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前，李卫国风风火火地跑到宿舍里，一把拽住正在练字的张达文往外走，张达文摇摇头，放下手里的毛笔走出了宿舍，嘴里唠叨着：“什么事呀，毛里毛躁的？”
李卫国不搭理他，一直把他带到了村子东面的海堤，四面张望一番才开口：“坏了！王朝阳这小子把我俩出卖了！”
张达文吓了一跳：“这话怎么说？”
李卫国说：“刚才大头元偷听到分场治安员对六叔说，王朝阳到分场主动交代，上次春节回家探亲的时候说了一些恶毒攻击林副统帅的话，还说我们俩也在场。治安员叫六叔安排和我们俩谈话。”
二队的队长林群，是本地原住民，人很随和，大家都不叫他队长，只叫“六叔”。“大头元”是六叔的小儿子林日峰的外号，他喜欢接触知青们，经常到知青宿舍和他们聊天玩耍，与李卫国和张达文尤其要好。
见张达文半天不说话，李卫国若有所思地说：“他说的是不是那回把他爸和首长们的合照拿给我们看，然后发了一轮牢骚的事呢？”
张达文马上接口说：“有吗？我记得上次探亲我们根本没跟他一起玩。”
李卫国瞪大了眼睛望着张达文，过了片刻，一拍大腿说：“对呀，上次探亲我们还真没和他在一起，他怎么就赖上我们了呢，神经病！”
张达文说：“想明白了吗？赶紧回去吧，要不然六叔找不到我们不合适，”
两人赶紧往回走，李卫国放下心头大石，恢复了没心没肺的样子，沿途不停和遇到的大嫂大婶斗嘴说笑。回到宿舍，两人就等六叔来叫他们，可是等到饭堂开晚饭的钟声响起来都没有动静，也不见王朝阳回队里吃晚饭。两人不动声色到饭堂打了饭，各自默默吃了晚饭接着等。张达文比较沉得住气，吃了晚饭就拿起一本书来看，李卫国却坐不住，时不时踱到宿舍门外向队部方向张望。
八点半左右，队里的统计员到宿舍来通知李卫国到队部，李卫国望向张达文，张达文面无表情，向他轻轻点了一下头。队部里坐着队长六叔和分场治安员两个人，李卫国开口问道：“六叔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六叔点点头说：“坐吧，找你了解点事。你要实话实说哦。”
李卫国站直了身子，举起右手，拇指和小指交叠，中间三只手指向上，一挺胸膛，大声地说：“向毛主席保证，一定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六叔宽厚地笑了一下，示意他坐下。李卫国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来，双眼朝六叔和治安员的脸来回看。六叔说话一向慢条斯理，不紧不慢地张口问道：“你和达文、朝阳是同班同学，也住在同一个大院吧？”
“是的。”
“你们常在一起活动吗？”
“以前是，后来他越来越孤独，老是自言自语，不爱搭理人，我们也就疏远了。”
“上次春节探亲假，你们三个有一起活动吗？”
李卫国想了一会说：“好像没有，我先是随我妈回了一趟她的老家安徽，返回广州两三天就回来销假了。”
“真的没有在一起吗？”
“真的没有。”
“那好，你回去把达文叫过来，我们的谈话内容不要跟他说。”
“好的。”
张达文在队部门外看到总场“知青办公室”的邓大哥脚步匆匆地走过来，看来是迟到了，于是让他先进门。邓大哥是 62 年从广州来到农场的，据说嘴头和笔头都很了得，提拔到总场好几年了，一向受到场领导的器重。不过张达文这帮知青对邓大哥印象不怎么好，原因是当年邓大哥到学校里介绍这个农场的时候说了很多不尽不实的话。其中最大的一个笑话是，他对将要来这个农场的知青说农场离石岐市特别近，吃过晚饭，趿拉着一双拖鞋都能走得到！却原来下午乘上内河轮船，无风无浪也要第二天早上四五点才到得了。因此暗地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大炮邓”。 他这次在队里出现显示出总场领导对王朝阳这件事很重视，看来后果很严重，心里对“大头元”的通风报信又多了几分感激。如果不是事先有心理准备，自己都不一定有把握应付这次谈话。
张达文随着邓大哥走进队部，邓大哥先是和六叔耳语一番才坐了下来，六叔招呼张达文也坐下。六叔还没开始说话，邓大哥先问了一句：“达文最近在看什么书呢？”
张达文知道邓大哥是为了营造一种随意的气氛减低他的戒备，于是淡淡地回答：“最近在看‘反杜林论’。”
分场治安员凑到六叔耳边轻轻地问：“杜林伦是谁？”
六叔头也不回地说：“我也不知道。”
邓大哥和张达文相望一眼，都没说话。接着邓大哥对六叔说：“六叔，开始吧。”
六叔清理一下喉咙，望向张达文问：“你和卫国、朝阳是同班同学，也住在同一个大院是吗？”
张文达回答：“是的，我们是同班同学，也住在同一个大院。”
“上次春节探亲假，你们三个是不是也常常一起活动呢？”
“上个假期没有一起活动。”
“为什么呢？”
“去年下半年开始，朝阳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常常自言自语，问他有什么事他也不说。所以回城以后我和卫国都没有约他一起玩。不过，除了来回的路程一起之外，我和卫国也没多少机会在一起，一来他姥姥病了，他陪妈妈回家乡住了一阵，二来我父亲从干校回来了，我们一家人相聚的时间比较多。”
邓大哥接口问：“你父亲恢复工作啦？”
“是的。”
六叔看着邓大哥说：“我问完了，老邓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邓大哥说：“我也没什么要问的了，小张你先回去吧，今天的谈话不要向其他人说。”
“我知道了。”

回到宿舍，李卫国急忙迎着张达文问结果。张达文叫他先不要谈这个话题，过几天再说。第二天，第三天过去了，王朝阳一直没回到生产队。渐渐地有了一些传言，说王朝阳已经被押送县公安局等候发落，被关押的原因也是各有说法，全是“路边社消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王朝阳一直没有消息，除了和他一个宿舍的知青看到他那张空着的床铺偶尔会想起他之外，队里再没有谁惦记着他。

过了一段时间，分场治安员接到通知，到总场把王朝阳领了回来，随即召开了“宣判大会”。会上宣读了县公安局对王朝阳“恶毒攻击林副统帅”的反革命罪行的判决通知书。大意是王犯犯罪事实确凿，罪大恶极，鉴于该犯有自首认罪的行为，按照“坦白从宽”的政策定为“坏分子”，发回原单位由革命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宣判大会”之后，王朝阳返回生产队里，仍然住在知青宿舍，每天也和其他人一样按时作息，并没有什么额外的活计要他独力承担。他只是更为沉默，十天半月说不上一句话，连自言自语也少了。回到宿舍，要不倒头就睡，要不就是仰躺着，双眼瞪大了望着上铺的床板，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睡在他斜对过上铺的张达文，有一天看见昔日好友那张形容枯槁的脸，脑海里忽然冒出“忍看朋辈成新鬼”这句诗，却一个激灵，不敢再想下去。

后来，张达文考上大学回了城又出了国，李卫国也参军离开了农场。 三十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才知道王朝阳在一次台风抢险护堤的时候掉到水里淹死了，死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