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个弹丸之地，也是一个由历史事件赋予其特殊地位的地方。就是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在不同历史时期，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香港都以它的独特方式显示出对祖国人民的支持。毋庸讳言，香港对于中国的经济作用已经日渐消减，原因有外围因素也有香港本身的局限。最近，发生在香港的“占中”行动再一次吸引了世界的眼球，也引来了总多不同的解读。对于这次港人争取“真普选”的行动和方式，保持客观、冷静分析的声音不少，报以挖苦、嘲讽的也不在少数。其实，有些人对于香港人的追求并不理解，习惯于简单化和标签化，最常用的标签就是“洋奴”，“被殖民心态”，“失落”和“不能接受失败的现实”等等。我在香港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决不否认有些港人会怀有上述的情意结，但绝对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我觉得，香港人最不满的不过是没有了“自由”，哪怕只是“呐喊”的自由。2012 年，香港人反对“国民教育”的时候，不少大陆朋友也是很不理解，我在别的网站发过一篇博文“香港人问什么说不”，现在看来还是有参考价值，于是在此重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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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为什么说“不”
香港政府与市民之间关于推行“国民教育”的争议由于政府方面作出让步暂时平息。政府方面的让步概括下来是：“政府决定修改有关国民教育科的政策”；“我们决定加入，以专业的判断来决定如何处理，”；“教育归教育，大学团体还有学校可以自行决定接受开展德育以及国民教育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独立成科，还可以自行决定科目的方式以及时间。”；“新的政策之下，不存在三年后必须推行此科所谓的死限。”等等（引号内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西本文发布会上的原话）

对于香港人如此激烈地反对“国民教育”，很多生活在大陆的朋友很不理解，包括一些“文化人”。他们认为“国民教育”哪个国家都有，为什么要反对呢？更有些人冷嘲热讽，认为香港人接受大陆优惠政策时的嘴脸和接受教育时的嘴脸大相径庭。出现这种互相不理解的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彼此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为什么说“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政策具有前瞻性呢？因为这个政策考虑到两种不同制度下生活的人群会有很多不同之处，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虽然我从来不相信“50年不变”具有现实上的可能性，但是我还是赞赏这样的思路，如果它不是一种“权宜之计”的话。

前不久，在一次茶聚中有两位 80 后的年轻人跟我讨论过香港人反对“国民教育”这个话题，我把那次对话整理成文字，希望为朋友们提供另外一个角度的视点。那两位年轻人出生于 80 年代中，在新西兰念大学，学的是电脑专业，毕业后都找到了对口的工作，已经工作了两年以上。其中一位有时会看看文化历史类的书籍，另外一位则是基本上只看电脑专业的书籍，但都乐于和我聊一聊历史和时事。

对于他们提到的问题，我首先这样反问：“你们认为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
小李说：“是为了加强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吧。”
我问：“你们凭什么认为香港人对国家民族没有认同感呢？”
小张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外国殖民统治，国家民族意识淡薄也是有的。”
我说：“这是一种没有依据的推论，也就是人们说的‘想当然耳’。接下来我会把自己所知道的一些历史事实与你们分享，然后你们自己再做判断。”

“省港”这个词指的是“省城广州”和香港两地。从这个词不难看到香港和内地那种骨肉相连的关系。
【1856年10月，在广州黄埔港内，中国军队到中国的“亚罗”号船上抓捕中国海盗，本来与英国人没有任何关系。然而，英国人却借口“亚罗”号在香港注过册，声称清军上船抓人侵犯了英国的利益。10月23日，英国派军舰攻打广州，正式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香港同胞闻讯后，个个义愤填膺。为了抵制英国人的侵略行径，香港街头贴出了号召中国同胞离开香港，不运粮食、蔬菜到香港的告示；在邻近香港的地方，也出现了禁止中国人往香港去、不卖任何食品给外国人的告示。香港同胞纷纷返回内地，用自己的满腔热血，抗议英国侵略者的暴行。
面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残酷统治，香港同胞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1856年11月21日，香港发生华商总罢市就是其中一例。（中国青年网：不懈的斗争——香港人民反抗英国殖民者）】
1899年3月28日，屏山等地贴出了抗英揭帖：“吾等痛恨英夷，彼等即将入我界内，夺我土地，贻患无穷。大难临头，吾等夙夜匪安。民众对此实为不满，决心抗拒此等夷人。然武器不精，决不能抗敌。是以吾人选定练兵场，集合全体爱国志士，荷枪实弹演练……”
1899年4月17日，是英国拟定正式接管“新界”的日子。这一天，数千愤怒的民众，手持火枪、大刀和长矛，冲向大埔的英军营地，并用土炮轰击英军。这时，早有准备的英军军舰立即朝岸上开炮，接着大批英军蜂拥登岸，朝民众展开残酷的攻击。“新界”民众英勇抵抗，在杀伤大量英兵后撤退，最后终因武器落后，寡不敌众，被英军血腥镇压下去。
【一八九九年四月初，当时九龙半岛尚未交接，英军就侵入大埔墟，搭棚驻扎，意欲强行接管，愤怒的群众当即捣毁“棚席”，迫使侵略者全部撤退。】（宋佩华：近代香港人民反对英国侵占我国领土的斗争）

1919年5月，当内地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香港同胞也群起响应。他们涌到日本人开的商店前示威，高呼抵制日货。华商同业会纷纷集会，决议提倡国货，不卖日货。在中环警察署附近，一些中小学的学生将家里的日货搬来当众烧毁。皇仁书院等学校的学生还发起成立了全港学生会，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不少高年级的学生，节衣缩食，捐款办起了夜校，教工人群众和贫苦儿童认字，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香港的工人运动开始兴起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1920年到1921年，在几个月的时间内，香港先后涌现出了100多个新工会组织，继而成为香港同胞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主流。1920年4月，近万名机器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反对外国资本家随意解雇工人。在广州工人的支持下，罢工取得了胜利，港英当局被迫答应罢工工人的要求，同意提高工资30％左右。这次罢工胜利后，又陆续爆发了木工、泥水工、家具工人的罢工和海军船坞工人、电车工人的罢工。工人一次又一次地举行罢工，引起了殖民统治者的恐慌。
1922年1月22日，由香港海员工会领导的的大罷工開始，大罷工歷時56天，至3月8日結束。海員罷工完結之後，港督司徒拔向英國殖民地部報告：“海員罷工不單純是一場經濟邉樱�而是一場政治邉印！�
1925年6月19日为了支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广州和香港爆发了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此次罢工历时1年零4个月，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这次大罢工有效的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经济的统治，并且让广州的金融得到了保障。（不懈的斗争—香港人民反抗英国殖民者）

听到这里，小李说：“这样看来，香港人并不是顺民哦。”
我说：“这是接近100 年之前的事，让我们再来看看近代的史实吧。”

1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军进攻香港，在进行了１８天的抵抗后，１２月２５日，驻港英军投降，香港沦陷。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９日，在日军大举进攻香港的第二天，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为配合英美盟军作战，开辟敌占区游击战争，派出精干队伍进入香港。第二年的２月３日，以香港子弟为主的港九独立大队在新界西贡宣布成立。
在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时期”，香港人以各种方式进行了不懈的反抗斗争直到日本投降。
不管是在满清末期或者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香港都是各阶层爱国人士的一个庇护所.

以下的文字曾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作者为齐志文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整个一生，与香港有着很深的因缘。在他一生的事业中，长期与香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香港，不仅是他革命思想的“启源地”，而且也是他开拓革命事业的“策源地”和“大本营”。 要了解孙中山，就不能不了解孙中山与香港。（资料来源： 《星岛环球网》 - 香港真是孙中山“大本营”吗）

据说，孙中山先生早年曾说过：“我的革命思想是在香港得来的。”他青年时期在香港读大学、筹建兴中会总部时就准备广州起义。
至于1942年，原东江纵队和港九独立大队游击战士联手营救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大批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以及其它爱国民主人士近千人，从香港逃离日本侵略军的魔掌更被茅盾在《脱险杂记》中称之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不少香港人回国参加建设，这些热血青年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回国而要采取偷渡的方式。要了解这段时间的历史，陈贤庆所写的《他来自香港 – 小记何少昂先生》一文可以提供一个小片段。

小张插嘴说道：“我只听到老人说偷渡到香港，没想到还有从香港偷渡回国的。”
小李也说: “这样说来，香港和内地一向有很好的合作关系呀，为什么现在有这样深的抵触情绪呢？”
我说：“这个问题我不能代表香港人回答你，不过,由于我在香港生活了很长时间，我可以给你们讲一讲我在香港所听到和看到的一些现象以及我的理解。”

前面说到在建国初期,不少香港人和海外华侨满腔热情地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有一段时间由于港英当局的”恐共”心态, 省港两地之间居民的来往渠道并不畅通,所以有前面所提到”偷渡”到广州的情况.后来两地之间的居民来往渐渐多起来.也有香港居民送子弟到广州就学.这些来自香港的学子寒暑假的时候都可以回到香港度假.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文化大革命”前夕。香港的资讯渠道比较多,在香港，各种意识形态的交锋从来没有停止，按照大陆标准的左,中,右派都各有自己的宣传阵地。在香港出版的<文汇报>,<大公报>既担负着宣传,介绍祖国建设辉煌成就的使命,同时也是香港市民了解国内乡亲生活的渠道。所以,国内每一次重大的政治运动都牵动着香港人的心.

60 年代初，国内遭逢“大饥荒”，陆陆续续有国内居民“偷渡”到香港，带来不少负面的讯息。香港人尽其所能地给家乡父老邮寄或者携带米，面，油甚至晒干的锅巴等食物，帮助家人度过难关。“偷渡”到香港的人在这块小小的土地上拼搏，有些人就闯出了一片天地。譬如人称“牛仔裤大王”的杨钊就是一个好例子。

“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时期，港人不能也不敢回国，对国内波涛汹涌的革命大浪潮只能通过各种报道来了解。最令人震撼的莫过于堂堂“国家主席”一夕之间变成了“叛徒，内奸，工贼”；一个“无神论”的政党却以极大的热情在全国范围内仿效各种教徒“早祷”，“晚祷”；骨肉同胞之间恶言相向，甚至动用了枪炮……这一切使香港人困惑，迷茫。

小张又问：“文化大革命期间，香港受影响吗？”
我说：“除了居民之间的来往断绝，本来没有什么影响，因为1966年8月，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在8月指示不在香港發動文化大革命。可是，1967 年 1 月中，廖承志被红卫兵夺了权，靠边站了，对香港事务没有了发言权。有人说，专职港澳事务的官员被夺权就伏下了‘香港人造花厂’劳资纠纷演变成香港‘文化大革命’的祸根。”
发生在1967年的“反英抗暴”运动（也被称为“六七暴动”），起因就是‘香港人造花厂’劳资纠纷。开始的时候，市民普遍支持工人为反对资本家所制定的严苛条例引起的工潮，其后由于香港政府的野蛮镇压和“左派工会”主导的激烈斗争，演变成袭击警务人员，放炸弹，暗杀不同政见人士而引起市民的反感，可以说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由此也引发了部分香港人“谈左色变”，“恐左恐共”的心态。

到了七十年代，香港的两所大学– “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里的一些学生，提倡“认中关社”- 认识中国，关心社会。他们身体力行，到大陆去体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在香港本土做调查研究。这些学生后来分别代表了香港两种政治思潮– 社会派和国粹派。

小李说：“我以前一直以为香港人是纯粹的经济动物，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故事。”
我说：“这是一种很深的误解，香港人由于特殊的历史因素和环境，大部分人习惯于干实事，不喜欢喊口号，但是面临核心价值被侵蚀的时候，他们也绝不退缩。接下来，我要给你们讲一讲香港人的国家民族意识”

先说说最近的大话题– 钓鱼台。
1971年2 月中，香港教师，学生就组成了「香港保衞釣魚台行動委員會」，發動了游行示威，指控美日勾結。同年7 月7 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在维多利亚公园發起“七七大示威”，向世人宣示反对美日联手侵犯主权。数十年间，香港民间的“保钓运动”从来没有停歇。1996 年以后，香港和台湾民间多次组织保钓行动，租用船只前往钓鱼岛。香港人很自豪地说：香港赛马要“英皇御准”，保钓不要任何人“批准”！

1989年，香港百万人上街，支持民主诉求，“有识之士”可以贬之为“不明真相的群众”，个中情怀，冷暖自知。至于官方如何把运动性质由“暴动”调整为“风波”，这些群众对此付诸一笑，因为他们自己心里有杆秤。

1991 年华东水灾，香港演艺界拍摄电影《豪门夜宴》，并举行“忘我大汇演”为水灾灾民筹款，短短十天，筹得港币 4.7 亿元。这类救灾捐款，延续至今。

以上种种事例，章章件件都说明了香港人反殖民，反封建独裁，爱国家，爱同胞的家国情怀。

小李说：“但是，国民教育或者国情教育并不会削弱原有的家国情怀呀？”
我说：“你的看法说明你还是不了解香港人为什么反对。他们反对的不是这个科目而是它的内容。根据‘学民思潮’的发言人黄之峰的说法是，这些教材不客观。譬如说某执政党是进步，无私，团结的党这类语句，就不能算是一种客观叙事，而是主观认定。小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接受这类意识形态的灌输，将来就难以辨别是非，甚至积非成是，对国家对个人都没有好处。我个人的看法也是，国民教育不是抽象的事物，譬如某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军国主义者，他所指令编写的‘国民教育’就很可能带有军国主义思想，老百姓也是不应该盲目接受的。”

小李又问：“那么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难道对以上的情况不了解吗，为什么会任由这种抵触情绪发酵蔓延呢？”
我说：“要说他们完全不了解情况恐怕不准确。矛盾之所以会深化到‘抗争’的地步，我认为有两种可能性。一方面由于政府有关部门接触面不够广，没有认真听取各方的声音，因此产生错误的判断。另一方面却可能与官员的升迁制度有关。由于官员的升迁靠的是上级的赏识，老百姓的‘万民伞’基本上没作用。所以，不给上级报忧添乱，尽量捂盖子就成了惯常的做法。”

小张说：“可有时盖子捂不住不就出大事了吗？”
我说：“官场中有的是套话，拿来套上就是了。譬如说群众‘不明真相’啦，说群众误解啦等等。假如这样还解释不过去，那还有一条‘国外敌对势力煽动’。这一条可是百试百灵，很多人用起来都得心应手。”

两个年轻人听了，默默地端起茶杯，把已经冷却的茶喝下去。

2012 - 9 -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