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仔”在他们这帮人之中算是最倒霉的一个，几年之间偷渡了五次都被抓回农场，直到第六次才成功到了香港。其实，偷渡这条路确实不容易走，像田鹏他们三个人一次成功的例子并不多，就拿他们之中的先行者黄德懋来说，也要到了第三次才能抵达目的地。第二次偷渡失败之后，“星君”一样在“收容所”里呆了一段日子。回到农场之后，从二队被调到了一队，他规规矩矩地在农场度过了秋冬两季，过年也没有回广州。那年的冬天特别干旱，开春以后却是阴雨绵绵还很冷。每年春耕之前，分场总要举行一次动员大会，为打好春耕一仗鼓干劲、表决心。那天晚上，又是一年春播的前夜，各队职工集中在分场开“动员大会”。散会之前，“星君”把同队信得过的一位知青拉到一边，对他说：“散会以后我就会‘起锚’。来开会之前我已经把蚊帐放了下来，如果有人发觉我不在宿舍的话，请你帮我打掩护。”
“今天晚上？气温很低哦。”
“不怕，我准备了花旗参，估计顶得住。”
“那好，一路小心，到了以后给个信。”
“一定。”

人们事后分析，黄德懋走上逃港这条路似乎是一种宿命。他的爷爷信奉“实业救国”，把太爷爷留下的田产房舍统统变卖一光，全家从乡下搬到省城广州，在广州办工厂。新中国成立之初，爷爷极力拥护“公私合营”，把几家工厂都折让给政府，赢得个“开明人士”的美誉。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爷爷开始有些后悔和抱怨，但是也无可奈何，渐渐落下了一身病，在“星君”进小学那一年就去世了。“星君”的父亲原来帮助爷爷管理工厂，“公私合营”之后，虽然还挂着参与管理之名，实际上没有什么发言权，还被要求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虽然每年能够领得一定数额的“定息”，但比起原先自营所得却是“水瓜打狗 - 唔见一橛”（粤谚，比喻持水瓜来打狗，由于水瓜甚脆，必定折断。）加上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有钱也买不到东西，黄德懋的父亲在几个乡亲的游说之下，和他们一起偷渡到了香港。

后来的日子里，黄德懋偶尔会回想起那个首次踏足香港的凌晨，他激动地抱住自己的女朋友阿萍，在她的耳边不停地说：“还是你的决定对！”
阿萍是和他妹妹一起下乡的同学，她们两人去的也是国营农场，离德懋去的农场不远，德懋在农场的时候经常去看妹妹，逐渐和阿萍建立起男女朋友的关系。妹妹和阿萍起初并没有外逃的意愿，在农场呆了几年之后，对前途感到很渺茫，也就萌发了为改变自己命运放手一搏的心思，于是三人一起研究下水的地点和时间。黄德懋最初极力反对选择春初启程，他认为那段时间水温较低，容易引发抽筋等意外，倾向于等较为温暖的时节才动身。阿萍却分析趁着“春耕”出发的好处：由于“春耕”是当时工作的重心，对于边防的防范相对就会放松，只要准备得充分，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可以减到最低。三人最后还是决定就选“春耕”前一天“起锚”。
黄德懋为自己找到掩护之后，没等“动员大会”结束就悄悄离开了分场。为了避免路途中被盘查，所有已经准备好的物资由妹妹和阿萍携带，然后三人在约定的会合地点集合再出发。阿萍的判断非常准确，在那个月微型星稀的夜晚，下水之前的路上都没有碰到民兵巡逻队，加上天气寒冷，估计狗只都躲到屋里去了，连狗吠也听不到一声。他们三人无惊无险地登陆香港，换上密封在塑料袋里的干净衣物之后，按图索骥找到了最近的警察局。当时香港警方对“偷渡客”一概热情接待，至于“政治部”盘查问话则是后来的事。
“反斗星君”他们三个人是幸运的，因为有德懋兄妹的父亲。这位长辈到达香港以后，凭着原来的社会关系和经营工厂的经验，很快就发展起自己的事业。人们常说香港是一个“机会之都”却也是一个纸醉金迷的“销金窝”。和黄先生一起偷渡的同乡，就有人经不起诱惑，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花费在声色犬马之上，几年之后仍然一事无成。黄先生却没有一刻忘却他的发妻和孩子，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每月按时汇款回家之外还不停地寄去各样物资。德懋白天在父亲的公司工作，晚上念“理工学院”的校外课程，学的是与父亲业务相关的专业，为后来接手父亲的业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今也算是事业有成。

黄德懋听到罗伟东叫他的外号，把夹在筷子上的“蚝油鸭掌”放到小碗中，望向罗伟东问：“你刚才说什么？”
罗伟东说：“想问一问你们这些有钱人时下喜欢什么运动？”
“反斗星君”望一眼身边的妻子阿萍说：“没想到我们竟然变成了有钱人哈？”
阿萍笑了一笑，没说话。阿萍虽然去的是另外一个农场，由于同为知青自然有一种亲切感，另一方面她经常陪黄德懋出席聚会，还参加过他们的“还乡团”回农场，所以和他们都很熟。黄德懋一本正经地清了一下嗓子，又喝了一口水才慢慢地说：“你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因为我并不是什么有钱人，用一句国内的话来说，最多也就是步入小康而已。”

大家都知道，这是他的谦虚。自从父亲退休之后，黄德懋凭着父亲打下的根基加上自己的新思维把公司业务作了调整，除了把公司的道路基础工程做大做活，个人还在楼宇买卖方面进行策略性投资，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有一点最为人称道的是，无论是初到香港的时候还是如今身家丰厚，他对农友们的态度一直都是那么真诚。香港的朋友们都记得，当年大家都还年轻，经常在假日相约一起活动。有一个星期天，约好了去长洲烧烤，集合地点是湾仔的“港外线码头”，离开船时间越来越近，就差“反斗星君”一个人。那时还没有手提电话，传呼机也还没有面市，大家只有干等。忽然一辆摩托车停在他们身边，驾驶者摘下头盔，原来是黄德懋。只见他因为长期户外工作晒得很黑的脸上泛着一层惨白色，双眼无神，大家忙问什么事。他说，早上起来肚子就不舒服，厕所跑了四、五趟，吃了药稍微好一些，觉得还是不适宜外游，想要通知大家却都已经出了门，只好赶来报告一下，以免大家久等误了船。后来黄德懋的生意越做越大，应酬也多，但是对于农友们的聚会仍然认真对待，只要安排得过来他都会尽量参加。有时吃吃喝喝之余，朋友们也会“手谈”一番，胜负只在几百元之间，而他平常与同行或客户间的“切磋”动辄上万。曾经有人问他这样的注码会不会嫌小？他说朋友之间这样的“卫生麻将”最好，既联络了感情，分出了高下还不伤和气。

金斯民对他的回答很不满意，说了一句：“过分的谦虚等于虚伪，这是我们上学的时候所学到的，以你今时今日的财富地位，说这话是不是有点假？”
黄德懋说：“没有没有，在座诸位既有退休金可拿，又有医疗保障，和我们这些像在转轮上不停奔跑，不敢停步的小白鼠比起来，实在是各有所得呀。”
两人对话之间，包厢的门被迎宾的小姐轻轻推开，走进来一位小个子。他一进门就拱手为礼，口中还念念有词：“对不起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小弟来迟了。”
话音刚落，引来一片笑骂声，王仁美笑着，让服务员小梅把靠墙摆放的椅子拿一张过来放在自己身边，招呼来人入座。小个子急忙坐下来，用手轮番指着座上各人说：“还是大家姐疼我，你们都不是好人。”
小梅被这位大叔的言辞举动逗得直想笑，又怕失了礼数，急忙走出包厢到走廊上缓一缓。包厢里因为小个子的到来，掀起了一番新的闹腾。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