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ieg Larsson 在《龙纹身的女孩》中通过讲述财经记者布隆维斯特查找“海莉”失踪之谜的故事描写了众多与事件有关的人物，也介绍了“纳粹主义”在瑞典的一些历史片断以及对某些瑞典人的影响。当布隆维斯特愈来愈接近真相的时候，他被那位几十年之间持续虐待、性侵犯、谋杀了多位女性的凶手“马丁”反制住并关进了马丁用于犯案的密室。在密室里，马丁与布隆维斯特两人有相当长时间的对话，以下所摘录的是部分对话。
对于自己残害女性的行为，马丁这样说：“你只是个非常普通的小人物，麦可。你无法了解完全掌控一个人的生死时那种神圣的感觉。”
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一股寒意从心底泛起，作者通过这句话提醒读者，“马丁”只不过是一个家族大财团的“掌门人”，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和财力“完全掌控一个人的生死”，推而广之的话，那些地位崇高如希特勒的“元首”，“领袖”们在推行他们的“神圣意志”的时候，如果没有足以与之制衡的力量，老百姓的命运终将如何呢？
马丁还进一步为自己的行为作辩解，他说：
“当然了，我的行为为社会所不容，但我的罪行最主要就是要对抗社会规范。只有当我的客人结束造访，当我对她们感到厌倦，死亡才会降临。每次看着她们失望的表情总觉得很神奇。”
“失望的表情？”
“没错，失望。她们以为只要讨好我，就能活命。她们服从我的规定，开始信任我，与我发展出一种情谊，希望到最后这点情谊能发挥些许作用。结果发现自己上当后自然会失望。”
作者借马丁的口道出的可以说是一种生存状态。面对强权的时候，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有人选择当“烈士”，反抗至死；有人消极抵抗，拒不同流合污；有人采取讨好强权的姿态，以求得以苟活甚至赚得些许残羹余唾。个人选择不一样，结果当然也各别不同。小说家借自己创作的人物之口说出自己的理念，也借小说人物的行为反照社会，认同与否，读者各自心里有数。
和写小说一样，评价历史人物，也反映了作者的认知能力。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谈“爱国”的文章，相当有趣。“爱国”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对于“爱国”的实质内涵，有各种各样的分析讨论，本人对于这个命题没有什么高论，只是想就该文所举的例子发表一点意见。
该文洋洋千言，反复歌颂一位文化名人辜鸿铭，赞誉他“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等等。辜鸿铭是一个大学问家这一点为世所公认，他热爱东方文明之心也彰彰明甚，但是作者把辜鸿铭先生树为“爱中国”的楷模我却不敢认同，因为作者文中还这样写道：
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
根据上述文字，我看到的是，辜先生认为留辫子,穿旧服,纳妾和缠足才是遵循中华传统的“正道”，至于皇上毫无疑问必须有，关键是看谁来当。如果有人说，那他也还是“爱中国”呀！那么，现如今就有一位穿自制黄袍，言必称“朕”的金先生，他也算得上是一个“爱中国”的人，不过，他爱的是“大清国”！
爱国无罪！不过要拉大人物的大旗来做虎皮就要小心了，弄不好就是广州人说的：
卖错相思表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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