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方正一如平日，在刘嫂的陪伴下在小区走了约三十分钟。傍晚时分，白天的热气还没散尽，虽然走得不快，还是出了些微汗。回到家里，刘嫂把藤制的躺椅搬到阳台的门边，等他坐下之后，拧了一把毛巾让他擦汗。接下来，刘嫂搬了一张小几放到躺椅的右边，给他泡了一杯茉莉花茶放在小茶几上，然后问他：“方老，今天想听点什么？还听十二爷的录音吗？”方正点点头，刘嫂就去放录音。
“十二爷”是方正的弟弟，是他们家男丁中最小的一个。他们家算得上是“书香门第”，远祖几百年前就曾经当过学官，历代祖先有九十多人考取了功名或者出仕，其中以曾祖官位最高，光绪年间官居巡抚。父亲清末也曾为官，后来感到不太适应官场生态，于是改行从商，生意做得很大。父亲娶了三房夫人，生下了十几个儿女，方正在兄弟中排行第九。父亲去世之后，长兄成了一家之主掌管家事。方正的兄弟有读书的，也有经商的，唯有十二弟从小喜欢曲艺，经常与京城里戏曲界的艺人厮混。掌管家事的大哥认为他的所为“有辱家声”，劝谕再三，十二弟始终不改初衷，结果在 18 岁那年被大哥逐出家门，大哥还特别登报宣布与十二弟断绝关系。十二弟改了名字，从此再没有和兄弟姐妹们联系。直到八十年代中由曲艺界中人撮合，十二弟才得以与兄弟姐妹们团聚，彼此断绝音问四十年，再相逢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十二弟为哥哥姐姐们专门制作了一张自己的演出专辑，方正时不时叫刘嫂把这张专辑放上一放。刘嫂揿下了“播放”键，喇叭里先是传出来一串三弦和四胡的前奏，听旋律这一段是“京韵大鼓”。紧接着节板和鼓点之后，十二弟清亮的声音响起，首句是“冷雨凄风不可听”，这是“探晴雯”。方正曾经观赏过十二弟的演出，当唱到“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惹出来宝玉探晴雯，痴心的相公他们二人的双感情。”这一句，台下总会爆出一阵喝彩，接下来一段一段也都是彩声连连。方正微闭双眼，随着有如流水的乐声和曲词渐渐进入了梦乡。
“醒醒！不许睡觉！”一声粗暴的断喝在耳边响起，方正努力睁开沉重的眼皮，昏黄的灯光下，自己面前的一张条桌后面坐着两男一女三个人。其中的一男一女他认识，男的是师哲，女的是李克农的女儿李宁，另外一个男子他没见过，看样子是当地人。那个他不认识的男子劈头一句：“你叫方正吧!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你对人民犯了罪，必须老实交待。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急忙分辩说：“我没有，你们搞错了！”话刚出口，他发现自己双手按在躺椅的扶手上，身子已经坐直了，录音机里，十二弟的“探晴雯”正唱到“管教你，明朝重进怡红院，要不能时，我是情愿一死对芳卿。”方正想，这宝二爷确实天真得可以，想那人世间的冤屈哪能桩桩件件都辯得清呢！
把“探晴雯”听完，他关上了收录音机，走进书房。书桌上放着一本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奥尔洛夫写的 《斯大林肃反秘史》。这本书的中文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在 1988 年公开出版，当年买下来之后，他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刚才小寐中所作的噩梦相信和最近几天重看这本书不无关系。他在书桌旁边坐下来，静静地思考了一会儿，打开电脑的文书处理程式，敲下了“这段回忆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这样一行文字，他要把一段六十年前的往事记录下来。那段往事给他留下了锥心的记忆，不仅仅是因为个人受了委屈，更多的是令他终身背负着那难以消减的自责。
记得那一天的上午，金处长对他说晋西北区党委给中央组织部打来电报，要调他回晋西北工作。由于当天下午正好有一批人要回晋西北，处长叫他下午先到组织部招待所和他们会后一道走。他回到住处收拾行李，与妻子告别。当时妻子还病着，需要拄着双拐才能行走。妻子对他说有组织上的照顾，一切都不用担心。下午，一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马来接他。他们的住处在延安南门外，去中组部招待所先要经过保安处。到保安处门口的时候，警卫员对他说马还没有喂，要到保安处里喂点儿料，让他先到办公室里休息一会儿，时间来得及。他就走进了办公室。一进屋，一个坐着的人一脸凶煞，指着他说：“你叫方正吧!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你对人民犯了罪，必须老实交待。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听了那人的话，他的第一反应是笑了，他说：“你们弄错了，我是到组织部与同志们会合，要返回晋西北工作的。我只是路过这里，休息一会儿就走。我这里有中组部转来的晋西北区党委发来的电报。”
那人坚持说：“没错，说的就是你。”
方正一再解释，并要求那人打电话找组织部核实，那人走了出去打电话，方正才松了一口气。一会儿，那人回来了，对着方正高声说：“问过组织部了，根本没有你说的那回事，有严重问题的人就是你。”
这次没容他再作任何辩解，不由分说地就戴上了手铐，押往保安处后面山崖旁的看守所。那人还对方正说“到牢屋里对同屋的犯人不许说你的名字，你叫×××号，不许说你的案情，不许说自己的任何事情，这是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定。”
所谓“牢屋”其实就是一间窑洞，从外面进到暗黑的窑洞中，双眼有一阵不适应，调整过后才看清出里面有好几个人，其中一个 50 多岁的老者，胡子拉茬，脸色煞白，衣衫褴褛，一动不动坐在干草铺就的地铺上，看样子，已经关了很长时间了。其他几个人散坐在地上，没有人说话。想到自己转瞬间就成了人民的敌人，成了共产党的囚徒，所有的孤独、无助、委屈一下子涌上了心头，好像掉进了一个无底深渊。
被保安处用作拘押犯人的窑洞有若干排，每排十几间，每间关押人数不等，大约有二三百人。各间窑洞都没有窗户，只在门上开了一个小小的方洞，给洞内的人透气和采光，但是脑袋绝对伸不出去。那个小方洞平时开着，方便外面的人巡视、送饭、送水，放风的时候关上。窑洞的墙角处有一只大尿桶，供排尿之用，如果有人拉稀泻肚，也只能用这只桶。每天上、下午各送一顿饭，各放风一次。所谓放风，就是解手，并不能随意走动。各个窑洞单独放风，这时其它窑洞门上的方洞就会被关闭，所以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周围关押的是什么人。白天提审的时候，被审者头上要蒙上一件大棉袄，谁也别想看到他的真面目。隔壁窑洞放风的时候，总是听到铁链条在地上拖动的哗啦哗啦响声，估计有人脚上戴着镣。方正想，这人一定犯有重罪，不然不会在窑洞里还戴着脚镣。很久之后来才知道这位犯人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被关进保安处之后，曾经跳崖自杀未遂，所以被戴上脚镣。这位犯人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
方正被关进作为囚室的窑洞里，过了两个月都没有被提审，方正坚信是组织上搞错了，因为被抓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组织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而且进来的第三天，也就是 4 月 5日，延安下了一场大雪，方正在心里把它称为“六月雪”，心想那是老天爷在证明自己的无辜。作为一个“无神论者”，竟然把这样的自然现象当作某种启示，虽然有些荒谬，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确实足以在彷徨中注入一丝希望。
6 月的某一天，看守从门洞扔进一份材料让犯人们看，那是任弼时在一个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其中特别令人怵目惊心的是这样几句话：“最近，延安地区逮捕了一批证据确凿的、罪大恶极的、死不改悔的四种人———叛徒、特务、汉奸、托派……”
看到这几句话，方正大吃一惊，自己怎么会是这四种人中之一呢？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他开始非常认真地回忆自己 27 年来走过的人生路，尤其是 1939 年入党以后所参与过的行动，究竟是不是在某个时期，某次事件中有过足以令组织产生怀疑的地方呢？反复思考过后，方正自认对党、对革命、对抗战救亡大业一片赤诚，每一时期都可以找到证明人，绝对不会是“四种人”！
他首先想到一件事，1935年，自己在天津南开中学高中三年级读书时，受几个哥哥和同学的影响，开始接触进步书籍，同时对参加读书会十分积极。9、10月间的一天，某次读书会之后返回学校，自己坐在电车上专心致志地看一本华岗所著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由于读得非常投入，同时政治上又很幼稚，竟连身边坐了一个身穿宪兵制服的人都没察觉。下车之后，那宪兵便紧跟上来强行把他带到了宪兵队，再转送到宪兵司令部。在宪兵司令部里，由一个40多岁的宪兵军官对他进行审讯。那人一再问关于 cp、cy 的问题、书的来源、与哪些人来往？ 后来又盘问方正的家庭，当得知他的父亲曾做过清末直隶巡警道的道台之后，他竟然同意方正取保释放。原来，方正的父亲曾在保定办过一所警官学校，自任校长，这个人正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回到学校后，方正立即向学生会主席、南开中学进步学生领袖吴祖贻汇报了白天刚发生的事。1939 年入党的时候，由于自己当时在某个军阀的军队里从事地下工作，入党的时候并没有填表和写材料，所以当时没有交代过。整风开始之后，要审查个人历史，于是他如实地写出书面材料，向党组织交代了这件事。材料交上去后，党组织没有任何人问起过这件事。
经过不断的苦思苦想，他又想到了一件可能引起误会的事，
那是1943年1月，方正收到七哥的一封信。信磨损得很厉害，当时他想，适逢战乱，信件传递经过了两三个月，有磨损很正常，并没有在意。这是七哥对方正上一封信的回信，信中提到：弟妹如此身体，在延安是不行的，是否出来，到大后方条件好些的医院治疗？七哥信中介绍了他在清华大学时期的同学，让方正到西安找他，说他可以介绍有关的人为地没安排治疗。
除了七哥的那封信以及在天津被宪兵队抓过，在宪兵司令部呆了一天的经历之外，他再也想不到自己的革命人生有任何疑点。
在窑洞里呆的时间长了，彼此间渐渐熟悉，犯人之间严格遵守“不许说自己名字，不许说案情，不许说自己的任何事情”的规定，但是闲谈还是有的。同囚室的犯人有“整风审干”之后的“新号”，也有早就被拘押的“老号”。那个衣衫褴褛的老者有一次对他说：“抓到保安处就不要想出去了，我是1938年进来的，自从我被关到保安处之后，还没见有一个犯人放出去。”
从交谈中了解到他曾为第三国际做情报员，在东北工作过。他叮嘱方正：“你把棉裤屁股后面的棉花垫厚实些，审讯时有时会让你坐在地上，不招供，会让你坐上十天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旁边有警卫看着，你困极了，刚一闭眼打瞌睡，警卫立即用力推你，对你展开车轮战，有时还会动刑。”
把往事梳理到这一段，方正觉得有点累，也有点渴。他走出客厅，从藤椅旁的小茶几上拿起那杯已经凉了的茶喝了一口。左手提着杯耳，右手轻轻地抚着杯身望向阳台之外。天上一勾新月，恰好似他头次被提审的那一个晚上，那是他被当成犯人关押到囚室的两个月后。
方正一共被审讯过两三次，他很幸运，审讯者既没有让他坐在地上，也没有人动手打他。由于几次审讯都是在夜间进行，因此头上不用盖上大棉袄，但出窑洞的时候要被扣上手铐，由看守押到审讯室。审讯的内容主要是交待自己的历史，他尽量仔细回忆，毫无遗漏地如实讲了。只有一件事比较奇怪，有一次审讯者问他：“你是否看过一本重庆出版的名叫《中苏友好》的杂志？ ”
方正回答：“看过。”
审讯者又问：“你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吗?”
回答：“没有。”
这件事后来再没有人提起过。
1943年7月15日，中央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指出，目前边区形势非常紧张，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边区周围布下重兵，极有可能向边区发动进攻，大战一触即发。处在这种军事非常时期，而我们内部特务如麻，如果不把这些特务清查出来，我们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他接着说，两个月来，延安已查出450名特务。我们现在是在抢救政治上的“失足者”。你们这些“失足者”不能再犹豫等待了，要赶快坦白交待，“失掉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你们坚持反动立场，拒不交待自己的罪行，你们将面临着最为严重的后果。
一浪紧似一浪的“抢救”活动开展后，到了八、九月份，保安处关押犯人的窑洞门就有了变化 ，白天不关门了，到了晚上才上锁。被关在窑洞里的犯人只要一坦白，就放出窑洞到比较宽松的环境里，饭菜也好些，不过仍然处在保安处的管辖范围。这期间，不断有从外面来的，已经交待的“失足者典型”作规劝报告，其中就有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最著名的“坦白从宽者”张克勤。保安处内交待了问题得到宽大处理的人也组成“规劝组”，到窑洞里来“规劝”那些没有坦白交待的“失足者”。这种气氛使方正真的有些相信延安有很多渗透进来的特务、奸细、汉奸，因为不少人在大会、小会上确实交待了自己犯罪的事实，说得有鼻子有眼，让你不得不相信。
但是结合到自己的情况，他想不到自己有什么可以坦白或交待的情事，所以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看着交待问题的人越来越多，被关押的人越来越少，自己的问题却被卡住了，没办法解决，客观上产生了一种“抗拒”的表象 。规劝组的人开始还以自己是如何“失足”的，如何“交待”的，党的政策对此如何来启发、诱导别人，后来，也渐渐谈些别的内容了。有一天，规劝组有人悄悄对方正说：“我就不是特务、汉奸。不管你是不是，只要你交待了，就行了。你写什么都可以，四顶帽子随便给自己戴上一顶就行。但是，要把你如何当上特务的、上级领导是谁、带了什么任务、如何混入边区、又发展了谁等等讲清楚……这也好写，可以随意编造事实，只要交待了自己是‘敌人’，马上就会得到宽大。”
那番“规劝”的话给方正带来激烈的冲击。反复思量之后，他觉得“坦白交待”是脱离当时困境的唯一出路，于是在 1944 年初，他作出以下的陈述：1935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因看进步书籍被捕，在宪兵司令部受刑不过，当了特务。我的七哥在“一二·九”运动中游行时被捕，后来也当了特务。我到延安来是受七哥的派遣，他是我的特务上级，我将在延安获取的情报秘送给他……
交待以后，果真宽大了，立即从窑洞里被放出来，享受了比较宽松的待遇。当时自己想，反正七哥也不是党员，又在大后方，所说的事情难以查证，对七哥也不会造成直接的伤害。虽然被“宽大”了，待遇也比较“自由”了，但是方正当时的内心却极为痛苦。过去自己没有说过假话，更没有在政治性质的问题上造过谣。现在为了这点“自由”、“宽大”，竟然栽赃自己是“特务”，诬陷自己的亲兄弟是“特务上级”，这还算是人吗!?还有没有一点做人的道德和尊严?
几十年后，在《斯大林肃反秘史》里读到莫洛托夫劝说季诺维也夫时的一番话，他不禁泪如雨下。那段话是这样的：
您向党撒过多少次谎？您的谎言给党造成了多少次伤害？现在，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运动和德国人准备进攻我们的时候，您的谎言无疑能够帮助党。这一点不容拒绝。要讨论什么呢？如果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我们不仅应该献出我们微不足道的名誉，还应该献出生命。
《斯大林肃反秘史》里详细描述了在那个非常时期，被视为反对派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们所要面对的普遍困境。在审讯时，一份刊载政府法令的报纸摆在所有被关押的反对派分子面前，法令责成法庭对儿童动用刑法典上的全部条款，可以对儿童进行任何惩罚，包括判处其死刑。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孙，这些老布尔什维克无可奈何地进行自诬以满足审讯者的要求。
他记得，由于自己违背良心撒了谎，他被“宽大处理”了，离开了属于关押犯人的窑洞。由于要继续接受审查甄别，仍然住在保安处，但行动相对自由，每星期放假一天，可以外出，但晚上一定要返回保安处。直到 1946 年 2 月，终于等到了组织对他的政治问题的甄别结论：1.整风时交代的1935年被捕一事相信本人交待;2. XXX 说方正是特务，经查，不可信;3.方正的七哥给当事人写信引发的事情，经查，不可信。
到了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自己被关押的主要依据就来自 XXX 的检举揭发，至于 XXX 这样做的原因，他一直都没有机会了解。多年以后，方正对七哥说了那件事。七哥宽厚地原谅了他，他却一直为了自己一时的软弱，做出了那件违心的事而追悔。
“抢救”运动无疑是在极左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发动的一场革命队伍内部的大混战。虽然甄别工作开始后到1945年的“七大”，毛泽东在一系列公开场合为此多次脱帽赔礼致歉，说是当时本意只是想给大家“洗个澡”，不料“灰锰氧放多了，实在对不起”。但是，对于这场运动产生的思想根源是什么，错在哪里，危害影响几何，有哪些教训可以吸取……在当时和以后都没有做过符合客观实际的深入研究和反省。因此，运动虽止，影响仍在，建国后不同时期的政治运动连绵不断，大量的“冤假错案”为不少家庭人为地制造出许多悲剧，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热情，也影响了国家建设的进程。
看着逐渐西移的月牙儿，他不由想到，也许不少人和自己一样，把这些早就该做的反省一直深埋心底，直到垂垂老去的今日才敢抒发出来。说到底，还是因为有着许多顾忌和私心吧。
云乡客注：这个故事根据某“老革命”的回忆文章改写而成，文中部分章节直接沿用原文，只是在称谓上作了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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