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有一段下鄉的經歷，對於涉及“知青”的資訊有一份特別的關切，也會就某些現象作一些思考。其中想得比較多的就是“知青聚會”和“知青回鄉團”這兩項在特定人群間的社會活動。

我第一次參加“知青聚會”是在 90 年代初，那時我已經在香港居住了一段不短的時間。有一次年末出差湖南，從郴州坐火車回廣州。由於是春節前夕，南下的乘客不多,鄰座是一位年齡和我差不多的男子，攀談下得知他是廣州居民，正趕回廣州過年。閒坐無事，交談愈來愈深入，才知道大家曾經在同一個國營農場務農，頓然生出他鄉遇故知的感覺。那位朋友屬於“六一二三”下鄉的一撥，年紀比我稍大，離開農場的時間又比我晚，所以在農場生活的時間比我長得多。他告訴我，每年初五，曾經在農場工作的農友們會在某酒樓聚會聯誼，有好幾年了。他說每年參加的有六、七十人，幾乎各個分場都有人去，邀我到時參加。我說那一年已經有活動，要去也只有等來年了。

第二年，我早作安排，提前一天就帶了妻小一起到廣州，又約了幾個在廣州的知青農友赴會。原來他們也隱約聽過這事，由於那時通訊不發達，並沒有認真了解，所以前幾年並沒有參加。到了那裡，果然見到幾個熟人和一些似曾相識的面孔，原來這個聚會是由一位 63 年下放到農場的老大哥組織的。這位老大哥回城以後在商業廳當了處長，這家酒樓是他的下屬單位，於是每年包下幾桌供大家相聚話舊。這個活動由各分場的熱心人一個傳一個，匯集了人數後報給老大哥，老大哥就與酒家敲定預留的桌席。老大哥我是認識的，見面少不了寒暄一番。其它分場我也有些熟人，於是一一打招呼。老大哥想得很周到，把我們的下一代安排在另外一張桌子，讓他們自己點喜歡的食物。我的妻子也是知青，但她是 70 年代後期才下的鄉，去的是廣州城鄉結合部的一個大公社，在那裡呆的時間也短，自覺與我們這些“老知青”有代溝，於是自告奮勇去當“孩子王”，幫忙照看那一幫小傢伙。

這樣的聚會我還獨自去過一次，聽說後來參加的人日漸零落就取消了，改為以各分場甚至各生產隊農友間的聚會。起初也還是逢年過節才相聚。手機流行起來之後，聯絡更為方便，加上國內的朋友們紛紛退休，茶聚、飯聚的機會相應增多，延續至今。在我看來，如今這些聚會和所有的社交聚會沒有太大的分別，主要的作用還是聯絡友誼，和其他同學、同事聚會大同小異。

“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出現過一批反思文革的“傷痕文學”。“知青”大回城之後，陸陸續續也有些描寫知青生活的文學作品面世。早期知青文學作品的主題大多集中在記述生活環境的變遷對知青這個族群或某個人物和他的家庭所產生的影響。後來多了一些記錄回城知青返回原來下鄉的地點故地重遊的故事。我在國內出版的文學期刊上看過不少這類“還鄉團”式的作品，大多數都帶有“衣錦還鄉”的味道，少有較為深刻的反思。不過這類作品在“知青文學”中所占比例不大，也由於水平不高沒有產生具影響力的作品。

2002 年，廣州的農友們通知我說，某月將會組織一次活動，返回農場探望當地老職工和老領導，問我有沒有時間，能不能參加？正好那段時間我有空，又是女兒從新西蘭回港過暑假的時候，想着讓她去了解一下中國的農村，於是一口答應了。那次的“回鄉團”共有約三十人，我們一家三口算是最大的一個小組。到那一年為止，我離開農場將近三十年，所以行前還是有着一種隱隱的期待，至於期待的是什麼，自己也說不出來。同行的朋友們多數在 2000 年已經回去過一次，當年我正好出差到外國，所以沒有參加。據說農場裡很多人都問起我，還囑託農友們下次回去一定要邀請我參加。

雖然從回過農場的農友們的口中了解到一些農場的現狀，真正到了那裡親身感受卻又是另一番滋味。原來干打壘或泥磚砌牆，稻草把作房頂的房子全部換成了一排排的瓦房， 其中還有不少帶小院的兩層樓房。更加令人想不到的是，當年的“農場工人”現如今搖身一變成了“地主團伙”。我原先所在的分場共有七個生產隊，那些年成立了一個“實業公司”，把大部分耕地分包給外地來的人耕種，“實業公司”則為他們提供種子、肥料以及負責他們所生產的農作物的銷售。負責接待我們的就是“實業公司”的總經理阿晚。

阿晚是當年園藝隊隊長龍伯的小兒子，我離開農場的時候，他還是個中學生，跟我沒有太多接觸，他的姐夫、姐姐和我的關係倒是不錯。看到當年蹦蹦跳跳的小伙子已經長成了一個膀大腰圓、穩重謙和的企業領導人，真是令人欣喜。其實自從離開了農場，我就沒怎麼和場裡的人聯繫，阿晚的電話號碼還是組織這次活動的大姐給我的。大姐由於身體不好，不能坐太長時間的車，所以這次她就不去了。大姐再三囑咐我，這次去的人比較多，所以一定要和阿晚溝通好，落實農友們的生活和行程。從我們所乘坐的大旅遊車到達分場那一刻起，大家就能感受到，阿晚在接待上花了不少心思。他先是安排了一個“茶話會”，參加的人除了我們這幫人還有一些老職工和已經退了休，但是還在當地生活的老隊長。“茶話會”搞得很正規，在“實業公司”的會議室里，兩邊擺了兩溜桌椅，桌面上擺滿了糖果、餅乾和水果。我們這些“回鄉”的人坐一邊，當地人坐一邊。阿晚首先發言，代表分場所有幹部和職工歡迎我們的到來，同時為上一次沒有好好款待回鄉的農友們表達了他的歉意。據我所知，上一次的行程有些匆忙，事先也沒有跟場裡打招呼，所有活動顯得散亂，實在不能責怪場方。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阿晚在發言中還提到我們早年對當地學生的學習輔導，又說自己那時年紀小，沒有機會接受我們的輔導，但是對於那種溫馨的場景卻是永遠不會忘記。接下來，農友們推舉我做代表發言。由於事先不知道有那麼一出，一點準備都沒有，只好邊想邊說。虧得是有一定的生活體驗加上一向與老職工們相處得比較融洽，事後農友們對我的發言基本上持肯定的態度。

阿晚安排得很細緻，“茶話會”之後，我們各自帶了禮物去拜訪當日的“三同戶”或相熟的老職工，然後在分場附近參觀，有些地方還依稀留有往日的痕跡，整體的變化確實相當的大。在一隊的一座小洋房中，我們看到了當年的知青國偉抱着他的外孫女，站在自家的花園裡向我們打招呼。 他到農場的第一年就和當地一位老職工的女兒好上了，第二年就結了婚，堅定不移地把根扎在了農場。阿晚告訴我們，國偉的那一座小洋房是按照規定由場裡給他劃了一塊地，自己僱人蓋起來的。我們祝賀國偉過上了“住洋樓、養番狗”的有錢人日子，國偉一臉的滿足。然後，阿晚陪着我們到總場場部所在地，當年的場部已經發展成一個頗具規模的鎮。晚飯就在鎮上的酒樓吃，部分已經退休，住在總場的分場領導和由分場調到鎮上工作的老職工都出席了晚宴，當晚我們就住在鎮上的酒店。第二天，阿晚還和他的幾個屬下把我們送到縣裡的度假村，和我們一起午餐之後才返回農場，拳拳盛意真的令我們很感動。

依依送別阿晚和他的屬下之後，我們在度假村過了一夜，第二天奔珠海而去，在珠海遊玩一番之後才返回廣州。回程中，我一直在想，類似這樣的活動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我很想討論一下這個問題，看見大家興致勃勃地沉浸在遊樂的氣氛中，我怕掃了大家的興，就沒有提出來。

過了一段時間，我和一位熱衷於“回鄉”的知青朋友討論過這個問題，對於我提到“有什麼意義”這一點，他覺得很驚訝，他說：“不就是回去看看嗎，要有什麼意義呢？”
我問：“回去看什麼呢？”
他說：“也沒有什麼特別要看的，就是想看看當年自己曾經揮灑過汗水的地方。”
“假如讓你再回到那裡去務農，你願意嗎？”
“我傻啊，好好的幹嗎要回到那裡去當農民！”
“你看，這就是潛藏在你心底的真正動機，只不過自己沒意識到。”
“什麼動機？”
“體會衣錦還鄉的滋味。”
“是嗎？那你參加上次活動是為了什麼呢？”
“一來是想看看這些年來那裡有些什麼變化，二來是為了讓女兒對中國的農村有一點感性的認識。不過，以後我再也不會做這種沒有意義的事了。”
“為什麼？嫌他們招待得不好嗎？”
“絕對不是！我覺得愧對他們的熱情。想想自己當年每時每刻都想逃離這塊土地，再讓我腆着臉說自己想念他們，所以回來探望他們，我實在說不出口。”
“你也太誇張了！”
“是真的。好像雪芬那樣，回城以後還經常回農場探望他的三同戶，帶東西給他們，關心照顧他們，這才是一種高尚的行為。”“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你是否有什麼更為積極的想法呢？”
“事實上，最近幾年，我與農場方面曾經有過兩次接觸，探討合作的項目。不過都是和農場駐外辦事處的負責人談，最後也都沒能實施。如果下次再回來，希望手頭起碼有些實質性的議題，我決不會帶着遊山玩水的心情回來，消費別人的熱情。”

我不知道別人是否認同我的見解，不過我們那幫農友後來再也沒有組織過集體回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