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黑网友写了一篇“为什么粤语如此强势？”，引发了一些讨论，我也来讲讲自己的看法。

从“强势”一文中那张“6-20岁能够熟悉使用方言人群比例”图可以看到，地域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譬如重庆、成都、广州、西安等地方可以说较为远离中央，使用方言的人较多似乎顺理成章。但是福州、厦门、深圳、南宁同样地处一隅，方言的使用率却很低。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方言使用率低不足为奇，其他几个城市的现象却足以说明地域因素与方言的使用没有必然关系。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从上海、南京、杭州、苏州这几个城市的方言使用率验证地域与方言使用的关系。

个人认为，该地人群对该地方言的归属感对于方言的使用率有较大的影响。记得 2013 年， 鉴于

“上海话使用人口比例缩小”，“上海小囡不会说上海话的现象让人担忧”，“上海市教委出，将在幼儿园开展沪语教育，主要做法是将其渗透、融入到幼儿园日常的教育和保育活动中。”；

据粗略统计，上海已有100多所中小学在校本课程中开展了沪语教学，有不少幼儿园也已经开展了

沪语教学。

　　“笃，笃，笃，卖糖粥，三斤核桃四斤壳！”“落雨罗，打烊罗，小巴腊子开会啦！”久违的民间童谣重回幼儿园课堂，一些上海老弄堂游戏也成了教学手段，老师会带领孩子一边唱“马兰花”，一边跳橡皮筋，或者玩起“我们都是木头人”的传统游戏，在玩耍中学习上海话。（上引资料来自“中国青年报”- 上海：幼儿园试点沪语教育）

至于广东人“撑粤语”的行动更是引发人们对于方言使用的权益作深层思考。

宣传口有一句习用语是“自古以来”，但总是选择性地使用。譬如方言和“共同语”就是自古以来并行不悖，偏偏有些人就总是要用行政手段“消灭方言”。我的看法是，语言和文字一样，会根据其适用性、使用率进行自然淘汰。譬如汉字大约有85000个，不过绝大部分只是历史上存在过而如今的书面语已经废弃不用，常用汉字只有大约六七千而已。方言也一样，当其实用功能减退，使用的人群不足以支撑该种方言的保留和发展，那种方言自然就会从现实生活中消失。

我从来不反对“推广普通话”，毕竟一个幅员广阔、民族众多的大国需要有一种“共同语”以利沟通。记得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从海外回到广州，那时就有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学普通话”的运动。有一次我到某单位找一位长辈，在接待室的墙上有一条大标语：同志！请讲普通话。于是我就用普通话说明自己的来意，谁知道接待室的那位阿姨很不耐烦地说：“你讲乜嘢？我唔识听。”当时我就深感“共同语”的重要性。

随着年纪渐长，我越来越感到“推广普通话”单靠行政手难以奏效。为什么呢？我念的中学是“师范学院附中”，经常有师范学院的“准教师”到我们学校来实习。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其中有一位教数学的老师，是潮汕人，他的一口“潮普”常常引得同学们掩口窃笑。那位老师的“潮普”可以通过下面那个段子充分体现出来：

这　BIANG 和那　BIANG，凉成益条巷，抗起来横痒，其实相差益　DIANG DIANG 。

看懂了吗？老师说的是：这边和那边，连成一条线，看起来很远，其实相差一点点。

过了几十年之后，我反复思考为什么“推广普通话”的力度不可谓不大，成效却未能达到“上头”的要求呢？前面所举的“师资”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却也足以反映现实的状况。无可否认的是，有几个优秀的教师乐意被分配到边远地区任教？试想想广大边远地区由水平相对较低的老师来教普通话，根据“法乎其中 得乎其下”的原理，结果可想而知。

回到前面所说的“归属感”，粤语使用者对粤语的忠诚度确实比对“普通话”要高得多。至于通过“下南洋”，“过金山”远离故土的粤籍人士，使用家乡方言无疑是对故土的一种深情眷恋，客观上也使得粤语这种方言得以历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