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教语文的蔡老师经常对我们说，掌握丰富的词汇，对于传情达意很重要。蔡老师这句话对我影响很深，此后时刻注意不同的人，在什么场合，使用什么样的词语做怎样的陈述。经过反复体验，感受到语言文字的无穷趣味。老百姓惯用的熟语容易令人产生亲切感，学者的学术性表述则予人一种“高大上”的印象，至于某些政治家的遣词造句却有时让人觉得故作高深。

老百姓使用的言词因为各地不同的习俗方音产生差异，也有由于历史因素造成的影响，但相较于书面语普遍要生动活泼。譬如“理发”这一项除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外的生活内容，因为时空、地域的缘故就有诸多不同的表达方法。据我所知，“剃头”这种说法曾经占主导地位，不管是在北方或是南方，都有这样的表述，因此俏皮话“剃头担子一头热”就得以流传于大江南北。听潮汕籍老辈人说，当年中华民国一级上将胡琏在潮汕地区为了抓壮丁，曾在圩场上设立一处剃头摊子，免费给民众剃头。有乡民不知就里，以为白拣了便宜。没成想头剃完就被拉进“征兵处”当了个冤大头兵，甚至落得个流落异乡，有家归不得。因此潮汕地区民众编了一句俏皮话“胡琏胡琏，剃头免钱”嘲讽这种行为。

据说古人信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所以都留长发，不会把头发剪掉或者剃除，最多也就是用梳子和篦子进行整理，谓之梳栉。“剃头”一说大概始于“留发不留头”的年代。那时候的男人，后脑勺留一条或长或短的辫子，脑门却要剃得光溜溜，所以强调剃这个动作。民国以后，辫子男不再流行，对这项“顶上功夫”的叫法也就顺势改了。潮汕人叫“剪毛”，是“剪头毛”的简化版。广州人叫“飞发”，就是把头发“飞”掉的意思。以前的剃头铺子就叫做“飞发铺”，然后进化为“理发店”，到了现代人的嘴里，又有了新定义，变成了“发型屋”。“飞发佬”也被尊称为“发型师”。

图 剃头 （北京图书馆藏清代民间艺人画稿）

图 1928年广州的“飞发铺”

图 现代发型屋

如前所述，词语的衍变有地域的因素，也会因应时势发生变异或有所创新。譬如最近李中堂提到的“灵活就业者”一词，就是一个经过完美包装的新词。在我的理解，这就是省港两地由来已久的“打流散” - 从事流动性的不固定工作。

关于“流散”这个词，有着不同的含义。在英语是 diaspora,据说是源自古希腊语。指的是具有共同民族认同的人口群体由于外族的入侵等原因导致的迁徙。这样的“流散”包括了希腊人流徙后在欧洲、北非建立的“希腊城邦”，也包括了阿拉伯帝国大幅扩张版图后，大量流散到南欧、东非的阿拉伯族群。另外还有因为买卖黑奴造成的非洲黑人流散世界各地。较为不被重视的则有南亚的罗姆人（也就是后来人们误解性命名，然后陈陈相因的吉卜赛人）被迫迁离他们原先的居住地 - 印度西北部，流布四海。至于近代历史中最为人熟悉的“流散民族”莫过于犹太人。人们普遍所知道的是“犹太人复国主义”如何如何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然而未必知道犹太人内部，对于应否“复国”曾经有过争议。以色列先知耶利米认为他们应当保持耐心，等待更为强大的力量带领他们返回锡安；先知哈拿尼雅则认为犹太人可以更早回到自己的家园。耶利米和哈拿尼雅之间关于犹太人该适应流散生活还是尽快回到家园的争论一直存在于犹太人生活中。因此，当赫茨尔在十九世纪末急于创造一个犹太国的时候，反对他的是一些宗教人士，他们还是主张将犹太人的命运交给上帝。

广东省港两地的“流散”与上述关于民族迁徙的内涵毫无关联，只不过是对某种生活型态的直白描述。“打流散”有主动和被动两种因素。被动的是找不到固定的工作，主动的是不想找固定的工作。对于追求安定的人来说，一份稳定的工作代表着到点下班，到期领薪，带来安全感。喜欢“打流散”的人所考虑的却是自主性，不想过刻板的生活。倾向于“打流散”的人大多没有家室，除了省港两地，世界各国的“唐人街”也有为数不少这类人士。他们大都是新移民，住在“散仔馆”里。“散仔馆”也就是单身宿舍，不接待携眷入住。不管是有固定工作抑或是“打流散”，假如生活有计划，善于理财，有可能积攒一些财资，借一个机会获得改变生存状态。如果对生活没有规划，“餐揾餐食餐餐清”，终其一生也不可能改变现状。

图 散仔馆 （纽约）

香港曾经的散仔馆“为群公寓”

与“散仔馆”相映成趣的有“荐人馆”，也就是“职业介绍所”，甚至是“猎头公司”的前身。它们作为雇主与劳工之间的桥梁，一直发挥着有效的功能。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香港地“古老当时兴”，近年成立了一家“荐人馆有限公司”，主营女佣中介。读了一些与这家公司有关的评论，褒贬兼备，看来有提高服务质量的必要。

图 荐人馆

不要以为“打流散”是过时现象，其实不少进城的“农民工”或主动或被动地都有相似的经历。下面几张图片刊发于《今日头条》 2018 年某一期，原图所有者是 东方IC。城市居民对于这种场景大概不会陌生。

图 待聘的农民工

有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道尽世事变幻无常，盛衰交替的现象。2020 年 3 月，一位知乎上的作者“江南昊天 ”这样写道；

广东广州。海珠区一段3公里的小路上，站满了招工的制衣厂老板。他们拿着各种衣服样品，举着牌子等着路过的工人挑选。老板李爱莲说，之前是工厂挑工人，贴个广告就有人来，现在在路边等整天都招不到人。

年轻人不愿入行，入行的人宁做散工不做长工，几乎每天都要出来招人。打工者李先生称打零工有十多年了，工资一万多一个月，高的时候两万多。他说做散工自由，想赚钱就上班，不想赚就休息。

央视今年三月份也对这种现象做过报道，配图上这样写道“老板在街头被工人挑，月薪过万难招工”。据了解，当时是春节过后，还由于疫情的余波造成许多季节性农民工没有返回城市，所以出现了劳工短缺的现象。至于最近到处限制用电，不少工厂受到影响，开工不足，劳工短缺的现象相信有所缓解。反过来说，开工不足的工人只好多打“散工”帮补一二，客观上也是促进了“灵活就业”的诱因之一。

工人挑老板

坦白说，“打流散”较为适合年轻力壮，能够迅速掌握各样工作技能的人士，并且在劳工短缺的情况下有其优势。不过如今劳动保护法规逐渐完善，有固定工作者多多少少受到一些保护。“打流散”的工人在这方面就有隐忧，遭逢意外就只能靠自己。

如此一来，对于李中堂所说的“两亿灵活就业者”，有必要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分析其中属于主动选择或者是被动接受的比例，然后拟定相应措施，于国于民都有大好处。

注：文中关于“犹太人复国主义”争议援引自 Isreal: A Concise History of A Nation Reborn 中译本《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翻译者是王戎，校译者是宋立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