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生命轨迹的设计，我在十六岁之前就有好几次的搬迁。随着搬家而来的自然就是转学。因此，估计我比其他同龄人有更多的同学。虽然大部分同学都已经从记忆中淡忘，唯独对一位同桌留有清晰的记忆。不过，每当想起这位同桌，伴随而来的总是淡淡的唏嘘和感慨。

说到这位同桌，先要说说我的某一次搬迁。话说我从海外回国的落脚处是广州，两年之后转到了更南方的一个海港城市。又过了两年，我的妈妈从海外回来看我，又把我带回了广州。回到广州以后，在我积极地和以前的玩伴重新建立起联络的同时，大人们就忙着把我再次纳入广州的户口系统。当我那曾经被删除的名字重新登记上我的监护人的户口本上之后，下一步就是办理转学手续。有一天，来了一位叔叔，说是要带我去办转学手续。那位叔叔我从来没有见过，妈妈也说以前并不认识，只知道他姓方。方叔叔领着妈妈和我到了一间中学，接待我们的是学校的校务主任和另外一位老师。那天是周末，学校里人不多。方叔叔把我们的来意向那位主任讲了一遍，又把我的转学文件和成绩表交了给他。主任不太认真地瞄了一下那些文件，马上打起了官腔。首先说本校是一所名校，对学生的要求很高，以我的成绩在该校学习恐怕很吃力，建议到别的学校看看等等。我知道自己有些科目成绩不错，但总体成绩也就是中上水平，于是觉得没什么希望，但是我无所谓。我心情轻松地打量着屋里的四个大人，校务主任一副守门员的表情，另一位老师平静得像一块木雕，估计是见惯了碰壁的家长和学生；我的妈妈神色凝重，只有方叔叔脸上一直带着微笑，波澜不惊。方叔叔听了主任的一番话，张嘴刚要说些什么，那位主任立马抛出一个重磅的炸弹。他说：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学校不接收插班生！听他这么一说，我马上收摄心神，准备走人。这时候，方叔叔低声地对我妈妈说让我们出去等一等，不要走远。妈妈带我走出办公室，在办公大楼的门廊等方叔叔。妈妈批评我没好好学习，如果成绩好一点，人家可能就收了。我心里想，人家说了不收插班生，成绩好怕也没戏。不过，我不敢顶撞妈妈。过了没多久，方叔叔从楼里出来，迎着妈妈询问的眼光说：“行了！下周一来办入学手续。”我好奇地问：“不是说不收插班生吗？”方叔叔笑着摸摸我的头说“小鬼，以后要好好学习哦。”我不知道方叔叔用了什么招，反正我就那样进到了这所号称“不收插班生”的“名校”学习，那时我念初二。

我一开始被安排和一个男生同桌，坐在靠窗一排的第三行。我这位同桌很活跃，在课堂上经常插话扮小丑。初来乍到，我很是规矩了一阵，渐渐地就故态复萌，开始在上课的时候看课外书。我这位同桌不爱看书，但爱玩，课桌的抽屉里有各种各样的玩物。他制作弹弓的时候，那种专注真像一个讲究的工匠。有时，他会在我们两人之间摆上一副象棋要我和他下。我们俩象棋的水平都不高，下起来互有输赢。有时被老师发现了，会把他的象棋没收，交到班主任那里。但是他总是能够很快就把象棋拿回来。这是一位很有趣的同桌，但不是本文的主角。

本文的主角是我后来的同桌，当时的班长，姓黄，一个有点故事的女孩子。班上的同学告诉我，这位女班长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了美国，把她寄养在一个亲戚家里。在她初中一年级的寒假，她的父母到了香港，托人给她带信，说是已经给她办好了到美国团聚的入境手续。她只要申请到了香港，她的父母就会带她一起回美国。当时我们学校也有部分同学的父母在香港，他们也经常到香港探亲，手续并不是特别麻烦。申请去香港先要通过学校的保卫科，也要知会班主任。这个小女孩在与父母分隔这么多年以后，对于去还是不去美国很是拿不定主意，于是向班主任汇报这件事。我们的班主任马上给她做思想工作，打消了她到美国去的念头。女孩的父母退而求其次，要求女孩到香港见一见阔别多年的父母。女孩有点心动，班主任又对她分析说香港千万去不得，那是一个充满罪恶的资本主义世界，一旦她的双足踏上了那块土地就再也回不来了！在与万恶的美帝国主义进行的这一场争夺年轻人的斗争中，我们的班主任大获全胜，在政治正确方面得了很高分。而我们这位女班长要在二十多年后才能见到她那垂垂老矣的双亲。

经历了“拒绝去美国”事件的女班长，赢得了学校以及相关部门的嘉许，也被校方树为榜样。但在我的眼中，这个女孩没有一点榜样的风采。她相貌不出众，寡言木纳，主观意志不强，横看竖看都像旧社会里一个满腹心事的小媳妇。不过，她心地善良，憨厚，而且热爱劳动。我深知班主任把女班长安排与我同桌的目的，但是，这样的安排注定毫无效果。和班长同桌，上课下象棋的机会自然不会有，于是我上课时的“副修”除了看课外书之外，添加了练腿的项目。当时，一位同学找来一本“军体院”的训练大纲，我们好几个就拣了“足球”这一项来练。大多数同学都是下了课才练，我却是看一会小说，练一会腿肌，忙得不可开交。我按照训练大纲找来一对哑铃，背部紧靠在椅背上，每只脚腕上放一只哑铃然后向前伸直，与身体成九十度角，尽可能地撑到支持不住为止。每当我进行“副修”项目，女班长总会规劝我，我基本上不搭理她。这女班长有一样好，就是从来不打小报告。冲着她不打小报告这一点，有时我也消停一会，让她有点成就感。

有一次，我在上课期间看小说，女班长劝了我好几回我都不理她。下课铃一响，我把小说一卷，塞到抽屉里就跑出去玩。下一节课却找不到先前看的那本小说。我以为掉在地上，前后左右看了一遍都没有。我嘴里骂骂咧咧，从抽屉里又拉出一本小说，把充当书签的小纸条换个位接着看。同时我偷偷地瞄向班长，发现她傻了眼，我心中暗暗发笑。上午的四节课上完，午休之前，女班长把书还给我，对我说：“上课看课外书不好。”我说：“就知道是你，没想到我有替补的吧？”其实，我们这位大班长观察能力太差，稍加留意，她不会不知道我是经常同时看两到三本小说的。

和女班长同桌了一个学期，我的同桌换了，也是一位班干部 。这是一位男同学，父亲是省政府的一位中层干部。这位同学的学习成绩非常好，但从来不得罪人，所以我和他相安无事。但是在这个学期发生了“选举风波”，牵涉到前面说的女班长。

该学期开课没多久，班主任让我们“选”班干部，准确地说是把她所圈定的班干部作一个分工。班主任把已经圈定的班干部名单发给同学们，名单上分别有“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劳动委员”等职务栏空着，由同学们打勾，根据勾勾的数量决定该同学的职务。“选举”结果出来了，班主任很不高兴。她对同学们说：“由于有些同学没有严肃认真地对待选举，所以选举结果无效。”
她要求大家再认真作考虑，选出真正符合要求的班干部。同学们听了都懵了，不知道错在哪里。其实，大家基本上按照上一届的班干部职务打的勾勾，所以各个职位都基本上照旧。老师训话完毕，当天晚上放学以后就召集了一帮平常比较听话的同学去开会。会后有一位同学向我透露，班主任的原意是想把上一届那位姓黄的女班长换下来，捧另外一位姓孟的女同学当班长。这位孟同学出身干部家庭，原来是学习委员，平常很听老师的话。据说在“选举”前班主任就已经跟部分同学打了招呼，可能打招呼的范围不够广，结果出了偏差。我听了直乐，那位孟同学相貌不错，学习成绩也很好，不过一天到晚板着一张小脸，对所有同学都是冷冷的，自然不招人喜欢。加上当时玩的是“不记名投票”，说不定有些听了“打招呼”的同学阳奉阴违，没有把票投给孟同学，所以她的得票率不够高。

平心而论，不管谁当班长，都不过是班主任手下的一只小卒，不会有什么作为，但是却可以满足少年的虚荣心。对于这次“换马”行动我和几位比较谈得来的同学做了一些分析。我们一致认为，班主任向来倚重那些干部子女，姓黄的女同学父母在国外，无权无势，以前让她当班长无非是班主任对自己一手扶起来的“榜样”的犒赏，如今时过境迁，班主任找了一个新目标，无奈同学们对班主任的意图领会得不够深刻，难怪班主任老大不高兴。据参加了“打招呼会”的那位同学说，会上要求每一位与会者都要把选孟同学这个意思转达给可靠的同学，但不能说是老师的意思。

第二天，“选举”的闹剧重新上演。投票之前，班主任语重心长地作了讲话。她的讲话刚结束，叫值日的同学发“选票”的时候，我举手要求发言。班主任满怀戒心地看着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从座位上站起来说：“刚才老师把这次选举的重大意义讲得很清楚，我深深感到责任重大。不过，我怕我们还是没有能力自己做决定，要不还是由老师说谁该担任什么职务吧。要不我们选得不好，您又该生气了。”

班主任的肤色本来就偏黑，听了我的话脸更黑了三分。她指着我说：“你不要捣乱！同学们都是有觉悟的，知道该怎么做。你不想选的话可以走。”

我一听她这话，二话不说就走出了教室。“选举”按照班主任的意思进行，结果也完全实现了她的安排。

同学们都很替我担心，怕我要有什么大祸临头。但过了一段时间没事发生，大家慢慢地也就忘记了这件事。有一个周末，那位姓黄的前班长（改选之后当了“劳动委员”），在操场把我拦住，对我说：“你以后不要和老师顶撞，那样对你不好。”我不耐烦地挥挥手，转身就跑下了球场。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我明白了她为什么对我说那番话。不过，我一点不后悔。

离开学校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再次见到那位姓黄的女同学，我的同桌。那时我已经在香港生活多年。有一天接到一位同学的电话，说“老班长”回国探亲完毕，将取道香港回她的侨居地，几个在港的同学准备聚一聚，问我要不要参加。我依约到了酒楼，看到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百感交集。岁月在她的脸上所刻下的痕迹比座上所有人的都深。她仍然是憨憨的笑，话语不多。根据她的叙述，我才知道她最终没有去美国，嫁到了南美洲的一个国家。我很想问她，兜兜转转绕了一个那么大的圈才出去，会不会有些后悔？但直到聚会完毕，始终开不了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