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6 月 2 日，中国总理李克强考察山东烟台的时候，曾经高度称赞地摊经济能创造就业岗位，是“人间的烟火”、“中国的生机”。一时间，地摊经济成为了网络热词，多个城市纷纷推出相关政策，支持地摊经济，同时引来网上一片热烈的讨论。然而就在 6 月 6 日，《北京日报》发了一篇评论，指出游商地摊会给城市管理、环境卫生、交通出行等方面带来压力，描绘出“街道脏乱、假冒伪劣、噪音扰民、游商满街、堵塞交通、不卫生不文明等曾经的城市顽疾一旦卷土重来，之前的治理成果都可能付诸东流”的一片惨淡景象，因而措辞坚定地说“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

另外一篇央视财经评论也认为，“片面将地摊经济炒作成灵丹妙药，是捡到一粒芝麻丢掉一车西瓜，也是一些城市的管理者治理乏术的表现。”同样宣称在中国一线城市，不宜推行“地摊经济”。

发自“首善之区”的强音，犹如泼天之水，把刚刚燃起的地摊经济之火一下子就扑灭了。

地摊经济当然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然而对于那些“灵活就业者”来说，好歹也是一条出路，如此一棍子打死，与“清理低端人口”的思路如出一辙。经过“清理低端人口”一役之后，“有关部门”并没有公布北京的“低端产业”是否一夜之间全部消失，北京市民从此全部从事“高端产业”；也没有公布向来吸纳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是否已经通通转型为“高大上全”的大企业、大门店，这类“总账”从来没有人给算一算。至于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地摊”倒是在各地变相复活，只不过部分“摊主”换作了“海底捞”、“西贝”、“紫光园”、“香格里拉酒店”、“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头部餐饮门店。

拜“动态清零”之赐，这些头部餐饮门店被“暂停堂食”的规则所约束，摆摊是挣扎求存的自救措施。只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摆脱这个“暂停键”。上海显示出城市管理者的治理诚意，在 9 月 22 日，发布了 20 年来首次全面修改过的新版《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不再要求全面禁止“路边摊”，在规定不得擅自占用道路、桥梁等公共场所设摊兜售的同时，明确区和乡镇政府可以划定一定的公共区域用于从事设摊经营、销售自产农副产品等经营活动。这在各大城市出台的市容管理条例中还属于首次。

“第一财经”连续推出几篇报导“路边摊”的文章，并且总结出路边摊 2.0 的三个变化。 第一个，路边摊品牌化，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头部餐饮业的摊位；第二个，路边摊白领化，路边摊的摊主不乏高学历人士，甚至还有一些基层公务员；第三个，路边摊滤镜化，部分摊主通过小红书、抖音、豆瓣等社交媒体，为摆地摊行为加上滤镜，进行营销。

在我看来，第一类摊位，在“暂停堂食”取消之后，自然会回归本体经营方式，最多不过保留部分便民服务。第三类摊位，在滤镜渲染热潮带来“审美疲劳”之后也将难以为继。只有那些全身心投入“地摊经济”自谋生路的摊主才是“路边摊”的主力。因此，《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施行，无疑是解决问题的积极尝试，与《北京日报》之流“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的行为比起来，高下立判。假如这套“管理条例”行之有效，也将打破“一线城市不宜推行地摊经济”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