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题：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呆了七七四十九天，炼出一双“火眼金睛”，我在“炼人炉”里花的时间比他要长，由于资质不高，仅仅稍微提高了辨别真假的能力，也算是有收获了。
注：此“炼人炉”是“锻炼人的革命大熔炉”，与日本侵略者在鸡西煤矿焚烧死难矿工的那个炉有本质上的区别，读者诸君切切不可混淆。
正文：
我们住的第一个“牛棚”由分场的工具房改建而成，面积不大，约有二十多个平方。分场的干部基本上都不用到田里干农活，但有时需要参加“义务劳动”，这个工具房就是存放农具以备不时之需。原先应该还有锄头、镰刀、十字镐之类的工具，为安全起见都移走了，只剩下一些竹制的箩筐和簸箕。工具房以竹蔑夹着树皮作墙身，屋顶则由茅草铺就，这种房子在我们那一带非常普遍。工具房正中有窗，但已经用粗铁丝拧死，打不开，窗下以干稻草铺出三张“床”，看样子最少还有一位“室友”。这个估计很快就被证实了，民兵打开门，又一个人走进了这间棚子，原来是五队的知青詹君毅。詹君毅和我们同一年到的农场，当时一起被分到这个分场的共有六十多人，分属四间学校，一半分到二队，一半分到五队。二队的居住条件没有五队好，男知青住的是以大茅竹为间隔，三间相连的树皮房；女知青住在小路另一侧的两间树皮房。树皮房以大毛竹横、竖、斜作为支撑兼间隔，留有很大的空隙，三个房间的人可以在大茅竹的空档间相互穿梭来往，三个房间的人也可以一起讨论感兴趣的话题或吵架。五队知青和二队知青一样，睡得都是两层的“碌架床”，但是他们住的是瓦房，每间八个人。由于居住环境的差异，两队知青的生活状态略有不同。二队知青之间交流比较直接而且开放，五队的知青却相对封闭。五队并没有成立“群众组织”，相信詹君毅不会是因为闹“派性”被抓进来。我示意他在剩下来的那张“床”上坐下，压低了嗓子问他的罪名是什么？他说是“干扰文化大革命的坏分子”，我听了就觉得好笑，这家伙明显是被抓来凑数。詹君毅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就不可能是什么“坏头头”或者抗拒“大联合”的顽固分子，他最大的毛病不过是模仿京城里的“西纠”、“联动”，手里挥舞着一条金属扣的军用腰带，整天骂骂咧咧，不可一世的样子，他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干扰了文化大革命？
庞鸿一直没有讲话，这很符合他的性格。他的父亲是一位高级知识分子，早年在美国留学，主攻土壤化学，学成以后回国参加建设，“文革”前是农学院的系主任。庞鸿学习成绩很好，自己感觉高考时的发挥也很好，却莫名其妙地考不上大学。落榜使他感到郁闷却并不颓唐。到了农场之后，他不像某些知青那样，怀着下一年以“自考生”的资格再赴考场的宏愿，消极对待工作，积极温习高考材料。他认真学习各种农业知识和干农活的诀窍，很快就成了一个熟练的农业工人，受到领导和老农们的广泛赞扬。他为人方正到有点呆板的程度，从来不叫别人的外号，与人打招呼总是连名带姓，一丝不苟。除了与人下下围棋之外，他不太参加知青间的闲谈。劳动的时候，有些老职工喜欢讲一些荤笑话，他听了从来没有反应。他虽然也参加了我们的“兵团”，对于“兵团”的事务却一概不闻不问。最近几天，队里刮起一阵风，常常有人以“大联合”的名义，要我们把插在男生宿舍门前，篮球架顶上的“派旗”拔下来，庞鸿一反常态，主动站出来与那些人辩论，而且在内部会议上坚决反对解散“兵团”。有人说，他是受到了刺激，因为他的父亲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扫进了“牛棚”，所以他通过这样的高姿态来表达心中的不满。大家对他寄予无限的同情，也理解他的行为，没想到竟然使他成了被枪打的“出头鸟”。
也许是我和詹君毅的说话声惊动了门外的民兵，他拉开那道竹门，探头对着我们喊了一声：“不许讲话！”
他的脑壳退出门外之前，我高声问他没有铺盖怎么睡？他说“等着吧。”然后就把门关上了。
过了一会，他再次打开那道门，我以为他给我们送来铺盖，谁知道他给了我们三支圆珠笔，三叠纸，叫我们好好交代自己的罪行，说完又闪到了门外。庞鸿接过纸笔，往地上一扔，双手枕在脑后，躺到了草铺上。詹君毅挠挠头，自言自语地说：“写什么呢？我没有什么罪行呀！”
我低声地说：“好好想想，有没有偷鸡摸狗，有没有收听反动电台，有没有看黄色小说，一条一条写下来，争取宽大处理。”
他轻轻地“呸！”了一声，说：“顾好你自己吧，别叫人推出午门斩了。”
我嘿嘿一笑，拿起纸笔唰唰唰地写了起来。他想看看我写些什么，我背过身子不让他看。写了几行字之后，我把那张小纸条细细地摺了，塞到裤袋里，学着庞鸿躺倒在草铺上。我估摸着队里的知青肯定会给我们送来铺盖和换洗衣服，特意写了几句话，让他们尽快把旗子拆下来，同时宣布解散兵团，以免更多人被卷进“牛棚”。
我朝左边的庞鸿看了一眼，他保持着躺下时的姿势，左脚的脚跟搭在右脚的小腿和脚掌连接处，我相信那个位置应该有一个学名，不过我不懂。紧闭的窗户有一道窄缝，透进来一缕月光，照在他抿得紧紧的嘴唇上。虽然合着双眼，我相信他并没有睡着，于是挪过去一点，几乎贴着他的耳朵问：“高佬!你有什么想法？”
庞鸿虽然不叫别人的外号，却不会阻止别人叫他的外号。他眼睛没有张开，同样轻声回答我：“没有什么想法，打到跟前再说吧。”
我说：“你抱着这样的心态来应对这件事是要吃亏的。按照我的分析，你一向没有不良记录，队领导对你的印象都很好，只要诚恳检讨这次对‘大联合’的深远意义认识不足，表示出悔改的意愿，相信很容易过关，千万不要和他们顶牛。”
他侧过头，张开双眼看着我说：“都这样了，还会更糟吗？”
我说：“处理得不好肯定会更糟。”
他问道：“那你有什么打算？”
我说：“我的情况和你不一样，我肯定躲不过去，只有避重就轻，尽量争取从轻发落。”
他若有所思地说：“到时看吧。”
我知道他的态度已经放软，也就放心了。我开始回忆自“兵团”成立以来，我在队里和总场“联络站”的活动，评估可能被别人用来做文章的事件以及应对的策略。棚子里静了下来，阵阵虫声蛙鸣忽然间一起闯进耳鼓。这些声音每天伴着我入睡，这个晚上听起来却感受到不一样的亲切。我彻底地放松自己，闭上眼睛，捕捉每一个声音。
正当我陶醉在大自然的交响乐之中，昏昏欲睡的时候，门外传来了对话声，我起来走到门边倾听，是队里的“战友”给我们送铺盖来了。负责看守的民兵开了门，招呼我和“高佬”到门边接自己的铺盖。也许曾经接到指令，民兵不让我们直接交接，每一件衣被他都要先检查一下才交到我们手上。我侧过身子躲开民兵的眼光，把事先准备好的纸条夹在手上向小于扬了一扬。小于和我在球场上一向配合得很好，非常默契，他点点头，走近双手捧着铺盖和衣物的小金身边，一个趔趄，把所有东西弄跌地上，然后帮忙捡拾。他捡起一床毛巾被，随手抖起来，民兵马上把头拧向另一边，躲闪肉眼看不见的尘土，我就在接过被子的同时把纸条交给小于。队里总共来了五个人，大家七手八脚忙活了一阵，总算交接完毕。看守的民兵很认真，马上就要求几位队友离开，队友们离开之前说明天早上会给我们送早饭，问我们想吃什么，我说想吃虾饺、烧卖和肠粉还有艇仔粥，民兵听了笑着说：“你的胃口倒不小，不过就算他们真做了出来也先要过了我这一关。”
我们大家一听都笑了，这一笑缓和了彼此之间的气氛，我借机问五队的人怎么还没来？民兵很客气地说，据他所知分场都通知了的，也许五队离得远，所以要晚些才到。我和“高佬”自觉地挥送“战友”们，把门关上，让民兵放宽心。
开头几天，“专案组”密锣紧鼓对我们逐一审讯，我按照自己拟定的方案应对，同时根据他们所提的问题判断他们已经掌握的事实。那段时间的管理比较宽松，队友每天晚上借口送这送那到“牛棚”来都没有受到留难。我就把每天向“专案组”交代的事件以及涉及的人员写下来，让他们都有思想准备。不过，“专案组”很快就不允许队友直接带东西到“牛棚”来，切断了这条通讯管道，我只好另想办法。我照样把要传递的消息写下来随身带着，只要有机会在分场大街上见到队里来的知青就送出去。自从我进了“牛棚”，队里的知青在分场见到我的时候各有不同的态度。由于我们离开“牛棚”都会有民兵押送，公然打招呼并不可能，有些人会微微点头或者咧咧嘴，然后擦肩而过。有些人离远就绕道，来不及闪避就低下头来装作看不见。见到态度友善的队友，我会趁民兵不注意的时候，当着那位队友的面把纸条揉成一团扔到路边，走过之后再回头看看他或她是否会去捡。这样的传递方式也有几次成功的例子。有一天，我看到队友肖扬站在“牛棚”对面好长时间，不停地向“牛棚”张望，我心有灵犀，向民兵大声报告要上厕所。根据规定，民兵要陪着我到分场的公共厕所去，民兵问过没有别人要上厕所，就斜挎起那杆旧式步枪跟在我的后面朝公共厕所走去。走了几步之后，我回头张望，看到肖扬不紧不慢地走在我们的后面，我知道他已经领会了我的意思。公共厕所很臭，民兵不会随我进去，加上他跟知青不熟，估计不知道肖扬是我的队友，所以一点也没有防范。那是一个开放式的厕所，一长溜的蹲坑，连间隔都没有。我们的运气很好，厕所里一个人都没有，我选了最里边的一个坑蹲了下来。过了不久，肖扬进来了，他很机灵，不跟我靠得太近。他一开口就叫我不要再传纸条，因为小于抗不住“专案组”的压力，把先前所传的纸条都交出去了。我这才理解头天晚上“专案组”组长对我说的那番话的来由。他说：“你的那些攻守同盟小把戏可以收起来了，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问题以及你的后台才是你的唯一出路！ ”
我对肖扬说不碍事，我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新的口供，他们自己小心应对就好，说完就先行离开。对于小于把纸条交出去，我认为可以理解。我觉得在“牛棚”之外的人所感受到的压力可能比已经进了“牛棚”的人还要大。我估计，由于传递纸条的次数多加上“二传手”不固定，可能出问题的环节很多，加上大家都知道小于和我一向走得比较近，“专案组”以他为突破口很正常。假如自己处在小于的情况下，面对“死扛”或“进去”的选择，恐怕也很难不屈服。但是，“鸡毛信”毕竟还是有作用，但凡到我们队“游斗”，所提及的事件我大体都交代过，“专案组”挖不出什么新资料，恨得牙痒痒却无可如何。
当被赶进“牛棚”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我们换了一个新棚。由于人多，民兵也开始有点懈怠，棚里棚外交谈的机会多了，渐渐形成一个个另类的小圈圈。庞鸿始终保持他的孤傲，基本上只和我交谈。有一次在外面干活，他问我怎么想出来那么些怪招应付“专案组”？我说也许是反特小说和侦探小说看得多了，无师自通吧。多年以后，有一次和先父的老战友们茶聚，他们都是些离休干部，话题免不了怀念往昔辉煌的日子。也许由于我在场的缘故，他们讲得比较多的是先父当年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战斗在敌人心脏的传奇故事。我忽然自作多情地想，自己当年“智斗专案组”的时候，是不是父亲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