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一段下乡的经历，对于涉及“知青”的资讯有一份特别的关切，也会就某些现象作一些思考。其中想得比较多的就是“知青聚会”和“知青回乡团”这两项在特定人群间的社会活动。

我第一次参加“知青聚会”是在 90 年代初，那时我已经在香港居住了一段不短的时间。有一次年末出差湖南，从郴州坐火车回广州。由于是春节前夕，南下的乘客不多,邻座是一位年龄和我差不多的男子，攀谈下得知他是广州居民，正赶回广州过年。闲坐无事，交谈愈来愈深入，才知道大家曾经在同一个国营农场务农，顿然生出他乡遇故知的感觉。那位朋友属于“六一二三”下乡的一拨，年纪比我稍大，离开农场的时间又比我晚，所以在农场生活的时间比我长得多。他告诉我，每年初五，曾经在农场工作的农友们会在某酒楼聚会联谊，有好几年了。他说每年参加的有六、七十人，几乎各个分场都有人去，邀我到时参加。我说那一年已经有活动，要去也只有等来年了。

第二年，我早作安排，提前一天就带了妻小一起到广州，又约了几个在广州的知青农友赴会。原来他们也隐约听过这事，由于那时通讯不发达，并没有认真了解，所以前几年并没有参加。到了那里，果然见到几个熟人和一些似曾相识的面孔，原来这个聚会是由一位 63 年下放到农场的老大哥组织的。这位老大哥回城以后在商业厅当了处长，这家酒楼是他的下属单位，于是每年包下几桌供大家相聚话旧。这个活动由各分场的热心人一个传一个，汇集了人数后报给老大哥，老大哥就与酒家敲定预留的桌席。老大哥我是认识的，见面少不了寒暄一番。其它分场我也有些熟人，于是一一打招呼。老大哥想得很周到，把我们的下一代安排在另外一张桌子，让他们自己点喜欢的食物。我的妻子也是知青，但她是 70 年代后期才下的乡，去的是广州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大公社，在那里呆的时间也短，自觉与我们这些“老知青”有代沟，于是自告奋勇去当“孩子王”，帮忙照看那一帮小家伙。

这样的聚会我还独自去过一次，听说后来参加的人日渐零落就取消了，改为以各分场甚至各生产队农友间的聚会。起初也还是逢年过节才相聚。手机流行起来之后，联络更为方便，加上国内的朋友们纷纷退休，茶聚、饭聚的机会相应增多，延续至今。在我看来，如今这些聚会和所有的社交聚会没有太大的分别，主要的作用还是联络友谊，和其他同学、同事聚会大同小异。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出现过一批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知青”大回城之后，陆陆续续也有些描写知青生活的文学作品面世。早期知青文学作品的主题大多集中在记述生活环境的变迁对知青这个族群或某个人物和他的家庭所产生的影响。后来多了一些记录回城知青返回原来下乡的地点故地重游的故事。我在国内出版的文学期刊上看过不少这类“还乡团”式的作品，大多数都带有“衣锦还乡”的味道，少有较为深刻的反思。不过这类作品在“知青文学”中所占比例不大，也由于水平不高没有产生具影响力的作品。

2002 年，广州的农友们通知我说，某月将会组织一次活动，返回农场探望当地老职工和老领导，问我有没有时间，能不能参加？正好那段时间我有空，又是女儿从新西兰回港过暑假的时候，想着让她去了解一下中国的农村，于是一口答应了。那次的“回乡团”共有约三十人，我们一家三口算是最大的一个小组。到那一年为止，我离开农场将近三十年，所以行前还是有着一种隐隐的期待，至于期待的是什么，自己也说不出来。同行的朋友们多数在 2000 年已经回去过一次，当年我正好出差到外国，所以没有参加。据说农场里很多人都问起我，还嘱托农友们下次回去一定要邀请我参加。

虽然从回过农场的农友们的口中了解到一些农场的现状，真正到了那里亲身感受却又是另一番滋味。原来干打垒或泥砖砌墙，稻草把作房顶的房子全部换成了一排排的瓦房， 其中还有不少带小院的两层楼房。更加令人想不到的是，当年的“农场工人”现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地主团伙”。我原先所在的分场共有七个生产队，那些年成立了一个“实业公司”，把大部分耕地分包给外地来的人耕种，“实业公司”则为他们提供种子、肥料以及负责他们所生产的农作物的销售。负责接待我们的就是“实业公司”的总经理阿晚。

阿晚是当年园艺队队长龙伯的小儿子，我离开农场的时候，他还是个中学生，跟我没有太多接触，他的姐夫、姐姐和我的关系倒是不错。看到当年蹦蹦跳跳的小伙子已经长成了一个膀大腰圆、稳重谦和的企业领导人，真是令人欣喜。其实自从离开了农场，我就没怎么和场里的人联系，阿晚的电话号码还是组织这次活动的大姐给我的。大姐由于身体不好，不能坐太长时间的车，所以这次她就不去了。大姐再三嘱咐我，这次去的人比较多，所以一定要和阿晚沟通好，落实农友们的生活和行程。从我们所乘坐的大旅游车到达分场那一刻起，大家就能感受到，阿晚在接待上花了不少心思。他先是安排了一个“茶话会”，参加的人除了我们这帮人还有一些老职工和已经退了休，但是还在当地生活的老队长。“茶话会”搞得很正规，在“实业公司”的会议室里，两边摆了两溜桌椅，桌面上摆满了糖果、饼干和水果。我们这些“回乡”的人坐一边，当地人坐一边。阿晚首先发言，代表分场所有干部和职工欢迎我们的到来，同时为上一次没有好好款待回乡的农友们表达了他的歉意。据我所知，上一次的行程有些匆忙，事先也没有跟场里打招呼，所有活动显得散乱，实在不能责怪场方。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阿晚在发言中还提到我们早年对当地学生的学习辅导，又说自己那时年纪小，没有机会接受我们的辅导，但是对于那种温馨的场景却是永远不会忘记。接下来，农友们推举我做代表发言。由于事先不知道有那么一出，一点准备都没有，只好边想边说。亏得是有一定的生活体验加上一向与老职工们相处得比较融洽，事后农友们对我的发言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

阿晚安排得很细致，“茶话会”之后，我们各自带了礼物去拜访当日的“三同户”或相熟的老职工，然后在分场附近参观，有些地方还依稀留有往日的痕迹，整体的变化确实相当的大。在一队的一座小洋房中，我们看到了当年的知青国伟抱着他的外孙女，站在自家的花园里向我们打招呼。 他到农场的第一年就和当地一位老职工的女儿好上了，第二年就结了婚，坚定不移地把根扎在了农场。阿晚告诉我们，国伟的那一座小洋房是按照规定由场里给他划了一块地，自己雇人盖起来的。我们祝贺国伟过上了“住洋楼、养番狗”的有钱人日子，国伟一脸的满足。然后，阿晚陪着我们到总场场部所在地，当年的场部已经发展成一个颇具规模的镇。晚饭就在镇上的酒楼吃，部分已经退休，住在总场的分场领导和由分场调到镇上工作的老职工都出席了晚宴，当晚我们就住在镇上的酒店。第二天，阿晚还和他的几个属下把我们送到县里的度假村，和我们一起午餐之后才返回农场，拳拳盛意真的令我们很感动。

依依送别阿晚和他的属下之后，我们在度假村过了一夜，第二天奔珠海而去，在珠海游玩一番之后才返回广州。回程中，我一直在想，类似这样的活动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很想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看见大家兴致勃勃地沉浸在游乐的气氛中，我怕扫了大家的兴，就没有提出来。

过了一段时间，我和一位热衷于“回乡”的知青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对于我提到“有什么意义”这一点，他觉得很惊讶，他说：“不就是回去看看吗，要有什么意义呢？”
我问：“回去看什么呢？”
他说：“也没有什么特别要看的，就是想看看当年自己曾经挥洒过汗水的地方。”
“假如让你再回到那里去务农，你愿意吗？”
“我傻啊，好好的干吗要回到那里去当农民！”
“你看，这就是潜藏在你心底的真正动机，只不过自己没意识到。”
“什么动机？”
“体会衣锦还乡的滋味。”
“是吗？那你参加上次活动是为了什么呢？”
“一来是想看看这些年来那里有些什么变化，二来是为了让女儿对中国的农村有一点感性的认识。不过，以后我再也不会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了。”
“为什么？嫌他们招待得不好吗？”
“绝对不是！我觉得愧对他们的热情。想想自己当年每时每刻都想逃离这块土地，再让我腆着脸说自己想念他们，所以回来探望他们，我实在说不出口。”
“你也太夸张了！”
“是真的。好像雪芬那样，回城以后还经常回农场探望他的三同户，带东西给他们，关心照顾他们，这才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你是否有什么更为积极的想法呢？”
“事实上，最近几年，我与农场方面曾经有过两次接触，探讨合作的项目。不过都是和农场驻外办事处的负责人谈，最后也都没能实施。如果下次再回来，希望手头起码有些实质性的议题，我决不会带着游山玩水的心情回来，消费别人的热情。”

我不知道别人是否认同我的见解，不过我们那帮农友后来再也没有组织过集体回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