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壶里的茶色渐淡，王仁美叫服务员小梅加点茶叶，又加了两个下酒的小菜，小梅乐呵呵地去下单，然后急匆匆地返回包厢。这时，坐在王仁美正对面的“牯仔”对她说：“大家姐！文仔要的软件我已经找到，不过今天没带来，明天再上你们家和他一块弄。”
王仁美笑着说：“好呀！文仔刚才还叫我一定要问问你这件事呢。”
文仔是仁美和国栋的儿子，二十多岁了，喜欢鼓捣电脑，认识妈妈的农友“牯仔叔叔”之后，由于两人的共同爱好，渐渐成了好朋友。在学校里，“牯仔”念初中三年级的时候，王仁美比他高三届，是“牯仔”他们班的“辅导员”，两人一起下乡，去了同一个农场。刚到农场，“牯仔”还是习惯把王仁美叫做“辅导员”，近年在农友聚会上却改口叫“大家姐”。广州人对比自己年长女性的称呼有“大姐”、“大嫂”、“大婶”等，“大家姐”则是对亲姐姐或者有特殊地位的女性的称谓。“牯仔”开了头，其他初中毕业下乡的农友也纷纷仿效，王仁美不知不觉间就成了“众人大家姐”。

“牯仔”的大号是赵幼章，当年念“初三一班”，是班上的活宝，也是班主任魏老师的一个心病。魏老师教政治课，还是学校的团总支副书记。魏老师是一位军眷，丈夫是一位海军低级军官，常驻青岛，因此魏老师就住在学校里。每天晚饭后，晚自习前，经常能看到魏老师带着几个女学生在校园里散步谈话。魏老师身体不太好，天气稍凉就会穿上她那件暗红底色，带黑色细格子的绒毛衫，绒毛衫左肘部分破了一个口子，当魏老师挥动手臂的时候，一个布片小三角就轻轻飘扬。这个布片小三角在校园里飘了有好几个月，凸显了魏老师的朴素，也说明了魏老师很忙。但是，赵幼章对于这件事却有不同的见解，他说：“在校园里少转一圈， 别说一个口子，一件新衣服都缝起来了。”这话传到魏老师耳朵里当然很不是味道，但老师修养好，也不与他计较。
他住在学校附近一处没有经过规划的民居，母亲是一个体力劳动者，父亲没有工作，每天推着一辆木头车售卖豆腐花和煮玉米。根据知情者说，赵幼章的父亲原来住在粤北山区的一条小村，那个地方是国共内战时期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队伍你来我走，你走我来。由于读过几年书，为人又热心，幼章的父亲曾经当过一阵子“甲长”。这“甲长”原是国民党地方政府所封，国民党败退之后，共产党来了，召集村民开会等琐事仍然由他张罗。后来他离开乡里，到了广州谋生并娶妻生子。对于自己的“历史问题”，幼章的父亲一直很有信心，总认为即使不能定位于“革命干部”，总归不会是“国民党残渣余孽”。赵家妈妈是一个北方女人，身强体壮，大大咧咧，没有什么文化，只关心孩子们能不能吃饱，其他都不太在意。幼章的姐姐从小就懂事，为母亲分担了大部分家务，幼章和弟弟就像放养的羊羔，自由自在还不用担心被狼叼走。因为自由散漫惯了，幼章对于学习不太认真，是一个典型的“中游分子”，那时他们学校还在沿用“五分制”，一些不思上进的家伙就编了一段顺口溜：三分好，三分好，不摸黑，不起早，不留级，不补考。赵幼章就是一个坚定的“三分好”信徒，因此毫无悬念地没能升上高中。

魏老师在学校里是一个标兵式的人物，时常有一些创新的举动引来校领导和教育局的关注。譬如很多班级都会有的“壁报”，不管是定期或不定期，发布的位置基本上都是在课室后墙上。魏老师却别出心裁，除了原有的“壁报”，要求星期一、三、五早自习之前，加出一期“黑板报”，上课之前就擦掉。这一来，把班上的几个“编委”折腾了好一阵。幸亏出了没多少个星期，因为一件牵涉到班干部的事件，魏老师把这项活动停了下来“整顿”，之后就再也没有恢复。有一个学期，魏老师在班上设立了“值日生日记”，因此那段时间的“值日生”除了打扫卫生，喊“起立！”、“坐下！”之外，多了一项“写日记”的工作。根据魏老师的指示，“值日生日记”要记录下班上当天的好人好事和违规犯禁的人和事。赵幼章学习不怎么样，其他方面却很活跃,尤其上课的时候喜欢插嘴。某一次上地理课，老师讲到内蒙二连浩特与苏联之间的一条铁路还没修完，由于苏联“变修”了，现在修不下去。老师还没说完，他就大喊一声：“炸 X 了它！”令全班哄然大笑，他则得意洋洋。还有一次，学校组织到“东山电影院”看电影《南海潮》，由于看完要写“观后感”，大家都看得很认真。当城里来的少奶奶的高跟鞋鞋跟被石板阶梯卡断之后，走在后面那位管家弯腰把鞋跟捡了起来。同学们看到少奶奶的狼狈相已经在窃窃地笑，这时赵幼章又一次表现出他的机智，他扯直了嗓门说：“操！要拿到收购站去么？”这话一出，全场高、初中的男女同学齐声大笑，笑了好长时间，惹得各班级的老师一阵忙乱。

由于赵幼章的这种性格特质，几乎每天的“值日生日记”里都有他的违规记录，班主任也不知道找他谈了多少次话。谈过话之后能好几天，过一阵就故态复萌，由于所犯的又不是什么大错，不好给记过处分，班主任对他简直是无法可施。那一天，轮到赵幼章当值日生，当他接过“值日生日记”本的时候，偷偷地笑了，嘴里喃喃有词：“这回你们还不死！”
邻座问他：“你想干什么？”
他嘿嘿一笑地回答：“到时候你就知道。”
他很轻快地打扫了课室，擦干净了黑板，连喊“起立！”都声音洪亮，精神饱满。他的邻座就臭他：“你小子真是小人得志的鸟样！”
他回了一句：“人逢喜事精神爽！”
他的个子在班里头几乎最矮，所以位子在第一排的最左边。那一天上下午几节课，他出奇的安静，没有插嘴，也没有搞什么小动作。整天半歪着身子不停地观察全班同学，然后在本子上写“日记”。邻座想偷看一眼他写了些什么，他连忙用手捂住不让看。课间休息的时候，他把日记本带出课室，紧紧攥在手里，丝毫不松懈。当天最后一节课完毕，他按规定把日记本交给班长，班长打开一看顿时傻了眼，赶紧向班主任报告。班主任看了那天的日记，让班长马上把赵幼章找来，班长找了一通没找到，向班主任报告说赵幼章已经回家了。
第二天早课前，魏老师拿着那本“值日生日记”向全班同学痛数赵幼章“恶意报复”的罪状，原来前一天的“日记”上记的都是班干部和一些积极分子上课时候的“交头接耳”啦、“精神不集中”啦、“搞小动作”等等。魏老师问赵幼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记的都是事实，不信问问他们自己。”
老师问：“为什么你要作针对性的记录，别的同学就没有犯规行为吗？”
他说：“我不知道什么叫作针对性，我只记录所看到的。”
老师气得脸色发紫，把本子甩在讲台上就走了。有胆子大的同学就去把本子拿来看，看了忍不住大笑。班长赶紧把本子从那同学手里取回来，到“教研室”向魏老师请示要不要把本子交给当天的值日生？
魏老师说：“把本子给我，这是要作为证据的。今天先不记了，等我准备好了新本子再重新开始。”
然而，新本子一直没发下来，“值日生日记”这桩新生事物就那样被赵幼章搅黄了。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