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披露青年毛泽东秘密考查水泊梁山意图

考察梁山历史探源

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在其著作《毛泽东传》中写到：“1919年春……就在北京的学生提出砸烂孔家店时，他去山东拜谒了孔墓。他（毛泽东）回忆说：‘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们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时住的小镇。’他攀登了东岳泰山，游览了孟子的出生地，然后又到了梁山，这是《水浒传》中英雄聚义的地方。”

2010年8月3日，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播出的《寻找水浒》开篇解说词中，也传达了同样的信息。

曾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多年的戚本禹同志，2011年5月4日专程到梁山对此事予以证实。他说：“1966年12月中旬，有一次中央文革开会，总理还没到，江青、康生和我等人便闲聊起来。江青问我：‘你知道康老姓什么吗？’我说不知道，她说：‘康老不姓康，也不姓赵，姓张，我们是同乡，山东诸城人。’我好奇地问：‘主席到过你们诸城吗？’江青说：‘没去过。毛主席说他到山东的地方比较少，去过青岛，到过济南，还到过梁山，水泊梁山没水了。’这是我亲耳听到的。江青与主席一快生活，她不会瞎说，有权威性。所以我敢负责任地说，毛主席到过梁山。”

据梁山脚下馍台村张作海老人回忆，文革时期，他买了一张《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拿到家中，父亲一看，顿感惊呀，说：“哎呀！画上穿长袍的这个人来过梁山，登过梁山。当时我在山北坡柿子行里侍弄果树，见他在柿子行里休息，还打开小包袱，拿出《水浒传》看。我当时就觉着这个人不一般，他就是现在的毛主席呀！”

梁山脚下后集村马广仁老人回忆说：“爷爷（马传真）在世时常啦，他在马氏家祠（内有私塾学堂）教书。一天傍黑放学回家，刚出家祠，一人迎面就问：‘你好，附近有旅店吗？’声音很蛮，听不大懂，但从其语气表情揣测应该是打听住店的。我爷爷打量那人，长相好，二十多岁，穿长袍马褂、布鞋。就说：‘东边就有一家。’那人听后并没走，却对着家祠的门匾（康熙帝亲赐御笔）端详起来，一看便知是个学问人。于是两人在家祠门前聊起来，知道了那人叫毛润之，从北平来。天已经黑了，我爷爷说，别去住店了，学堂里有被褥、能做饭，将就一宿吧。吃饭时，那人问有辣椒没有，爷爷从门后墙上摘下几个，那人不怕辣，吃得很有味道。我爷爷想笑，那人觉察后也笑了，说‘我们湖南人就爱吃辣子’。饭后，两人作诗打对，谈得很投机。那人还问我爷爷，108条好汉在梁山还有没有后代，上梁山的路怎么走。第二天，我爷爷需教书，就安排我叔伯爷爷马传品陪毛润之上了梁山。我爷爷还说，毛泽东来梁山，独山村的王惠厚和嘉祥县的几个朋友都知道。”

马传品的儿子马克治老人回忆说：“当年毛泽东登梁山是我父亲带的路。我父亲常常说起，他带着那个南方人毛润之从后集隅首，往南走，出南门，经马家林道到马家林，过梁孝王墓，上鏊子山，向东过薛家林，经薛家桥（今水泊梁山第一关前），在馍台村柿子行里休息看书，然后沿小黄山和狗爪子山山谷小路直上梁山虎头峰。”

综上所述，毛泽东年轻时来过梁山，住在后集村马氏家祠西厢房的私塾里，并攀登了好汉们聚义的地方——水泊梁山。

2010年10月，在首届“天下水浒论坛”中的“毛泽东与水浒”专题研讨会上，著名水浒研究专家学者刘世德、袁世硕、董志新、佘大平等纷纷发言，一致认可伟人毛泽东早年登临梁山进行社会考查的历史事实。

2011年4月28日，毛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少将专程来梁山，沿着毛泽东当年登梁山的路线进行了考察，并为“毛泽东读书休息处”揭了碑。

考察梁山的时间考证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毛主席自述）“1919年初……前往上海……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我还登上了山东的东岳泰山。”这和前文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记载的毛泽东1919年到了泰山、曲阜和梁山是指同一行程。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老一辈革命家家书选》内收有毛泽东给舅父的书信，信中写道：

甥自去夏拜别，匆匆经年……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历）3月12号动身，14号到上海，因事逗留20天，4月六号始由沪到省……

愚甥毛泽东禀四月二十八

据信中所述内容考证此信写于1919年。在这封信中，明确说明毛泽东3月12日由北京动身，14日到上海，其间只有3天时间。短短3天，就当时的交通条件，毛泽东不可能游览上文《毛泽东传》和《西行漫记》中所说的那么多地方。除此，毛泽东这次离京去上海，是因为突然得知母亲病危的消息，绕道上海到长沙服侍母亲，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到许多地方漫游呢？

由此可以说明，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和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提到的毛泽东中途游览泰山、曲阜、梁山的上海之行，应该不是1919年3月这一次，肯定是记录、转述者有误，或是毛主席记忆、讲述有误。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印，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4月版的《毛泽东年谱》写到：毛泽东第二次离京去上海，是1920年4月11日离京，5月5日抵沪，计有25天之久。《毛泽东早期文稿致黎锦熙信》中记载：同年6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给他的老师黎锦熙写信，记述了他这次从北京到上海的行踪：“京别以来，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一晌，25天才到上海。”

据此可断，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和斯诺《西行漫记》中记载的毛泽东游览泰山、曲阜、梁山的上海之行，无疑是1920年4月的事。

考察梁山的原因

毛泽东考察梁山不是偶然之旅，应该有明确的目的。

首先，毛泽东考察梁山主要是受了《水浒传》的影响。毛泽东在韶山念私塾时就爱读《水浒传》，毛泽东从小生活在农村，梁山好汉“仗义济贫”、“替天行道”的造反精神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湖南一师和同学们讨论救国之道时，他与众不同，断然宣称：“学梁山泊好汉”（美国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第26页）。梁山是水浒故事的发源地，毛泽东有机会是绝对不会放过考察梁山的。

其次，毛泽东是怀着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的伟大抱负来到梁山的。毛泽东从小怀有救国救民之大志，青年时代就广泛调查了解和研究当时的中国国情，苦苦追寻、求索拯救旧中国的道路。毛泽东上梁山之际，正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社会比较发达的基础上产生的，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怎样在中国发挥作用，怎样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毛泽东应该是抱着这个思考来梁山考察的。

毛泽东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和一个刚参加工作几近穷困的小职员，作为一个立志解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革命先驱和领袖，他到曲阜、泰山和梁山，虽不能完全排除旅游的因素，但主要应是以考察历史文化影响下的中国社会现状，探究水浒英雄在水泊梁山聚义的成败之因、寻求一条适合中国的救国救民之路为主要目的的。

考察梁山的意义

毛泽东考察梁山，进一步加深了水浒人物在毛泽东心中的印象，水浒的各种情景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记，尤其是梁山的独特地理位置，使他对梁山好汉“占山为王，割据一方”的起义方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毛泽东考察梁山是其后来上井冈山的序幕和前奏，它为毛泽东去井冈山闹革命，建立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说：“《水浒传》里面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编：《忆董老》）“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邸延生《历史的真实——毛泽东风雨沉浮50年》），“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上山的思想，后来发展为到敌人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山区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上海人民出版社，董志新《毛泽东读〈水浒传〉》）。

梁山好汉以梁山为大本营，四处出击，声势浩大，对毛泽东“建立根据地”思想的产生有重要影响。因此，毛泽东受到启发，在“八七”会议前后提出“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实力的基础”，发动秋收起义后，毅然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

梁山好汉所到之处，“开仓”放粮，“赈济满城百姓”，讲求的是“劫富济贫”。毛泽东上井冈山实行的是“打土壕，分田地”。这既继承了梁山好汉的平等精神，又着重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毛新宇将军说：“毛泽东梁山之行，是在寻求一条救国救民之路……毛主席考察梁山的7年后，上了井冈山，开辟了根据地。从此，我党才真正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所以说，毛泽东考察梁山的实践意义重大。”

毛泽东一生喜欢读《水浒传》、说《水浒传》、评《水浒传》、用《水浒传》，《水浒传》这部书伴随他走过了70余年的历程。仅我们初步收集到的涉及毛泽东关于《水浒传》的文字，在毛泽东著作中有43处，领导人回忆录、纪实文学和外国学者著述中百余处，共计8万余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曾从不同的角度对《水浒传》做出过新意迭出的解读，众多视角独特的真知灼见，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直到今天仍给我们以诸多启示。这也为毛泽东为什么考察梁山和毛泽东考察梁山的意义作了最好诠释。（转自联合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