了她们事实上的头儿，我们的任务就是用尽可能有意义的方式来消磨时间。

三个女兵，一个编外职工，加上一个班长，一个团部文书，有那么点通讯班的意思。于是，我们四人被派到沟外一个建制较大、带有通讯排的基地，接受通讯兵培训。在那里的总机房做了三个星期的实习话务员，接受了一些战地话务训练后，我们兴高采烈地回到团里，迫不急待地想用刚学来的技能，在沟里架起一条战地通讯线路。

距离我们寝室最近的是炊事班，大约有四五个电线杆的距离。我们常去那里帮忙，炊事员和我们很熟，于是，我们决定把这条战地电话线从寝室接到炊事班。

我们所需要的全部道具，是一付爬电线杆用的脚蹬子，一条电话线和两部手摇电话机。爬电线杆子对我不是问题，小时候没少上房爬树，再说，我是大姐又是党员，我不爬谁爬？！

战士们长年待在这大山沟里，生活枯燥极了，我好像不记得那里有什么电影电视可看。七一要到了，领导让我们在纪念活动上出几个节目。没问题，党的需要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唱歌跳舞是我的最爱，编两三个小节目应该不在话下。在战士们期待的目光下，我们亦歌亦舞，献上那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小女兵们其实不太善舞，但我们都很认真，表演很投入。至今，我已经历经三十多个“七一”，只有秦岭山上的那一次最让我回味。

常年远离尘世，在深山密林中的哨位上孤零零一站就是几天，不知道那些质朴的大兵是怎样化解对异性和生活的渴望，他们从来不主动接近我们，但是他们憨厚的表情，使我们感觉很受宠爱和保护。

有一次外出劳动，装卸货物，一个女兵的手指不慎被车皮挤压。当场，一个战士箭步冲上去，抱住了她。女兵的一个手指血肉模糊，看来伤得不轻，需要送到沟外基地的卫生所进行伤口处理，这位战士便义不容辞地担起护送的任务。据说，小女兵躺在战士的怀里哭了一路，直到伤口包扎完毕，战士那紧抱着女兵的手都没舍得松开。大家对这事儿有些不满，议论纷纷，是不是吃了酸葡萄，咱不得而知。

七七年的秋天，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团领导放了我一个月的假，让我回家安心复习功课，我再也无瑕顾及三个小女兵的事了。

第二年初，我离开了秦岭，离开了那条山沟和山沟里的男人们，还有那三个小女兵。

我走后，那道风景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不久，她们三人都先后脱掉军装，复员回家了。

大学毕业后，我又一次回到秦岭。白雪覆盖下的山林，还是那样静谧清新，溪水叮咚，微风拂面。和我同时被招去的男知青在我之后也考上大学离开了秦岭；文静内秀的小文书已经提干，不能上大学的遗憾留在了他淡淡的微笑里；政委还是那样清瘦，镜片后的眼神依然如父如兄。

再不见那道风景，再不见那为我而付出了一段美丽年华的三个小女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