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乡客按：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杨曦光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那个时代众多的年轻人，即使没有真正读过他的《中国向何处去》，也必定听说过这篇“反动文章”， 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却是一个年仅 18 岁的年轻人！然后关于他入狱、狱中自学、释放、出国、成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等等传闻一直在流传。当年并没有互联网，资讯的传递不如现今方便快捷，但是我也不时在香港的报章杂志读到已经改名为“杨小凯”这位学者关于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章。2004 年的 7 月 7 日，年仅 56 岁的杨小凯溘然离世，引来一片唏嘘。今天是杨先生的十年忌辰，转发“凤凰财经网”的纪念文章，以表我的缅怀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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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十周年祭：“造反派”的启蒙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最好的纪念，或是斯人离世十年，而他当年抛出的问题仍有思考价值和争论空间，垂范也好，批驳也罢，愿杨小凯的文章得以传世。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杨小凯已辞世十年，学界近日也以学术讨论的方式延续追思。
无论是他的生活经历，还是思想演进都充满了矛盾与冲撞，颠覆与新生。
7月5日，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主办纪念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到场的除了他的妻子、还有昔日同窗、学生和学术伙伴们，大家不无嬉笑地聊着他的稀松平常。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而这两个名字却代表了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17岁的杨曦光在湖南长沙一中高中部读书。父亲杨第辅官至湖南省政协主席，母亲陈素曾担任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后任湖南省总工会副主席。文革爆发后，他的父母被双双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及至1968年，他的一篇《中国向何处去》，像一把匕首，尖厉地刺向权力中心，他因而被贴上“造反派”的标签入狱十年。
1978年后，他选择亲手将“曦光”与那段峥嵘岁月一同埋葬，启用乳名小凯，而后经年累月，独辟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
妻子吴小娟回忆起1979年在湖南邵阳新华印刷二厂与杨小凯的初识，忍俊不禁。“那时我们在同一个车间工作，我排字，他校对。他老是找我的麻烦，问我一天到晚想什么怎么犯那么多排字错误。我心想，管你什么事。”十年铁窗显然并未磨掉杨小凯为人处事的标准和态度，这点吸引了吴小娟，两年后，二人喜结连理。
他对待学术的认真程度近乎拼命。与他共事过的黄有光教授近日撰文道，“小凯是个工作狂。我们的秘书曾经说，小凯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7天。为了他的健康和家庭，我曾经多次劝他减少工作。但他说，有时候（其实是常常）很难停。我说，有什么难停，你就停嘛！小凯写过一本六七百页的书（2001年发表），是用七个月写完的。我写一本二三百页的书，却要用好几年。”
有熟悉他的朋友说，杨小凯被裹挟在经济的宏大叙事中，那个时候会觉得国家和社会都是自己的，这类想法是后辈身上没有的。
20年前，杨小凯到上海看到浦东开发，高楼林立，他那时就开始怀疑，国有企业主导的模式可能存在很大的问题。他当时写道，“政府又做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个模式可能持续不下去。”他当时提出整体社会效益的计算问题，指摘国有企业没创新能力支撑不下去。
他从那时开始写的百年中国经济史读书笔记，回溯了过去中国经历哪些变革的道路。
“一条是近的老路，一条是所谓的斜路。过去老路有过机会，但被忽视了。而斜路，所谓宪政改革，他花了很多心思在斜路上研究。他在哈佛的两年，读了六本历史图书，他关注的不是把民主体制复制到中国，他更强调‘共和’和‘权力制衡’，两个魔鬼的竞争可能比一个天使更好。他不停留在制衡层面，他想到，背后应该有经济基础来支撑政治上的制衡原则。”他的友人张居衍向澎湃新闻解释说。
他认为，必须有私有经济导致个人自由的经济保障，对私有经济的研究，他研究了土地私有化，比如英国圈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发现分为市场自发的协议圈地和国会主导圈地。这就产生了矛盾，他强调市场创新和规则，政府的主导作用如何同这个契合起来？后来他就开始研究思想市场，意识形态和宗教对当时政府主导人员的影响。
他似乎不断同自己对抗，而在这种对抗中，他逐渐发现了生命中更不可或缺的力量。
朋友们在追思会上提及后期的杨小凯，却无一例外地用了“平和”这个词，而这与早年言辞犀利的“造反派”形象构成鲜明反差。
而吴小娟把此归之为他信仰基督后的宽容。她说到了杨小凯信仰基督的三个时间节点，1968年，杨小凯第一次接触基督徒是一位监狱里的狱友，被狱友们无视甚至排挤的基督徒无怨无悔地替他们祷告，打扫，这让杨小凯颇为感动。1999年，他们的女儿得了脑瘤，他日复一日去教堂祷告，女儿奇迹般康复。2002年，杨小凯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后受洗信基督。
几乎穷尽半生钻研的经济学，以及一贯信仰的科学似乎并未成为疲惫灵魂的最后稻草。
早期杨小凯几乎以透支身体的方式进行“攸关性”学术研究，他的学生曲祉宁说，“老师常让我闭起眼睛想想学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信，是不是有意义，对社会有作用。”
他并未强求子女们研究经济学，长女学习神学，次子研读心理学，而幼子则修工程学。
他面对经济学，也从狂狷慢慢过渡为谦卑。
2001年，在他最后奋力工作的日子里，他认为他对经济学的贡献“大致类似哥白尼与开普勒”对天文学的贡献。“把专业化与分工的问题放回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我们就能在一个单一的涵盖式的框架之内，解释与预测像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以及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
临近生命的终点，有一天他在散步时对学生说，“可能上帝让我早点离开是有道理的，这样年轻人才能更快地冒出来，把更多机会留给年轻人。”
他最后的遗憾可能是没有看到自己的《牛鬼蛇神录》在大陆出版，而靠个人维护的“超边际经济学”的网站如今已无法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