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题：入册是香港俗语词，一说是黑社会的“切口”，就是“进去了”的意思。果如是，黑社会们还是有文化的，他们只不过是把“入另册”这个词简化了。
关于“入另册”，请参看以下文字：
“前 清 地方造丁口册，有正册、另册二种，好人入正册，匪盗等坏人入另册。现在有些地方的农民便拿了这事吓那些从前反对农会的人：‘把他们入另册！’” - 毛泽东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正文：

那天晚上，“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又在开大会，传达“中央文革”的新精神。“文化大革命”以来，这样的“晚会”不时举行，大家都习以为常，虽然不记工分，却也不敢随便缺席。这天的主题是“反对派性、实行革命大联合”，正是前不久我到省城出席“军管会”召集的“学习班”里的内容，真是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于是懒洋洋地靠着“文化室”的一根柱子想事。从接到通知要到省城参加“学习班”起，我就在琢磨为什么会被选中，却一直没有找到答案。“学习班”在省城近郊一间大学校园里举办，那里林木郁郁葱葱，环境清幽，相对于市内触目可见的大字报、革命大标语和红旗、高分贝喇叭的轰鸣、此伏彼起的大辩论，直教人以为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学习班”由农垦系统的军管小组召集，出席的都是省内国营农场、林场、茶场一些“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举办这个“学习班”的目的是为了清除各个“山头”，早日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 - 革命委员会。我们的这个“群众组织”，虽然号称什么“兵团”，实际上比胡传魁的“队伍”才开张的时期还差很远，我们“总共只有十几个人”，而一条枪也没有。我们成立这个“兵团”并没有什么宏伟的目标，只不过如俗语所说的“年晚煎堆 - 人有我有”，纯属凑热闹，牵头的是李淼。李淼体格健壮，喜怒不形于色，加上冬天时经常穿一套深蓝色的呢绒“中山装”，所以知青们为他起了个“高干”的外号。李淼名义上是“兵团”的首脑，实际上很少参与“兵团”的事务，不论内务和外务基本上都由我和其他两个知青操持。“兵团”成立以来，我们也像其他“群众组织”一样，从农场的分管单位领来了活动经费，刻蜡板油印过几份“战报”。“战报”全是转发北京或省里“造反派”的文章和消息，并没有任何“原创性”。除此以外，我们还争取到在“总场”成立“联络站”的权利，从此我就常驻“联络站”，和其他“群众组织”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却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大行动，所以我们这个“兵团”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力。和其他人数众多，经常有大动作的“山头”比起来，我们只能算是小山坡上挥舞竹枝、烧火棒的几个毛孩子，对“大联合”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因此，对于自己被选中参加“学习班”，我总觉得透着蹊跷。不过，除了不能自由离开学院范围之外，我们这些“学员”的活动并不受限制，而且伙食很不错，因此，我还是很享受那一周的“学习”。浮想联翩之际，似乎听到自己的名字，我抬起头来望向前面，正好与坐在正中的，来自分场的张付组长的目光相遇，张付组长指着我大喝一声：“把 XXX 揪出来！”

张主任的喝声刚停，随着张付组长从分场一起来的两位民兵向我走了过来，我站起来，走到用作“主席台”的一溜长桌前。刚在台前站定，就有人把系着绳子的一个纸板挂到我的脖子上，低头一看，纸板上写着：打倒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大黑手 XXX！ 名字是倒着写，上面还用红笔划了一个大叉叉。“大黑手”的定性使我有点愕然，也有点好笑，却也知道无从抗辩，只有接受现实一途。接着，大高个的庞鸿也被“揪”了出来，同样挂上一个大纸牌，罪名一模一样，也是“大黑手”。张副组长命令我们两人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于是由两个民兵对付我们一个人，把我们的手臂往后拉，把头向下按。庞鸿的个子接近一米九，弯下腰来，撅起了屁股，正对着在长桌后就座的干部，引起群众一阵低笑，生产队的“指导员”连忙叫民兵把我们俩从正中拖到长桌的右侧。张副组长向革命群众们宣布我们两人的罪状是“坚持山头主义、破坏革命大联合”，具体罪行就是不肯把插在篮球架上的“战旗”卸下来并且解散“兵团”。张副组长正在慷慨激昂地进行大批判的当口，一个小男孩走到我的面前，摸摸那几乎垂到地面的纸牌，仰着小脸蛋问：“哥哥！你在玩什么？”

小男孩的举动引来一阵笑声，会议主持人连忙示意民兵把小孩拉开。小孩是生产组长伟立的孩子“二伢”，只有四岁。伟立父子俩都很搞笑，给大家留下不少有趣的故事。伟立为人风趣有急才，田间休息的时候讲的冷笑话往往使大家忘却了疲累。不过，由于他开起玩笑来也一本正经的样子，有一次几乎闯了祸。那一天，他沿着分场与生产队之间的沙土路小跑回家，沙土路两旁是水田，在田间劳动的一位大婶问他跑那么急干什么去？他回答说：“听说酱油明天提价，回家拿桶。”

有几位大嫂听了他的话，急急忙忙停了手头的工作，洗手洗脚，回家找容器去打酱油，也有些人将信将疑，不知要不要加入抢购的行列。过没多久，走得最快的一位大嫂就拎着两个塑料罐进了分场的杂货店，叫售货员把两个罐子装满酱油，装罐前，售货员多嘴问了一句：“大嫂！买那么多酱油干什么？”
大嫂反问：“不是说明天要提价吗？”话音刚落，引得售货员和商店里的其他顾客哄堂大笑，大嫂才知道被伟立耍了，黑着脸提着空罐子走出杂货店。其他随后到达的大嫂和大婶也在围观者的讪笑声中走回生产队，不断地咒骂“该死的伟立”。伟立为这事被队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亏得他是贫农的出身，否则说不定要落一个“造谣惑众”的罪名。二伢是伟立的长子，不叫大伢据说是爷爷的意思。他长着一个大脑袋，鼻子大得来还软乎乎，一些比他大的小孩喜欢捏他的鼻子，他斗不过那些大孩子就吐口水。有一次出工之前的“天天读”，大家围坐在一处空地听读报员读“两报一刊”的文章。由于部分人稍后的工作是挑“氨水”，所以空地上有七八挑空的氨水桶。二伢原先和其他小孩一样在周边玩耍，过了一会，他忽然走到人群的面前，先是东张西望一番，接着就近打开一个氨水桶的盖子，朝着桶里看。也许是受到氨水的气味刺激，摇了摇头，把盖子盖上，接着又掀开另外一个桶的盖子闻了一下，又摇摇头，盖子都没盖上就走开了。他的举动引起大家一阵狂笑，读报员也停止了读报，跟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伟立两夫妇干农活都是好手而且乐于助人，知青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都会向他们俩请教。伟立除了农活出色，“搞副业”也是能手，一年四季钓鱼捞虾抓螃蟹，家中是荤腥不断。我和他们一家关系很好，经常在吃晚饭的时候，从饭堂打了饭菜就端着碗到他们家蹭菜吃。二伢喜欢缠着我玩，我也常常带些在墟镇上买的糖果和小玩物给他。我扭过头对二伢努努嘴，眨眨眼，逗得他嘻嘻地笑，全然不理会民兵的拉扯。分场来的民兵有点急，使劲捏住二伢的肩膀往外拉。也许被捏疼了，二伢转头在民兵的手上咬了一口，民兵吃痛，手一甩，二伢被摔地上，他也不哭，双眼死死地盯着那个民兵。现场群众一阵哗然，几个人同声叫道：“不许打小孩！”
民兵揉着被咬的掌背，一脸委屈地看着张副组长说：“我没有打他，是他咬我！”
张副组长不耐烦地朝他挥挥手，说：“谁家的孩子，赶紧领回去。”

我趁乱稍稍抬起了头，找找伟立两口子在哪里。二伢的妈妈华彩个子比较高，很好找，她坐在会场的左前方，怀里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女儿，一脸平静地看着正从地上慢慢爬起的儿子。我在稍为靠后的正中间看到了伟立，他低着头吸水烟，一口气长吸过后，“噗！”的一声把燃尽的烟丝吹离烟嘴，用右手手掌把镶铜的吸口抹了一把，把竹烟筒递给旁边的人，似乎场上发生的事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压低了声音对二伢说：“二伢乖，快回到妈妈那里去。”

站起来之后的二伢看看我，再摸了一下那块纸版之后，向着她妈妈的方向走过去。张副组长松了一口气，准备继续被打断的讲话，谁知道二伢忽然间再转身朝着那个民兵走过去，民兵一脸戒惧，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二伢走到那个民兵跟前，朝着他的脚啐了一口，然后慢慢地转身离开。这一来，全场的群众被逗得一阵大笑，有几个小孩还笑得前仰后合，会场乱成一锅粥。张副组长匆匆丢下一句话：“把这两个家伙押到分场！”就离开了会场。生产队的指导员顺势宣布散会。我和庞鸿终于可以站直了身子，在分场民兵的押送下走向不可预测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