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俗語“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我覺得可以用來比喻俄羅斯。雖然以俄羅斯為核心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解散了，單論俄羅斯在當今世界政治、軍事方面，還是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至於把“拔了毛的鳳凰不如雞”這一句用來形容“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卻也是恰恰好。據說這個政黨已經淪落到被揭發收取中共金錢和其它好處，是在俄境內為北京服務的中國代理人。

想當初，聯共（布）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頭羊，到處派顧問為兄弟國家的共產黨下指導棋，揮斥方遒，風光無限。即以中國共產黨從無到有，然後逐步壯大，老大哥的影子無處不在。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吳廷康）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 1920 年 4 月到中國，5 月份就在上海成立了“臨時的集體中心機構”—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下設中國、朝鮮和日本三個科，他同時被選任東亞書記處臨時執行局主席。經過幾個月的組織籌備，他在上海向陳獨秀提出建黨建議，得到陳的同意。8 月，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俞秀松、李達、施存統和邵力子等人在上海陳獨秀寓所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後人歸納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陳獨秀被推選為書記。

接下來的十年，中國共產黨在老大哥的扶持下，有了長足的發展。1930 年 2 月到 8 月，共產國際聯絡員埃斯勒 Gerhart Eisler 代理負責遠東局，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匯報和肯定了毛澤東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為共產國際領導層充分肯定、信任毛澤東奠定了基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成員如王明、博古、瞿秋白、林彪等都與蘇聯結下不解之緣。即便是呼而嘿喲的大救星，一生中兩次出國，去的都是莫斯科。1949 年 6 月，毛澤東在他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代表中國共產黨宣布即將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奉行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並擲地有聲地說：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至於中國共產黨，從上個世紀  30 年代開始，就一直積極投入“二師兄”的角色。馬來亞共產黨在 1930 年成立以前，是中國共產黨的海外支部，名為中國共產黨南洋臨時委員會。1957 年馬來亞獨立後，馬共開始接受中共援助並加大力度對抗馬來西亞政府，直到 1980 年為止。由於中共與馬共的關係，馬來西亞政府在上個世紀相當長時間對中國保持戒懼之心。直到七十年代，馬國政府嚴格限制三十歲以下的國民前往中國。對於馬共的支持只是一個方面，1961 年之後中共開始加大支持馬來亞共產黨、緬甸共產黨、泰國共產黨、菲律賓共產黨等在東南亞各國打游擊戰的共產主義武裝組織，給予大量的武器、經濟、技術、糧食援助，並在 1967 年之後，在湖南益陽開設“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對黨南亞地區開展宣傳戰。“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一直運作到 1981 年 6 月才關閉。中共上述“支援世界革命”的行動給東南亞各國帶來沉重的壓迫感。七十年代國門重開之後，部分原先到中國學習、工作的印尼華僑子弟想要返回印尼與家人團聚。卻因為當時的印尼政府擔心他們“被赤化”，將他們拒諸門外，統統要滯留在香港。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解體之後，普京的“統一俄羅斯黨”已經徹底放棄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專注於深化經濟、提高國防能力以及旨在提升俄國際地位與作用的對外政策。尤其是普京，對於彼得大帝的敬仰大概遠高於馬克思與列寧。在這樣的形勢下，在俄羅斯聯邦會議國家杜馬中僅得 42 席的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其被邊緣化的地位使得他們無所依憑，放下身段向昔日的“小老弟”靠攏也是情有可原的事。

這樣無可奈何的事，竟然被俄羅斯“祖國黨”發表公開信披露出來。公開信指責俄羅斯共產黨，俄共領袖久加諾夫和其他俄共高層從中國和中共那裡獲取金錢、其他形式的支持和行動指示。公開信認為，俄共、久加諾夫等俄共高層的行為完全符合相關法律條款，有資格被列入到外國代理人的名單中。要求俄羅斯司法部長對俄共與中國的關係展開調查。真真令人難堪！

“祖國黨”的公開信還引用媒體的資訊，指俄共許多主要成員都是財閥富豪，而中共也同樣服務於今天的中國大資產階級，並不代表每天工作 10 多個小時勞工階層。公開信還批評俄共高層不關心俄羅斯內部事務，反而在俄羅斯主要官媒上為中國和中共宣傳。

政治觀察家認為，“祖國黨”的舉動很可能是為了將於 9 月份開始的議會選舉做鋪墊，也有可能是克里莫林宮的主人借“祖國黨”的口，敲打俄羅斯共產黨及久加諾夫等人。如果是後者，中共的處境就有點尷尬了，接下來與俄共的交往就要拿捏得更好。畢竟普京大帝是一個多疑的人，投注給俄共，鬧不好會招來猜忌，看作是在俄國“摻沙子、挖牆腳”的舉動，對於聯俄抗美的大業有害無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