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老师把碗筷收拢，拿到厨房里洗涮完毕，回到客厅里。妻子朱敏坐在单人沙发上看香港电视剧，学生小琳在大沙发的一头埋头打游戏机，一片祥和之气。朱敏是建筑公司的成本会计，最近几个月都在东莞，十天半月才回家一趟。余老师比朱敏大十多岁，一向对她宠爱有加，得知朱敏今天回家吃晚饭，余老师特意做了她爱吃的“鱼胶酿尖椒”，还煲了花胶汤。吃晚饭的时候，朱敏照例会讲一些工地上的趣事，她的叙事能力不错，可惜欠缺铺垫，而且往往还没到笑点，自己先笑了起来。这时候，小琳就会瞪大了眼睛望着师娘，脸上挂着似笑非笑的神情，余老师的双眼则在她们两人的脸上轮流睃巡。余老师坐到大沙发的另一头，从茶几上拿起一份报纸随意浏览，耳边是香港肥皂剧絮絮叨叨的对话。这时，角几上的电话响了起来，余老师拿起电话一听，原来是街道办事处的杨主任要找朱敏，就把电话递给妻子，拿起报纸接着看。杨主任的嗓门大，透过话筒传出一片嘁嘁喳喳，朱敏不时搭上两句，伴着阵阵哈哈大笑。忽然间两个女人的声量都降低下来，朱敏还频频望向余老师，眼光中流露出疑惑和责难，余老师与妻子对望了几眼，觉得莫名其妙。朱敏放下电话，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卧室拿了手袋，出门之前撂下一句话：“你要是不管好裤裆里那玩意儿，早晚会出事！”
余老师望着妻子的背影，有点愕然。
小琳按下“暂停”键，放下游戏机，挪到余老师的身边，双手抓住老师的手臂问：“师娘为什么不高兴，为什么会出事？”
余老师说：“我哪儿知道，师娘回来你问她吧。”

小琳是余老师的学生，今年才十三岁，她出生在省会的邻市，父亲是一个玉石商人。小琳八岁那年，她的父亲如常到缅甸看货，结果一去就没有回来，她的妈妈动用了所有关系去找也毫无头绪。幸亏小琳的妈妈一直有参与公司的运作，父亲留下的那一份家业才得以维持，但是妈妈就难得有时间照顾小琳,小琳每天见到保姆的时间比见妈妈要多。父亲的早逝对小琳打击很大，她一下子变得落落寡欢，不肯好好念书，也不爱与人交往。勉勉强强地念完小学，她就再也不肯去上学，每天只是在家里画画。妈妈看她喜欢画画，为她找过几个老师到家里教她，先后都被她气跑了。后来有人向她妈妈推荐余老师，说余老师的艺术修养高而且从来不板起脸教学，给学生很大的自由度，可能会适合小琳。妈妈就托介绍人约好，某个星期天就把小琳带到省会去见余老师。余老师家从外面看是一座园子，正门有几级台阶，一道砖砌的大拱门。在车上，小琳一直埋头玩游戏机，下车以后东张西望，忽然指着大拱门上的牌匾“X X 会坟场”对妈妈说：“妈，这个老师怎么住在坟场里头呀，不会是个鬼吧？”
她妈妈满脸疑惑地望向介绍人，嘴里却说：“别瞎说！”
介绍人一听就笑了，对小琳母女俩说：“这里面有一个很长的故事，过后再跟你们讲。”
进了拱门是一条石砌甬道，左侧有几间平房，向前走十余米后，右侧是一道小拱门，由一道弧形的围墙围出一个“园内园”。门铃旁边有一块方形的白色云石，上面有“天白画室”四个字。穿过小拱门，迎面是两株比房顶还高的桂花树，然后是呈曲尺形相连的两座楼底很高的西式平房，掩映在满园花木之中。介绍人带着两人进到其中一间房子的大厅，墙上挂的，地上放的，已经完成的，还没完成的，触目都是画，小琳一下子就兴奋起来，在妈妈的督促下向着一个中年人叫了一声“老师好！”之后就自顾自地在客厅里转悠。她歪着个小脑袋一张接一张地看那些画，时不时若有所悟地点点头，余老师则是一边和她妈妈谈话，一边观察着她。当她走到一处角落，发现那里码着一摞画册，她就一屁股坐了下来，捧起一本细细地看，那是一本外国画册，上面全是洋文，她只挑那有画面的看，看得那样的入神。余老师看了小琳的举动，了解了小琳的情况，再看了她妈妈带来的小琳的画稿，断定这是一根好苗，与她妈妈商量了一阵，就把小琳叫过来。小琳依依不舍地离开那些画册，走到妈妈身边，妈妈问她愿不愿意跟余老师学画画，她说愿意，妈妈说不可能每天来回送她，问她愿不愿意住在余老师家她也说愿意。于是说好回家收拾一下，过两天再来。临行前，余老师从一个书架上拿了一本薄薄的铅笔画册送给小琳。小琳高兴得不得了。过了几天，小琳就正式住进“天白画室”，开始了她的学习，至今已经四个多月。

TVB的“晚间新闻”都开播了朱敏还没回来，余老师叫小琳先去睡觉，明天早起要带她到郊外写生，小琳高高兴兴地去洗漱，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去了。小琳睡的房间本来是余老师的大儿子绍华的房间，里面除了一张床，一张书桌之外，摆放了好几个书架，满满都是书。绍华前年到美国去了，余老师就把这当作书房兼客房。余老师的小儿子叫绍辉，二十多岁，一贯无心向学，鼓捣机器倒是一把好手，中学毕业没参加高考，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修车行。余老师虽然身为教师，却认为当下的教育体制一无是处，孩子不上大学未准还能保留一点灵气，所以听之任之。但是，在教导小琳方面，余老师却是费了很大的心机，他从绘画的基础入手，渐渐启发小琳对文化学习的兴趣。绍辉对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小妹妹也很疼爱，时不时送她一些女孩子喜欢的小玩意，小琳有些什么事也肯对这个哥哥说。与常来余老师家中的师兄师姐的交流也使她逐渐敞开心扉，肯与人分享她的想法，人也开朗了很多。

看完了“晚间新闻”，余老师准备睡觉，刚把催眠用的光盘放进播放机里，就听得外间的开门关门声，他以为是小儿子回来了，于是步出卧室看一看，却是妻子朱敏，打了个招呼准备回卧室，朱敏却把他叫住，说有些事要问清楚。余老师一看这架势，知道这一番折腾肯定免不了，于是在沙发上坐下来，点上一根烟，隔着袅袅的烟气望着朱敏。朱敏还是坐到那张单人沙发上，把手袋一扔，开口问道：“说说吧，昨天怎么回事？”
“昨天怎么回事？你说的是什么事？”余老师一头雾水地反问。
“昨天一家三口，其乐融融，这么快就忘记了？”
余老师一听就全明白了，原来妻子在外头听了流言吃干醋。

小琳的妈妈叫做高虹，长得不算很漂亮，身材却是高挑丰满，加上多年的商场历练，举手投足之间自然流露出自信和干练。她能感受到余老师对小琳的特别关爱，也看到了女儿在余老师的教导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她心怀感激，每次来看女儿，她都要带上一些保健品和化妆品作礼物，化妆品自然是孝敬师娘的。说起来师娘朱敏的年纪比高虹也只不过大了几岁，年轻的时候也算是个漂亮人儿，只不过中年发福，又经常在工地上出入，疏于保养，高虹每次见了朱敏都会谈谈自己在这方面的体会并为她介绍合适的护肤品和化妆品，因此朱敏对高虹的印象相当好。

高虹通过介绍人口中得知，余老师的父亲是著名油画家余天白，早年在香港就很有名气，五十年代初响应号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把大儿子，如今的余老师送到国内著名的美术学院学习绘画。余老师在学院的学习成绩非常好，却在毕业分配前被同学揭发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面临被送去“劳改”的厄运。幸亏凭着余天白的社会地位以及相关人士的斡旋，余老师避过了“劳改”的处罚，被送回南方，但也同时失去了“分配工作”的机会。遭到如此打击的余老师心情憋屈无可避免，但也无可奈何。所幸的是可以在老父身边，接受老父和其他老画家的教导，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余老师现在住的这个院子，是余天白老先生当年回国时，由有关部门给安排的。据说当时为众多回国的各界知名人士安排生活是一项很有难度的工作，余老先生倒是不忌讳住在“坟场”内，老人家还说“得与革命先贤日夕相对，幸何如之！”于是有关部门把坟场内原有的建筑物翻修改造，把余老先生一家安置在内，一住就是几十年。原来的建筑是砖木结构的平房，余老先生和老伴先后去世之后，前些年才重建成如今的模样。

余老师被遣返南方之后，开头几年都没有工作，后来一家街道工厂吸纳他到厂里当“临时工”，干些写写画画的活，工钱没几个，时间倒也自由，余老师也就干得有滋有味。俗语说“有麝自然香”，余老师的绘画水平渐渐被更多人认可，于是有酒楼宾馆请余老师去给他们作画，街道工厂宣传科就成了余老师的经纪人。那时最流行的是在墙壁上画“伟大领袖”或者锦绣山河，高档一些的还会要求将画绘在专门的画布上，余老师就带着几个街道上的小兄弟当助手，每天到饭店宾馆去作画。“助手”负责用大刷子涂抹大面积的蓝天和草地或者如林的红旗，余老师再处理细节，每天吃香喝辣，滋润得很，剩下来的颜料就成了余老师的库存。有真懂行的宾馆负责人还请余老师画一些小画放到包间里，那就算是余老师的“私活”，收入不用上缴街道工厂。余老师步入中年的时候，他当年所牵涉的事件被重新处理，证实是子虚乌有的诬告，于是为余老师“平反”，并将毕业证书补发给他，市里一所颇有名气的中学还特聘他到学校里担任美术老师，朋友们向余老师道贺，他只淡淡地说：迟来的春天。

余老师教学生坚持“授艺育人”的宗旨，从来不肯敷衍从事。进入学校当老师之前，他已经私底下收过不少学生。早期的学生多是真心学艺，也真有几个有天分并且能坚持的。其中一个学生后来偷渡到了香港，打工挣生活费之余，从来没有停止过绘画。一次在海边写生的时候，被欧洲某国驻港文化参赞的夫人发现，后来为他申请了一笔助学金，送到他们国家的美术学院接受系统的美术教育，一时传为佳话。这位学生后来在该国首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到香港开画展的时候，给余老师发来一份请柬，上书：致我的启蒙老师。

余老师“咸鱼翻生”之后，也有一些慕名而来的家长送他们的子女来学绘画，余老师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只要时间上能安排，他都不会拒之门外。但是有些家长看着子女老是在画一些简单的素描就不耐烦，隔不久就把孩子的课停了，余老师也不以为意。余老师的一位老朋友是大学里的教授，也懂绘画，据此提醒余老师应该掌握家长心理，早早地教这些孩子画画苹果，画画小花，不要拘泥于打基础，余老师认为那是误人子弟，坚决不肯那样做。

随着接触的次数多了，加上对余老师的身世有了些了解，高虹渐渐对余老师产生出景仰的情愫，看余老师的眼神多了些内容。余老师以画家敏锐的眼光感觉出来了，与高虹接触的时候更为小心，对话也尽量简单浅白，为的是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就拿昨天来说吧，高虹接近中午的时候来，坐了一会就说要和余老师带小琳一起出去吃饭，余老师再三推辞，架不住小琳苦苦央求，于是就近找一家饭馆进餐。这是一家经营川菜和粤菜的餐馆，开了有些日子，余老师不时和自己的朋友或学生到这里就餐，一来离家近，二来他们的菜做得不错，价格也实惠。中午时分客人很多，余老师原想没有预约恐怕没有座，知客小姐却眼尖，马上和余老师打招呼并为他们安排餐桌。三人落座之后，高虹请余老师点菜，余老师没有什么提议，倒是小琳老实不客气，点的都是自己喜欢吃的菜。余老师与高虹看到逐渐开朗的小琳都从心底为她高兴。小琳边吃边讲话，有时协调得不好呛了喉，有时又会说话叽里咕噜，叫人听不清。余老师和高虹也不说她，只是带着微笑怜爱地看着她。忽然间听得一个大嗓门在他们头上炸响：“哎哟！我看见这一家三口其乐融融正羡慕着呢，没想到原来是余老师。”
三人抬头一看，一个身高体胖的大妈正目不转睛地看着高虹，脸上带着一种暧昧的笑。余老师连忙同她打招呼说：“杨主任也在这吃饭啊？小琳您是知道的，这是她的妈妈高虹，今天来看女儿。”
小琳把头一低，继续吃她的饭，高虹望向那位杨主任，轻轻点了一下头，停下了筷子回望着她。两人对望了一阵，杨主任首先收回了咄咄逼人的眼神说：“我们吃完了，不打搅了。”扭头和跟着她的几个人一起走了。
小琳满脸不屑地轻轻说了一声：“街八！”
声音虽小，高虹和余老师都听得真真，同时扭头望向杨主任的背影，生怕她也听见了。小琳看在眼里，撇了一下嘴，摇晃一下她的小脑瓜，什么也没说，两个大人尴尬地对望一眼，交换了一个无奈的笑容。

杨主任是“街道办事处”的主任，由普通办事员做到主任，服务街道数十年，真的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街道办事处”虽然与乡和镇的行政区分相类似，但并不具备政府机构的权力，然而“办事处”所管辖街道内居民的生、老、病、死以及治安都和这个办事处有关。办事处里列入公务员的人员不多，也就没有什么职称，街道上的居民把他们统统称为“街坊大姐”或“街坊同志”。 他们向居民传达上级指示，安排各项公共活动，是政府与市民之间的桥梁。他们也帮忙处理夫妻争斗、妇姑勃豀这类家庭纠纷，以期保障街道内的祥和气氛，确实也是一项功德。可惜个别“街坊大姐”素质不高，有意无意地把调解的个案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别人的家长里短就成了街坊邻里的八卦，于是有人就戏称“街坊大姐”为“街坊八婆”或“八公”，简称“街八”。

余老师深知妻子大兴问罪之师自然是听了杨主任加盐加醋的陈述，于是把事情的经过向朱敏详细说明，朱敏也觉得自己有点小题大作，满腔怒气渐渐消逝，嘴上却不肯认输，于是向余老师说：“大庭广众当然搞不出什么花样，不过你最好离她远点，我觉得她如今看你的眼神有点不对劲，会不会是看上你了？”
余老师笑说：“这话真够抬举我，不过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再说了，你不是一直都说她很关心你，饭前你还称赞她给你买的护肤品很有效吗？”
朱敏说：“一码归一码，反正你小心点。不跟你说了，我要试一试她这次带来的洗面奶。”
余老师一听这话，双手拍拍沙发站了起来，慢慢踱回卧室睡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