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分刚过，按照传统的说法，位处北半球的香港应该是“一場秋雨一場寒”。尽管我们抵达香港的那天适逢多年不遇的“红色暴雨警戒”，第二天依然艳阳高照，感觉不到丝毫寒意。因为我们俩的“回乡证”都过了期，到“中旅社”办了加快也要几天，于是利用那几天密集约见亲友。老妻的一位街坊，夫妇俩原先都在广州当公务员，十几年前忽然一家三口因“私人理由”到了香港，丈夫到了最有地位的“喉舌”上班，妻子则在某半官方机构任职，我们还在香港的时候，两位女士过从甚密，比在广州的时候来往更多。这次知道我们要回国，正好手头有一个接待项目，他们就把几个名额留给我们，让我们去参加一个“养生体验营”。根据他们的介绍，这是北京一家老牌中药店与“统战部”联合举办的活动，参加者到广州某军区疗养院过三天，体验一下他们的养生保健疗程。老妻的一位老同事，比我们早一年移民美国，这次特意和我们一起回国旅游，已经先于我们回到了广州，所以也和我们一起“入营”。坦白说，对于这种招徕生意的“体验”我的兴趣并不大，一来朋友盛意拳拳，二来老妻和她的老友也跃跃欲试，不想扫了她们的兴，所以勉为其难地去当“白老鼠”。
“体验营”所在的军区疗养院附近就有地铁站，很好找，只不过门卫深严。香港“中联办”的一位干部在门外等我们这些“营友”，除了我们，还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 “中联办”的干部把我们介绍给“统战部”负责接待的一位副局长，这位副局长马上通知派车出来接我们 。我一看这么官式的接待就觉得不好意思，在一边嘀嘀咕咕。老妻却若无其事地对我说：“别拿自己不当外人，人家主要是接待那些香港来的潜在客户，我们不过是攀车边的罢了。”我听了觉得有道理，心下才坦然。
疗养院内有工程，难怪副局长不肯让我们自己走路进园，车子把我们带到一幢宾馆式的建筑物，十几个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在“鹤年堂”的大招牌前迎接我们。参加这次“体验营”的总共有二十多人，绝大部分是香港来客，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早已按名单给我们分配好客房，稍事梳洗，大家就到了会议室听听这三天的安排。首先由一位刘先生介绍东道主“鹤年堂”的历史，原来竟是一家有六百多年历史的老店，创建于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这位刘先生是北京人，但是在广州长大，所以说的是一口流利的广州话。他的口才很好，把“鹤年堂”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中，出自御医之家的丁、曹、王、刘四大家族对中华传统医药孜孜不倦的追求，由于医术精湛、药力独到、养生有方而名噪海内外的往绩一一道来，令闻者无不动容。刘先生所讲的内容非常庞杂，我没能一一记住，后来上网找了一些相关资料帮助记忆。但是刘先生所说“鹤年堂”名气不如“同仁堂”的原因我倒是记住了。据他说，那是“公私合营”之前，当时的刘姓掌柜对“公私合营”有抵触，公然说“国民党闹了几十年，没有打过我们的主意，日本鬼子折腾了这么些年，也没摘了我们的牌子，怎么这才几年工夫，我们的店堂就要改换门楣了？”因此在新时代的阳光大道上“输在起跑线上了”！
要说这三天的“体验营”，“鹤年堂”还真是下了血本，每天的活动安排得密密麻麻。早上的“藤勾养生操”之后有各别的“经络调理”，午睡之后就是穴位按摩，下午还有一次针对个人体质的“药膳”，晚上还有“养生讲座”......说实在的，中医讲究的除了治疗，还注重调养，两三天的体验用广州话来说不过是“得个知字”（略知与无），不会有什么功效。部分营友似乎颇有信心，开始和医师探讨治疗方案，彼此为能达到“双赢”的结果额手称庆。由于我们早已定好到重庆的机票，不能完成那三天的体验，要提早离开，连第三天晚上由“统战部”设下的晚宴也不能出席，负责接待的干部还特别惋惜。
广州飞往重庆要不了两小时，我们就从闷热的南粤到了清凉的西南山城。取行李的时候我与老妻的弟弟通话，告诉他我们已经到了，他说他的车子就停在出口处。我们取了行李走到出口却看不见他。我想也许是那个地方不能停车，他被迫开到了停车场。于是再拨他的手机，他说他就在二号出口，为什么看不见我们呢？我告诉他我们在六号出口，他气得骂了一句，然后说不能倒车，让我们朝前走。当我们在二号出口见了他，他又笑着骂了一通机场的混账信息。据说他到了机场，原先就停在六号出口，然后进去查看航班的动态以及出站口。看到我们乘坐的航班会在二号出站口出站，于是把车开到二号门外，没想到竟被耍了！我就把前两天在广州看病的经历与他分享。话说我因为痛风发作到医院看病，医生开了药以后嘱咐我去交费，取药。在药房上方的大屏幕上有明确指示叫病人留心，看到自己的名字在屏幕上显示就可以前往取药窗领药。我觉得现在的电子资讯真的很方便，彻底消除了过去病人挤在发药窗前面的乱象。可是等了二十多分钟还都没看到屏幕资料更新，又看到不时有病人到窗前问询，取药，我也就尝试着到窗前问一问。我把取药单递给窗内的配药员问我的药是否备好了？配药员看了一眼药单说早就备好了。我问为什么显示屏上没有显示呢？配药员不屑地看了我一眼，只把药递给我，没有回应。我会意地一笑，取了药就走。听了我的经历，大家都理解到不管有多先进的设备，要取得良好的效果靠的还是人。
由于是周末，内弟的两个女儿不用上学，看到我们进了家门，她们都很高兴。八岁多的小姐姐向我们打了个招呼，站在一旁矜持地笑着；三岁多的安娜热情得多，大声地叫着“姑妈！姑丈！”，然后侧着头望着那位特意从美国飞到广州与我们会合，一道旅游的朋友问：“妳是谁呀？”老妻笑着摸了一下安娜的头，对她说：“这位阿姨是我的朋友，从美国来看妳。”安娜就乖巧地叫了一声“阿姨！”接着就把我们拉到客厅里坐。内弟的妻子忙着指挥保姆给我们上茶，又请我们品尝茶几上放着的冬枣。安娜马上从果盆中挑选些个大饱满的鲜枣递给我们。新鲜的冬枣入口嘎嘣脆，清甜的枣汁顺喉而下，用广州话来说就是“甜到入心入肺！”
家里的枣子
饭店里的枣子
我第一次接触鲜枣是在旅途上。当时我从北京乘火车到呼和浩特，车到延庆县的“青龙桥”车站的时候，我根据乘务员的指引，下车在站台附近瞻仰詹天佑的铜像，又在车站的小卖部买了一袋鲜枣。由于运输条件所限，当年南北鲜货的对流还不是很蓬勃，我们在南方还从没吃过鲜枣。深秋时分，八达岭的傍晚气温很低，吃冻冻的鲜枣很有在冬天吃冰淇淋的感觉。吃了几个，想起“囫囵吞枣”的故事，怕多吃伤了牙齿就忍住谗劲，把枣子放在软卧的茶几上留待第二天再吃。火车通宵行驶，第二天早上就到了呼和浩特。经过一夜暖气的烘烤，起先圆溜溜的枣子竟然蔫耷耷地起了皱，再也没有了那种脆生生的感觉！
由于我们在重庆停留的时间不长，只能参观比较近的旅游观光景点。内弟问我们是否有兴趣参观“白公馆”，“渣滓洞”这类著名的人文景观？我连忙摇手不迭地说不去。一来对于这类“兄弟阋于墙”的景点没有兴趣，二来看过关于《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的经历，对于“渣滓洞”，“白公馆”过往的传说产生了极度的虚幻感。试想一下，老罗在“渣滓洞”呆了400 多天，最终成功越狱，“文化大革命”中却熬不到第七天，可见“渣滓洞”也不过是“豆腐渣”，没有什么看头。在重庆的那几天，我们主要逛了“解放碑步行街”，“洪崖洞”，“磁器口”，当然还有“朝天门码头”。
解放碑商业步行街
适逢“国庆，中秋”长假期，有“西部第一街”的解放碑商业步行街上人头涌涌。以“解放碑”为中心点建起了幢幢高楼，许多世界知名的品牌名店进驻到各座商厦之中。当日所见，进到诸如“嗻嗻阿妈尼”（ giorgio armani）或“飞甩鸡毛”（ ferragamo）这类名店内参观选购的人并不多，只有些那些着装整齐的店员闲极无聊地观望着门外熙熙攘攘的人流。门庭若市的是售卖电子产品的店铺，五花八门的手机和平板电脑吸引了不少买家和准买家。更为热闹的就是各类售卖食品的商铺摊点。无论是源自国外的快餐名店或者重庆本地美食都各有捧场客。走得累了，有些游客直接就坐在玻璃门高耸的商业大厦的台阶上。这里还有西部最大的书店– 重庆书城。逛书店是我的兴趣，可惜当天一大帮人逛街，不能离队。隔着玻璃看到书店里那些坐在地上读得入迷的读者，似乎闻到了浓浓的书香。书店里两幅大标语向游人传递着“买书”的信息，一幅写的是：收入再少，也要买书；另外一幅写的是：房间再小，也要藏书。
逛完了“解放碑商业步行街”，我们转到“朝天门广场”。在这里可以看到著名的“两江汇”
– 长江和嘉陵江交汇之处，烟雨蒙蒙，眼前景物仿佛都加了一层“雾镜”。广场上以及两旁的“江滨路”上到处是游客和售卖小商品和小吃的小贩。江面上有多个登船的浮桥，各有不同的游览途径，其中也有乘船游三峡的始发站。从高处向江边望去，看到其中一个登船的浮桥上写着“重庆市人民政府国宾接待船 星级游船‘朝天宫’‘朝天门’在此登船”。看来只要乘坐“朝天宫”或者“朝天门”游船，游客都自动升级成了“国宾”，还真是令人飘飘然。内弟指着对岸“江北嘴”一个冠名为《寰宇天下》建筑群说那是香港“九仓”和“中海”合作兴建的豪宅，两年前每平米要价 4 万元，现在只要两万多。他又指着也是位于“江北嘴”的一座宏伟建筑物要我们猜它的功能，我们看着那像Lego 积木堆砌而成的大家伙茫无头绪。内弟笑着说那是德国建筑师设计的“重庆大剧院”，当地人戏谑地把它称为“坦克车”。我们隔江而望，只看到它的侧面，没办法把它和“坦克车”联系起来，回到家里上网看了它的俯视图才明白重庆人的概括能力。根据重庆人对这座建筑物的调侃使我觉得民众和有审批权的“专家学者”以及“有关部门”的看法并不太一样。由此联想到我认识的一位建筑设计师关于近年国外建筑事务所在神州大地上所展现的那些个诸如“大裤衩”之类作品的批评。他说：国内的设计水平不见得就不如外国人，问题是采用国内的设计，就意味着失去到国外“考察”的机会，智者不为呀！
两江汇
“国宾”登船处
豪宅
大剧院
“大剧院”鸟瞰图 （网络图片）
“朝天门码头”久负盛名，即使没有到过重庆的人也会听说过这个地方。据说古时这里是“迎官接圣”的地方。凡有重要官员来重庆，或者皇帝有圣旨、诏谕到重庆，官船就都在朝天门码头靠岸，地方官员自然要到朝天门码头迎接，“朝天门”因此得名。由于它的特殊功用，早先朝天门码头不准一般民船停靠，为的是防止闲杂人等影响治安。后来，这个禁令渐渐被淡化，民船也可以停靠，但也只限于停靠在稍微靠边的小码头，最大、最好的码头，仍然是留给官船所用。“朝廷”既倒，“朝天门码头”才完全转化成西部一大商业码头。时至今日，这里水陆货物交流的活动仍然活跃。我们在码头附近看到不少推车，板车负重顺坡而下，在路面上与川流不息的机动车抢道，令我为他们捏一把汗。有些板车装的货物特别重，不能靠手臂的力量来控制车速，搬运工要走在板车前面，用背抵住车上的货物，依靠全身的力量来减缓板车向下滑动的加速度。相对于这些搬运工来说，那些扛着一根竹竿，竹竿一端系着两根尼龙绳，游走于商业网点以及公交车站的“棒棒”们则显得较为轻松自得。重庆是有名的“山城”，整个城区依山而建。出门就爬坡，下船即上坎，搬运东西自然费劲。于是重庆市民养成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 ： 如果不想自己动手搬运重物，只要招呼一声‘棒棒’，就会有人应声而来提供服务。价钱根据货物的大小，轻重，运送的距离远近由双方议定。
“棒棒”
“板车”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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