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文宣和企业文案一样，既反映了政府或企业的理念与方针，也折射出政府首脑或企业领导人的个人喜好。在“歌德派”为主流的中国宣传阵地上，忽然间出现《路在何方》以及《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后中美关系的思考》这样两篇文章，难免叫人有些惊艳。 《路在何方》的作者是中共深圳市委原书记厉有为（1993 年 4 月 - 1997 年 12 月）。文章一开始就这样写道：在深圳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提出路在何方的问题，彷佛有些不合时宜。但是，实事求是地讲，这问题真的存在。 文章从“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起，概述了各个历史时期对于“路在何方”的探讨、定调和实施。文中引用了胡耀邦对“特区是租界”论的反驳；重提邓小平否定“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姓资，计划经济姓社，搞市场经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不得！”的论述。然后用具体的数据指出： 在全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后的今天，生产力得到解放，一批企业家脱颖而出，民营经济得到大力发展，已经占到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占对外贸易的 45%，占税收的50%，占GDP的 60%，占科技创新的 70%，占职工就业的 80%，占企业数量的 90% 以上。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说明社会主义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接下来，文章转向探讨现阶段改革之路的走向。作者这样表述他的看法： 至此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条路是改革上层建筑，来适应现实的已经变化了的经济基础；第二条路是改变现在的经济基础，往回走，来适应上层建筑；第三条路是谁都不改变，维持现状，实行双轨制运行。我们现在正站在三叉路口。 路在何方？ 搞混合所有制改革，有两条路径：一条路是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民营与国有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取长补短，自愿组合，共同发展。另一条路径是以政府为主导，以行政手段为主配置资源，给国有企业下指标，把优秀的民营企业吃掉。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 文章的后段主要阐述“民有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还谈及如何认证“私人财产的合法性”。作者认为，“人民政府的神圣职责就是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只有这两个安全得到切实保障的情况下，公民才能全力以赴地安心创业”。 虽然文章用的是疑问句“路在何方”，其实倾向性十分明显。作者在文中充分表达了对前一阶段“国进民退”论调甚嚣尘上的忧虑，也很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过往 40 年改革开放政策坚定不移的信心。 《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后中美关系的思考》的作者是外交官袁南生。他曾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总领事，2014 年离任后，任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校长。文章虽然以中美关系为题，实际论述的范围更为广阔，是对当下国际形势的一篇冷静、理性的分析文章。 文章的基调是：旧的全球化道路强调成本优势，实现国际分工；未来的全球化则很可能强调政治价值的趋同，中国可能遭到来自政治价值不同的国家的排挤打压。 关于中美关系，作者首先引述习近平同川普于 2019 年 6 月 29 日上午在日本大阪举行会晤时所说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好，对话比对抗好。当前，中美关系遇到一些困难，这不符合双方利益。中美两国虽然存有一些分歧，但双方利益高度交融，合作领域广阔，不应该落入所谓冲突对抗的陷阱，而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接下来详述中美关系所经历的四个阶段，同时横向比对了当年的苏美关系。作者认为，新冠病毒流行前和流行后的中美关系会有很大不同。一是民意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外一些民调机构的数据表明，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民间，对对方持负面看法的人数都明显上升，均已占多数；二是经济贸易关系有很大变化。 作者强调“从毛泽东、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来看，他们都非常重视、亲手谋划中美关系。”，他认为“稳住中美关系，有利于稳住国际秩序。中美关系的稳定程度同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同国际秩序的稳定程度成正比。” 至于如何稳住中美关系？作者说：一是要保持战略清醒，认清我们仍然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二是保持战略耐心，防止急于求成；三是守住战略底线，既韬光养晦，更奋发有为；四是防止战略误判。尤其是要防止对美国的误判，误认为美国已衰落，误认为美国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显露出的种种问题已说明美国“霸权式微”，误认为全球抗疫战役已提出以他国取代美国来承担全球“领导责任”这个历史性的任务，误认为中国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战役中最先受到冲击、最早走出疫情，是给中国带来了与美国竞争霸权的历史性机遇——如果这样从竞争霸权的视角来审读中国作为，那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以上这段话很有针对性，可说是对中国舆情的透彻分析。现今中美关系的恶化当然不能完全赖到中国头上，毕竟川普提出“美国优先”，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他是在迎合美国的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在搞单边主义。但是作者提醒国人“中国国内也常常感觉到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涌动，有人早先把这方面的言行名之为“愤青”，现在亦有人称之为“战狼文化”。中国出现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不奇怪，其存在与发展，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源流和现实基础。” 作为一个资深的外交官，作者对“战狼文化”乃至“战狼外交”是持反对态度的。对于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之存在与发展，作者就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源流和现实基础”作出四方面的论述。 一是受“华夏中心论”即“天下观”的影响。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主导对外关系的核心思想一直是传统的“华夏中心论”，这种思想来源于华夏民族的自我优越感，认为中国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处于世界的中心，称之为“华夏”，西方的入侵对固有的“华夏中心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军事上的失败使得中国被迫卷入了近代世界体系，传统的华夷秩序和天朝观念逐渐崩溃，中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华夏中心论”随之逐渐衰落，而民族主义思想则渐渐兴起，作为一种新的精神纽带逐步取代了“华夏中心论”的作用。 二是受“必诛论”的影响。“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对外交往中听到不同意见，有人动辄拍案而起，某些情况下，“对话”变成了“对骂”，甚至变成了 “独骂”。 三是受“必胜论”的影响。既然中国体制优于西方体制，美国已经衰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中国取代美国的老大地位就是必由之路、指日可待的事。 四是受“必战论”的影响。“中美必有一战”“中日必有一战”“中印必有一战” “中韩必有一战”“中菲（律宾）必有一战”“中越必有一战”，等等，这些年来，诸如此类的声音不绝于耳，总有人把轻言战争与爱国简单地画上等号。 如何摆脱“战狼文化”以及“战狼外交”的惯性思维，作者提出了几条意见，简单归纳如下： 民意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因为打着“爱国”的旗号，容易挑动民意、煽动民意和裹挟民意，在这种情况下，民意又容易绑架外交。外交被民意绑架度与外交空间成反比，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声音越大，受此影响，对外交往中对抗就更容易代替对话，中国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少。 避免盲目的民族主义，一是要普及知识，重申常识，防止信息不对称，让民众了解更多历史。例如，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值得自豪，但有人由此飘飘然、骄傲自大，到处高调宣扬“厉害了，我的国！”，这就可能出现问题。 几千年来，中国是世界上最有资格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先后三次名列第二，一次是明代以前，一次是近代史上被英国赶超，一次是现在这个时期。了解这些情况，有助于保持清醒的头脑。 二是要加强引导，改进思想方法，防止看问题简单化、标签化、情绪化，例如简单地把砸日本车等同于爱国。 三是要守住底线，例如，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 美国成为新冠病毒世界第一疫情大国、死亡逾十万人，绝非值得兴奋、恭喜之事。 作者认为“稳住中美关系，必须坚持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并没有过时。” 《路在何方》在（文汇报 文汇论坛）上分两次于 9 月 21、22 日发布；《对新冠病毒大流行后中美关系的思考》发表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发布日期是 9 月 25 日。两篇文章内容详实，论点清晰，论据充分，但是两位作者的观点与当今朝堂上的“主体思想”明显不完全契合，甚至有点跑调。对于以上两篇文章的观点，官方的宣传口至今没有回应，不知道是暂时腾不出手来，或者是不屑一顾？
原文链接： http://www.iiss.pku.edu.cn/research/discuss/202001/4075.html http://paper.wenweipo.com/2020/09/21/PL2009210003.htm http://paper.wenweipo.com/2020/09/22/PL20092200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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