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外话：有些体育运动一个人就可以进行，有些项目却要由两个人，甚至一群人共同进行。“政治运动”的特点是一个人无法进行，必须有“群众”的参与，人越多越热闹，影响力也就更大。

现在回过头来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冠以“史无前例”的前缀实在是再准确不过。以往许多“政治运动”主要在特定群体或者某个范围内进行，“文革”却不同，牵涉的层面很多，范围很广。除了不懂事的孩童，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是观众兼运动员。

故事四  一条黑线

在实现“革命大联合”前后，我们分场六个生产队以及分场直属单位总共“揪”出了二、三十个“牛鬼蛇神”。这些人比较幸运，不用经历被剃“阴阳头”的羞辱。事实上，当我们三个的头发填满了头顶的沟壑之后，“专案组”并没有“再来一次”，群众也都已经专注于其他“日新月异”的事物，并不在意我们的发型。

生产队里的劳作每天由队长安排、分配工作。“牛鬼蛇神”除了接受群众的批斗之外，“劳动改造”更是不可或缺。我们每天被持枪的民兵押着去劳动，所干的活计倒也与日常无疑，并不特别劳累。有一天早上，我们照常在民兵的号令下集合，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劳作。可是民兵告诉我们不要带工具，排队等候下一步安排。大家都不知道当天要演哪一处，又不能交头接耳，只好默默地等着。过了不久，“专案组”一位成员吩咐我们排成单行，起步向总场方向走去。大家恍然大悟，知道是要到总场开批斗大会。“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还把一卷打背包用的布带交给走在最前头的人，顺序往后传。解放军的背包带是草绿色，一般老百姓用的是白色，这卷供“牛鬼蛇神”用的布带特依然成了黑色。工作人员严肃交代，行进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要握住一段黑布带，不得松手。有一位民兵不明白为什么要我们握着这条黑布带走路，“专案组”的人带点得意的神情告诉他，这是“一条黑线，由上到下”的意思。我们在路上遇到其他分场的“牛鬼”们也都是和我们一样手持黑线，看来是总场的统一安排。我不由想起“一根线上的蚂蚱”这句俗语。

那次“批斗大会”，主角是总场的头头，各个分场的“牛”们不过是“陪斩”的龙套。我在那次大会上遇到不少熟人，都是我驻在“联络站”时所认识的。我对每个熟人都挤眉弄眼努嘴巴，那些人的反应很不一样，有的会心地一笑，有的默然无反应，有的则是马上左右张望，生怕被别人看到。我在心里一个个地打分，作为以后交往的参考。

故事五  煮豆燃箕

我们的农场规模不小，总场有一所中学，各分场都有小学。学校的师资来源复杂，既有列入国家教员编制的专业教师，也有民办教师。教师的素质参差不齐，教学水平也高低有别。我们刚到农场的时候，既怀着“做一个有文化的新农民”的决心，也还有着一种“以文化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雄心。 我们在队里成立了“辅导小组”，晚间辅导在校的小学生做作业和温习功课。在辅导的过程中，发现学校的老师竟然使用“范文”来教孩子们作文。孩子们根据“范文”改动个别动词或名词誊写一遍就算是“作”了一篇文。我们当然大为反感，于是教孩子们先要确立文章的中心思想，然后写提纲，最后才是把自己所观察到的现象或者自己的想法写下来。孩子们兴致勃勃地按我们教的方法去写，觉得很有趣，一点也不觉得困难，我们为走出成功的第一步而沾沾自喜。没想到，交了作文的孩子们第二天一个个拉长了脸像我们诉苦，原来老师说他们几个的作文是由“知青”代写，不作数，要他们按学校的要求重写！我们到学校找校长理论，校长却说这是有关部门的统一安排，他们无权自行改动。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妥协，让那些孩子们继续依样画葫芦。

运动向纵深发展,“大联合”的节奏逐步加快。我们分场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成分也复杂了。最初集中在“当权派”这个类别，然后倾向于“反对大联合”这个人群，进一步发展到一些“不听话”的人都会被当作“坏分子”抓起来，关到“牛棚”里。在我们这帮人之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个案，那是分场小学的民办教师皇甫仁。他的案由用广州话来说是“衰戆居”，直译成普通话大约是“坏在了犯傻”，不过说成“倒霉催的”恐怕更好理解。

皇甫仁原来居住在广州，1962 年高中毕业后，根据国家“支农、支场、支边”的安排下放到我们这个农场，持有“广州市公安局准予迁入户口证明”（俗称“四年户口保留证”）。由于表现优异，分场开办小学前被选送去参加教师培训班，回来就当上了老师，已经有几年的教龄。农村人对复姓不习惯，一般都称呼他为“黄老师”，开始的时候他还很认真地向对方解释，慢慢也就听之任之。这位“黄老师”在学校里没有职务，也不是引人注目的人物，“文革”中也没有很明显的派别倾向，属于一个“逍遥派”。那个年代“逍遥派”的地位很尴尬，有点像寓言故事里的蝙蝠，被视为没有原则的投机者，两边都可以拿它们来出气。说起来这位黄老师的忍耐功夫也算了得，一直想黄花鱼似溜边走，躲过一阵阵风浪。不过，正如一句俗语所说“人要倒了霉，喝凉水都塞牙”，“黄老师”终于还是被扫进了“牛棚”，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但凡认识皇甫仁的，都难以相信这么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会犯上“现行反革命”的罪行。知道了案情的人却没有一个敢为他辩冤，因为他敲碎了伟大领袖的石膏像！

原来这位“黄老师”有一个毛病，思考问题或者心情放松的时候都会随手拿起一些物件乱敲一气。那一天合该有事，他一边想事一边拿着一把尺子在桌面上一下一下有节奏地敲。忽然听到“啵！”的一声闷响，令他生出异样的感觉，双眼朝桌上一看，一张脸吓得煞白，原来那把该死的尺子竟然把“伟大领袖”的头颅给敲破了！他下意识地扭头两边看，只见教员室里几双眼睛盯着他，一付不可思议的表情。他一脸沮丧，默默找来一块硬纸壳，捡起碎片被敲破的石膏像和碎片放在硬纸壳上，双手捧着到校长室请罪。离开教员室的时候，他偷眼观察其他老师的表情，发现多数都低下了头，只有个别人似乎流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这件事被上报之后，皇甫仁就成了一个“圈内人”了。

这位皇甫老师毕竟在教师队伍里浸淫了几年，有非常强的调整能力。他狠挖自己内心的犯罪根源，认可同事把他的行为归咎于“长期放弃思想改造”。他在“牛棚”里积极改造思想，严格要求自己之余，还充当民兵的“第三只眼”，把所有不符合“改造”规程的现象和涉事人员向“专案组”报告。“专案组”对皇甫仁的表现很满意，被他举报的人就难免不高兴了。不过又不能与“专案组”对着干，只好憋着一肚子怨气。

转眼就到了初冬，天气越来越冷，有时还下雨。有一天，快到傍晚的时候才下起雨来，大家都没带雨具，不到点又不能走，只好冒雨干活，雨虽然不大，时间长了还是从里到外渐渐湿透。由于那天干活的地点比较远而且要走水路，下工的时候一群人分乘两条船回分场场部。船不大，所有人包括押解我们的民兵都得站着。大家在船上默默无言，只望早一点回到“牛棚”换上一套干衣服。忽然间另一条船上起了一阵骚动，由于离得远，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船靠岸的时候，那条船上的民兵向大家宣布，关于刚才船上发生的事不准私下讨论，要等“专案组”的决定。民兵越是那样说，我们越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晚饭之前，大家就都知道皇甫仁又闯祸了。大家心里有数，今天晚上肯定不平静，“牛棚”里比平常更为沉寂，交头接耳的反而少了。晚饭照样有民兵押着我们到分场的食堂去打饭，到了那里也还是先要向毛主席“请罪”之后才可以打饭。我每次都是最后一个打饭，不是出于礼让的原因，是我与饭堂大师傅的默契。话说整个分场只有我们三个知青“牛鬼”的时候，我们一起去打饭，饭堂里两个人分别舀饭和分菜。饭按个人所交饭票来盛，菜由大师傅舀到碗里。第一天我排在第二，打了饭往前挪让大师傅舀菜的时候，大师傅面无表情把我往边上一扒说：“等着！”我莫名其妙又不敢问，只好站在一边。大师傅给原来排第三的詹君毅舀玩乐再给我舀。大师傅把我碗里的饭往边上一挤，要了一大勺才到我碗里再把反扒过来盖住，我这才明白大师傅的用心，微微点了一下头才离开。我借调到分场的时候和后勤的工作人员都很熟，先头看到大师傅板着一张脸，还以为要划清界限，没想到心底却是爱护我的，不由得感叹患难见人心呐！

晚饭过后不久，“专案组”的人到我们“牛棚”里召开会议，内容就是揭批皇甫仁抗拒改造、发泄抵触情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下工的时候，大家身子都被雨淋得透湿，挤在一起抱团取暖，有一个人的肚子忽然间发出咕嘟嘟的响声，大家都笑了起来。笑完之后，皇甫仁低声说了一句“真是又冷又饿啊！什么时候才到呢？”船上一阵静默，然后有一个声音响起来：“报告民兵！皇甫仁说反动话。”民兵在船头问：“他说什么了？”那人说：“我不敢学。”民兵说：“那就上岸之后向专案组报告。”皇甫仁吓得脸发白，一直说没有，但是没人理会他。举报皇甫仁的是六队的周鸣岐，他也是六二年从广州到农场来，也持有“户口保留证”，已经结了婚。这个人一贯自由散漫，偷奸耍滑，爱讲下流故事，以前没事，这次却被抓了起来，罪名是“流氓坏分子”。进“牛棚”的那一天他说了一句话，被民兵笑着扇了一下后脑壳。他说的是：“哎！最惨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老婆一起睡！”
在“牛棚”里他照样吊儿郎当，怪话连篇，皇甫仁上报的材料里经常有他，所以他最恨皇甫仁。他把皇甫仁那句话汇报成“饥寒交迫”，“专案组”当然很重视这一动向，皇甫仁那天晚上就成了“牛斗牛”的镖靶。“牛斗牛”这个词是民兵们创造的，指的就是这类“牛棚”里的互相揭批。其实很多人心里面都知道周鸣岐这一招“上纲上线”有点过，但是既然皇甫仁在“牛棚”里属于奶奶不疼，舅舅不爱的角色，即使不想落井下石，最起码也要不痛不痒地说两句。“专案组”的人听了皇甫仁的辩白心里也有数，不过根据“左一点是认识问题，右一点是立场问题”的尺度，不给他加罪就够仁慈了，会议的结论是皇甫仁必须更深地挖掘思想根源，彻底改头换面以争取人民群众的宽大处理。一场“煮豆燃豆箕”的戏就那样落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