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子弟晋身亿万富豪的故事从来都是新闻热点，近年有两位华人富豪的故事也叫人遐想联翩。其中一位是“二代移民逆袭华裔首富”的华裔大叔黄馨祥；另一位则是过两个月才 41 岁的叶简明。

黄馨祥出生在南非，是一个小杂货铺老板的儿子，自小深知要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是教育。他在 16 岁那年考入了约翰尼斯堡的百年名校—金山大学。他在大学里攻读医科，由本科读到了博士。在南非当了几年医生之后，黄馨祥移民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从事各类药物的实验研究工作，并成功研制出对抗糖尿病和癌症的药物， 获得了 50 多项国家专利。其后成立制药公司、转营地产、收购球队、收购医院、收购《洛杉矶时报》等等，把一个“杂货铺小子”逆袭成功的例子完美呈现在世人眼前。

叶简明是全球五百强企业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中华能源基金会理事局主席、中国文化院理事会主席，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世界500强中国公司最年轻掌门人。即使在中国华信官网上，掌门人叶简明的简历缺乏任何细节。他的职业被简单概括为“实业家、慈善家”。他的发家致富经历语焉不详。由于没有太多可供参考的资料，关于他的发家史，难免引来坊间诸般猜测。叶简明现象叫我想起了一段往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香港有一本月刊《南北极》，其中一位作者（笔名好像是“石冈”，年代久远，记不太清楚。）擅长写一些中共高层内幕故事。我们平头老百姓当然无法去根究他所写的有几分真实，只是怀着读野史的态度来追看。不过，有两件事让我感觉到他确实知道一些高层内幕。譬如大约在七四或七五年的某一期文章里，作者在讲述“中联部”等不太为公众知晓的机构时，就提过华国锋的名字，但华并不是被单独提起，只是被列在某个“委员会”的名单中。具体是什么委员会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排头位的是李克农，在华国锋前头的还有邹大鹏。另外一次大约是七五年，文章主要讲中央对干部使用的规律，某些干部有时很长时间消失于公众视野之外，需要的时候就会走到台前。文章特别提到两个名字，耿飚和宦乡，作者说这两个人目前声沉影寂，但说不定哪一天又会再一次华丽登场。结果宦乡于 1976 年出任驻比利时大使，兼驻卢森堡大使和驻欧共体使团团长，耿标则在 1978 年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

那位作者文章里提及华国锋的时候，华还没有取得先帝的“遗诏”，神州大地的民众知道这位后来的“华主席”的怕不多。宦乡其人，如果不是对大陆官场素有关注的人，大概对他所知无几。至于耿飚的复出，也不及他后来被“邓总设计师”在记者面前指斥关于香港不驻军的言论是“胡说八道”那样受到民众的广泛注意。至于那位作家所讲的“北京第一号信箱”故事更是匪夷所思，我至今没有找到任何旁证，不知有几分真几分假，却不能完全排除事件的可能性。

作者写道，“北京第一号信箱”仅供毛泽东、周恩来与陈龙共同使用，他人不得染指，据说刘少奇曾多番试探都不得要领。陈龙是谁？他是建国初期的一位公安部副部长，谍报界的传奇人物。据作者所描述，毛泽东对陈龙非常器重，但陈龙在某些方面与毛泽东有重大矛盾，因此在五十年代中后期被送到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但是毛、周与陈龙仍然通过 “北京第一号信箱”保持联系。当时我就对这个说法有所怀疑，既然陈龙已经被打入另册，还有什么必要暗中保持联系呢？后来想到，陈龙到兴凯湖也许另有任务，那样的话，与最高层保持最隐秘的联系就很合理了。但是，作者在那篇文章的末尾却写到陈龙在五十年代末逃离兴凯湖农场，循中国的最南端走出了国门，这个说法又带出更大的疑团。

根据国内多篇文章的说法，毛泽东曾先后三次想把他调到身边负责警卫工作，但都因陈龙的婉拒而未能如愿。“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9年5月27日，作者为“熊坤静”所写的一篇文章“陈龙三次拒任毛泽东卫士长”里这样写道：

一天傍晚，中央社会部负责干部工作的王涛江突然找到了陈龙。“前几天，毛主席问到了你，意思是想把你调到他的身边去工作。”

“真的吗？我愿意为毛主席抛头颅，洒热血！”陈龙凝视着王涛江，语气坚定地说。说完他转身坐在一个土堆上，一边抽着烟，一边陷入沉思。能够到领袖身边工作，无疑是无比荣耀的事，但一想到自己火爆的脾气，他又有些犹豫不决。最后他对王涛江说：“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经过再三权衡之后，次日陈龙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 

国内的资料一致指出，陈龙由于心脏病的原因，于 1954 年 6 月初往莫斯科治疗，同年秋天返回大连疗养，1958年不幸病逝。

不管陈龙究竟是病逝还是出走，真相也许永远不为人知。正如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也同样亦幻亦真，难辨真假。

话说 1991 年，有一位香港立法局 Y 议员经常出现在电视荧幕前，他引起了我们学校在港校友的注意，因为无论是他的长相还是声音语调都和我们学校某一届的学生会主席有极高的相似度。这位 Y 议员的姓氏与我们的学长不一样，名字却有一处完全相同。我并不确切知道有多少校友在香港，但就我所认识的十来个人的见解，都认为这位 Y 议员与我们的学长是同一个人。我有一位姓李的学长是某国货公司的董事，也是那位学生会主席的同班同学，七十年代初从广州到了香港。他告诉我，他在八十年代初一次香港政府举办的宴会上就见过这位 Y 议员，当时他站在议员的侧面，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于是冲口而出用普通话叫那位同学的名字。Y  议员扭过头来，看了他一眼，没有回应，把头扭向另一边。李学长老于世故，若无其事地走开，向旁人打听那位“故人”的身份，得到的答案与他的想象并不吻合，李学长此后在任何场合与 Y 议员相遇都主动回避。李学长还告诉我，据他所知，由于 Y 议员的曝光率引来一些校友到该议员的办公室寻找真相，那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叫我转告其他校友千万不要那样做。过了不太长的时间，这位疑似校友的 Y 议员在香港的电视荧幕前销声匿迹，据官方报道是出任公职，被派驻北京了。

为什么这位 Y 议员会这样引人注目呢？这要从我们那位校友的身份说起。为了叙事的方便，且把故事的主人公称之为 C 学长。C 学长出生在美国，他的父亲 C 老先生是一位爱国侨领，五十年代带领全家人回到原居地香港，然后把几个孩子全部送回广州念书。C 老先生在广州“华侨新村”建了一幢两层的花园洋房给孩子们住，自己则是香港、广州两边走。我与 C 老先生的二儿子是同学，后来还一起下乡。 C  学长比我们大四年，我们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他已经是高三毕业班了。虽然是面临高考的学子，C 学长依然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既是运动队的成员，又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不仅是这样，全校都知道 C 学长有一个和他同班的女朋友。在我们那个年代，中学生谈恋爱是一件很敏感的事， C 学长的浪漫故事却丝毫不受影响。说到这个学姐，人很文静端庄，身上却有一股自然而然的神秘感，也许由于学姐住在我们学校附近的一座独栋小楼吧。按说我们那一片，小楼并不算罕见，关键是学界所住小楼外面还有门岗！我和 C 学长的弟弟曾经是很好的朋友，他还主动要当我的“入团介绍人”，不过我这人不求上进，一直没写那份“申请书”。虽然 C 农友对此感到失望，当我因公受伤回广州休养的时候，他还是特意招待我住到他家那栋小洋楼。

C 学长高中毕业之后，据说考进了外地某家对外保密的院校，整个学习期间只因老父去世回过一趟广州，与家人的通信都要经过“华南工学院”某信箱转。由于与弟妹们同父异母，关系不算很密切。我的那位同学兼农友，在农场是一个积极分子，不仅自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来还和一位很温婉的贫农的女儿结了婚。C 农友后来回到了广州，在东山区某街道办公室当了个小干部，由于仍然保有在美国出生的证明文件，后来又回到了美国。我在 C 同学家养伤的那段时间，与他的三弟成了好朋友。他三弟比 C 同学走得早，七十年代就到了香港，我们在香港来往得相当密切。我曾经分别问过他们两兄弟关于他们那位大哥哥的情况，他们都说很少来往，不太清楚，可以确定的一点是确实与当年那位学姐成了婚。

Y 议员被派驻北京之前，某次我与几位新闻从业员饭聚的时候说起这档子蹊跷事，座中有一位年轻的记者很感兴趣，觉得是“掺沙子”的一个实例，说要去查个究竟。我劝他小心行事，千万不要给自己和报社惹麻烦。过了大约半年，那位年轻记者约我吃饭，专门给我说调查 Y 议员的结果。据他说，官方介绍 Y 议员出生于香港，但是四十年代的出生记录，除了医院会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之外，还有一些接生院，私人医生的档案都不完整，所以查不到。而他报称就读的那家小学早就不存在，1968 年从英国回港之前的纪录更是一片空白。由于没有比较重要的线索，报社不支持他查下去。我认为这件事再查下去也不会有结果而且也没有必要，劝他到此打住。我说所谓“雪泥鸿爪”，所赖者天然成事，若经过有心人刻意打扫，自然是白茫茫一片很干净。

叶简明这个船工的儿子，不经意间华丽转身成了青年才俊，难免惹人热议。有人说“英雄无问出处，富贵当思缘由”，假如一个人的发家致富无迹可寻，大体上可以假设属于“被富贵”，“被包装”的一族吧。如此看来，“眼见为实”这一句成语也并不准确，我们所看到的世象，也可能是别人设计、演绎出来让我们看的一幕幕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