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時教語文的蔡老師經常對我們說，掌握豐富的詞彙，對於傳情達意很重要。蔡老師這句話對我影響很深，此後時刻注意不同的人，在什麼場合，使用什麼樣的詞語做怎樣的陳述。經過反覆體驗，感受到語言文字的無窮趣味。老百姓慣用的熟語容易令人產生親切感，學者的學術性表述則予人一種“高大上”的印象，至於某些政治家的遣詞造句卻有時讓人覺得故作高深。

老百姓使用的言詞因為各地不同的習俗方音產生差異，也有由於歷史因素造成的影響，但相較於書面語普遍要生動活潑。譬如“理髮”這一項除了柴米油鹽醬醋茶之外的生活內容，因為時空、地域的緣故就有諸多不同的表達方法。據我所知，“剃頭”這種說法曾經占主導地位，不管是在北方或是南方，都有這樣的表述，因此俏皮話“剃頭擔子一頭熱”就得以流傳於大江南北。聽潮汕籍老輩人說，當年中華民國一級上將胡璉在潮汕地區為了抓壯丁，曾在圩場上設立一處剃頭攤子，免費給民眾剃頭。有鄉民不知就裡，以為白揀了便宜。沒成想頭剃完就被拉進“徵兵處”當了個冤大頭兵，甚至落得個流落異鄉，有家歸不得。因此潮汕地區民眾編了一句俏皮話“胡璉胡璉，剃頭免錢”嘲諷這種行為。

據說古人信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所以都留長髮，不會把頭髮剪掉或者剃除，最多也就是用梳子和篦子進行整理，謂之梳櫛。“剃頭”一說大概始於“留髮不留頭”的年代。那時候的男人，後腦勺留一條或長或短的辮子，腦門卻要剃得光溜溜，所以強調剃這個動作。民國以後，辮子男不再流行，對這項“頂上功夫”的叫法也就順勢改了。潮汕人叫“剪毛”，是“剪頭毛”的簡化版。廣州人叫“飛發”，就是把頭髮“飛”掉的意思。以前的剃頭鋪子就叫做“飛發鋪”，然後進化為“理髮店”，到了現代人的嘴裡，又有了新定義，變成了“髮型屋”。“飛發佬”也被尊稱為“髮型師”。

圖 剃頭 （北京圖書館藏清代民間藝人畫稿）

圖 1928年廣州的“飛發鋪”

圖 現代髮型屋

如前所述，詞語的衍變有地域的因素，也會因應時勢發生變異或有所創新。譬如最近李中堂提到的“靈活就業者”一詞，就是一個經過完美包裝的新詞。在我的理解，這就是省港兩地由來已久的“打流散” - 從事流動性的不固定工作。

關於“流散”這個詞，有着不同的含義。在英語是 diaspora,據說是源自古希臘語。指的是具有共同民族認同的人口群體由於外族的入侵等原因導致的遷徙。這樣的“流散”包括了希臘人流徙後在歐洲、北非建立的“希臘城邦”，也包括了阿拉伯帝國大幅擴張版圖後，大量流散到南歐、東非的阿拉伯族群。另外還有因為買賣黑奴造成的非洲黑人流散世界各地。較為不被重視的則有南亞的羅姆人（也就是後來人們誤解性命名，然後陳陳相因的吉卜賽人）被迫遷離他們原先的居住地 - 印度西北部，流布四海。至於近代歷史中最為人熟悉的“流散民族”莫過於猶太人。人們普遍所知道的是“猶太人復國主義”如何如何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以色列這個國家。然而未必知道猶太人內部，對於應否“復國”曾經有過爭議。以色列先知耶利米認為他們應當保持耐心，等待更為強大的力量帶領他們返回錫安；先知哈拿尼雅則認為猶太人可以更早回到自己的家園。耶利米和哈拿尼雅之間關於猶太人該適應流散生活還是儘快回到家園的爭論一直存在於猶太人生活中。因此，當赫茨爾在十九世紀末急於創造一個猶太國的時候，反對他的是一些宗教人士，他們還是主張將猶太人的命運交給上帝。

廣東省港兩地的“流散”與上述關於民族遷徙的內涵毫無關聯，只不過是對某種生活型態的直白描述。“打流散”有主動和被動兩種因素。被動的是找不到固定的工作，主動的是不想找固定的工作。對於追求安定的人來說，一份穩定的工作代表着到點下班，到期領薪，帶來安全感。喜歡“打流散”的人所考慮的卻是自主性，不想過刻板的生活。傾向於“打流散”的人大多沒有家室，除了省港兩地，世界各國的“唐人街”也有為數不少這類人士。他們大都是新移民，住在“散仔館”里。“散仔館”也就是單身宿舍，不接待攜眷入住。不管是有固定工作抑或是“打流散”，假如生活有計劃，善於理財，有可能積攢一些財資，借一個機會獲得改變生存狀態。如果對生活沒有規劃，“餐搵餐食餐餐清”，終其一生也不可能改變現狀。

圖 散仔館 （紐約）

香港曾經的散仔館“為群公寓”

與“散仔館”相映成趣的有“薦人館”，也就是“職業介紹所”，甚至是“獵頭公司”的前身。它們作為雇主與勞工之間的橋梁，一直發揮着有效的功能。一個有趣的現象是，香港地“古老當時興”，近年成立了一家“薦人館有限公司”，主營女傭中介。讀了一些與這家公司有關的評論，褒貶兼備，看來有提高服務質量的必要。

圖 薦人館

不要以為“打流散”是過時現象，其實不少進城的“農民工”或主動或被動地都有相似的經歷。下面幾張圖片刊發於《今日頭條》 2018 年某一期，原圖所有者是 東方IC。城市居民對於這種場景大概不會陌生。

圖 待聘的農民工

有一句老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道盡世事變幻無常，盛衰交替的現象。2020 年 3 月，一位知乎上的作者“江南昊天 ”這樣寫道；

廣東廣州。海珠區一段3公里的小路上，站滿了招工的製衣廠老闆。他們拿着各種衣服樣品，舉着牌子等着路過的工人挑選。老闆李愛蓮說，之前是工廠挑工人，貼個廣告就有人來，現在在路邊等整天都招不到人。

年輕人不願入行，入行的人寧做散工不做長工，幾乎每天都要出來招人。打工者李先生稱打零工有十多年了，工資一萬多一個月，高的時候兩萬多。他說做散工自由，想賺錢就上班，不想賺就休息。

央視今年三月份也對這種現象做過報道，配圖上這樣寫道“老闆在街頭被工人挑，月薪過萬難招工”。據了解，當時是春節過後，還由於疫情的餘波造成許多季節性農民工沒有返回城市，所以出現了勞工短缺的現象。至於最近到處限制用電，不少工廠受到影響，開工不足，勞工短缺的現象相信有所緩解。反過來說，開工不足的工人只好多打“散工”幫補一二，客觀上也是促進了“靈活就業”的誘因之一。

工人挑老闆

坦白說，“打流散”較為適合年輕力壯，能夠迅速掌握各樣工作技能的人士，並且在勞工短缺的情況下有其優勢。不過如今勞動保護法規逐漸完善，有固定工作者多多少少受到一些保護。“打流散”的工人在這方面就有隱憂，遭逢意外就只能靠自己。

如此一來，對於李中堂所說的“兩億靈活就業者”，有必要做細緻的調查研究。分析其中屬於主動選擇或者是被動接受的比例，然後擬定相應措施，於國於民都有大好處。

註：文中關於“猶太人復國主義”爭議援引自 Isreal: A Concise History of A Nation Reborn 中譯本《以色列：一個民族的重生》，翻譯者是王戎，校譯者是宋立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