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说民国是乱世，还乡团公知人大张鸣勃然大怒

“公知”的自由、百姓的命与人大的张鸣

作者：黎阳

“最近姜文称，民国是乱世，这番话让人大张鸣勃然大怒。如果你是普通老百姓，你的选择是什么?是张鸣所看重的“公知”自由，还是姜文所看重的老百姓的命?“

最近姜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民国是乱世，他愿意选择生活在和平时期而不是乱世：“我觉得还是和平点儿好，过日子嘛，上街安全点好。”“别折腾了，折腾了又能怎么样?上有老人，下有孩子，就别折腾了。”“要说打仗就干脆单挑一个儿”、“别在有人想过日子的地儿打。”“民国其实没那么了不起。不过是一个半脏、半臭、半殖民地的社会”，“我真想不通哪里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对那个社会保持着一丝留恋。”

姜文的这番话让人大张鸣勃然大怒，马上跳了出来：“的确，民国没什么了不起，国家穷，政府乱，还受外国人的欺负。但是，民国有自由，知识人，尤其是姜文这样的电影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创作，电影拍出来，只要不是诲淫诲盗，不用担心审查通不过。”

(2014.12.16.http://t.qq.com/p/t/462332069039639)

姜文的取舍很清楚：尽管自己吃的电影饭，尽管拍乱世容易出看点——“乱世容易出故事”、“故事就容易出看点”，但拍戏归拍戏，过日子归过日子，平平安安过日子最重要——“过日子嘛，上街安全点好”、“别折腾了”、“别在有人想过日子的地儿打(仗)”。总而言之一句话：老百姓的命最要紧。

人大张鸣的取舍同样很清楚：国家穷不要紧，政府乱不要紧，受外国人欺负不要紧，“知识人”的自由才要紧;只要“公知”有自由，民国就不能否定，就该“民国范儿”，国家穷就穷，政府乱就乱，军阀混战就混战，天下大乱就大乱，外国人欺负就欺负，所有这些都可以容忍，唯独文人“公知”自由受制约不可容忍。为了“公知”的自由就应该牺牲“过日子嘛，上街安全点好”、“别折腾了”、“别在有人想过日子的地儿打(仗)”。为了“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创作”、“不用担心审查通不过”，“电影人”应该跟“公知”穿一条裤子——总而言之也是一句话：“公知”的自由比老百姓的命要紧。

人大张鸣其实是代表文人“公知”向全国老百姓划下了道儿：只要“公知”的自由，不要老百姓的命;为了“公知”的自由，必须牺牲老百姓的命——以前还真没见过哪个文人“公知”把话说得如此明白露骨赤裸裸呢。

人大张鸣用自己的现身说法告诉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什么叫“存在决定意识、利益决定立场、屁股决定脑袋”——对同一个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外侮不断的民国，文人“公知”的利益需要决定张鸣们的评价是“人文精神上的蓬勃盛世”、“色彩斑斓的时代”、“民主受尊重的时代”、“有故事，有个性的时代”、“不仅让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活泛起来”、“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无论人坏人好，都很有性格”、“活得人模人样的”……

但绝大多数老百姓在民国的日子如何呢?对不起，只字不提——人大张鸣们的眼睛里只有“文化人得意，其他三教九流”——“军阀、流氓、土匪、商人、掮客、买办”都“活得人模人样的”。要知道老百姓在民国的日子，得自己从其他方面查资料：

——草菅人命：“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这两个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土匪横行：“九月二十日的《申报》上，有一则嘉善地方的新闻，摘录起来，就是——本县大窑乡沈和声与子林生，被著匪石塘小弟绑架而去，勒索三万元。沈姓家以中人之产，迁延未决。讵料该帮股匪乃将沈和声父子及苏境方面绑来肉票，在丁棚北，北荡滩地方，大施酷刑。法以布条遍贴背上，另用生漆涂敷，俟其稍干，将布之一端，连皮揭起，则痛彻心肺，哀号呼救，惨不忍闻。时为该处居民目睹，恻然心伤，尽将惨状报告沈姓，速即往赎，否则恐无生还。帮匪手段之酷，洵属骇闻。”(鲁迅：“偶成”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

——堂堂“国军”连长大白天在西湖持枪杀人抢劫：“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申报》载新闻《西湖有盗》：‘二十三日下午二时，西湖三潭印月有沪来游客骆王氏遇匪谭景轩，出手枪劫其金镯，女呼救，匪开枪，将事主击毙，得赃而逸。旋在苏堤为警捕获，讯供不讳，当晚押赴湖滨运动场斩决，观者万人。匪曾任四四军连长。’”

——军警开枪杀人是家常便饭：“去年十月三十一日《大晚报》的记载“江都清赋风潮”，在《乡民二度兴波作浪》这一个巧妙的题目之下，述陈友亮之死云：‘陈友亮见官方军警中，有携手枪之刘金发，竟欲夺刘之手枪，当被子弹出膛，饮弹而毙，警察队亦开空枪一排，乡民始后退。……’‘军警’上面不必加上‘官方’二字之类的费话，这里也且不说。最古怪的是子弹竟被写得好像活物，会自己飞出膛来似的。但因此而累得下文的‘亦’字不通了。必须将上文改作‘当被击毙’，才妥。倘要保存上文，则将末两句改为‘警察队空枪亦一齐发声，乡民始后退’，这才铢两悉称，和军警都毫无关系。——虽然文理总未免有点希奇。”(鲁迅：“不通两种”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

——对外如羊，对内如狼：“首都《救国日报》上有句名言：‘浸使为战略关系，须暂时放弃北平，以便引敌深入……应严厉责成张学良，以武力制止反对运动，虽流血亦所不辞。’(见《上海日报》二月九日转载。)虽流血亦所不辞!勇敢哉战略大家也!”(鲁迅：“战略关系”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三日)

——阔人一怒就能杀穷人：“两三月前，报上好像登过一条新闻，说有一个卖报的孩子，踏上电车的踏脚去取报钱，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电车又刚刚走动，一时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推倒孩子的人，却早已不知所往。但衣角会被踹住，可见穿的是长衫，即使不是‘高等华人’，总该是属于上等的。”(鲁迅：“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一日)

——中国人被洋人打死还得忍气吞声：“我们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击杀了，我们并不还击，却先来赶紧洗刷牺牲者的罪名。说道我们并非‘赤化’，因为没有受别国的煽动;说道我们并非‘暴徒’，因为都是空手，没有兵器的。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记得新希腊人也曾用兵器对付过国内的土耳其人，却并不被称为暴徒;俄国确已赤化多年了，也没有得到别国开枪的惩罚。而独有中国人，则市民被杀之后，还要皇皇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鲁迅：“忽然想到十至十一”，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

——中国人被洋人欺负无理可讲：

香港总是一个畏途。这用小事情便可以证明。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环日报》上，有这样两条琐事：陈国被控窃去芜湖街一百五十七号地下布裤一条，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云。昨晚夜深，石塘嘴有两西装男子，……遇一英警上前执行搜身。该西装男子用英语对之。该英警不理会，且警以bbb。于是双方缠上警署。……

第一条我们一目了然，知道中国人还在那里被抽藤条。第二条是“搜身”的纠葛，在香港屡见不鲜。但三个方围不知道是甚么。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这bbb似乎是因为西装和英语而得的;英警嫌恶这两件：这是主人的言语和服装。颜之推以为学鲜卑语，弹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时代，早已过去了。

在香港时遇见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辩，英官无话可说了，但他还是输。那最末是得到严厉的训斥，道：“总之是你错的：因为我说你错!”(鲁迅：“略谈香港”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

——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无缘无故被外国人“抄靶子”：“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时总会遇见几个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异胞(也往往没有这一位)，用手枪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倘是白种，是不会指住的;黄种呢，如果被指的说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枪，请他走过去;独有文明最古的黄帝子孙，可就‘则不得免焉’了。这在香港，叫作‘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则竟谓之‘抄靶子’。抄者，搜也，靶子是该用枪打的东西，我从前年九月以来，才知道这名目的的确。四万万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私心在侥幸的只是还没有被打着。洋大人的下属，实在给他的同胞们定了绝好的名称了。”(鲁迅：“抄靶子”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日)

——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无缘无故挨外国人的踢：“‘推’还要抬一抬手，对付下等人是犯不着如此费事的，于是乎有‘踢’。而上海也真有‘踢’的专家，有印度巡捕，有安南巡捕，现在还添了白俄巡捕，他们将沙皇时代对犹太人的手段，到我们这里来施展了。我们也真是善于‘忍辱负重’的人民，只要不‘落浦’，就大抵用一句滑稽化的话道：‘吃了一只外国火腿’，一笑了之。”(鲁迅：“踢”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

至于民国灾害不断、饿死人不断的记载则源源不绝：

——“每天有天灾人祸的消息传来，这要是在大多数国家就会被认为是不得了，但是在中国已多少成了司空见惯的常事。举例说，甚至当我执笔在写本章的时候，报上就载着从华中、华西发来的这样骇人听闻的消息： 豫、皖、陕、甘、川、黔各省灾情，续有所闻。全国显已遭多年来最严重的灾馑，已有千万人死亡。据最近川灾救济委员会调查，该省灾区人口三千万人，已有好几万人食树皮和观音土充饥。据传陕西现有灾民四十余万人，甘肃百余万人，河南约七百万人，贵州约三百万人。贵州灾区遍及六十县，官方的中央社承认是百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灾荒。”

——“在许多省份中，赋税往往已预征到六十年或六十年以上，农民因无力缴付地租和高利贷的利息，好几千英亩的土地都任其荒芜着。四川就是其中的一省。在我六年以来所搜集的材料中，有的材料说明许多别的省份也有同样的情形。但是很少迹象表明，发生这种灾荒的周期律有减缓的趋向。”

——“一九二九年夏天，堪萨斯城的一位年轻人，埃德加•斯诺来到了黄河河套以南的黄土高原上。斯诺当时二十四岁，是来调查关于饥荒并进行报道的。在那次旅途中.斯诺结识了另一位西方的年轻人，他就是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他们一起在中国目睹了人民饿死的惨景。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路边的尸体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这是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零年的大饥荒的一角。中国有六百万人死于这次饥荒。当时，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在《纽约时报》的内版占了半个专栏。” (摘自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二十年代末连续三年大饥荒，使陕北赤地千里饿殍遍布。那个后来名声大噪的二十三岁的美国记者斯诺，本来打算在这里找到东方的魅力，但是，他在这里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人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那是一段恶梦般的时间，眼前尽是些已经不能称之为人的活尸首：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把什么都卖了--房上的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 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时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乳房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

——“饥饿的人们无力走出纵横千里的饥饿圈，只好卖儿女卖婆姨卖自己。佳县黄河岸边渡口是卖人的市场，陕北人向山西人卖自己的亲骨肉。骨瘦如柴的男女老少黑压压一片，没有哭泣，没有离愁，只有刻骨剜心的饥饿，阴森的死亡之气把他们吓住了，都盼望快有人来把自己领走。卖不出去的人就地饿死在那里，最后连人贩子也饿死了。而后来者又黑压压地来到尸体边继续等死。”

——有首歌子叫《卖娃娃》：

民国十三年，

遭了大年成，

高梁面刷糊糊，

三天喝两碗。

可怜实可怜，

可怜实可怜，

大的五六岁，

小的两三岁，

奶头上一个怀抱抱，

谁要卖给谁呀么哎嗨哎。

活着就是一切。

——根据部分已有资料统计民国时期的大饥荒主要有：

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

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在三年大荒中，沦为饿殍、死于疫病的3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者600多万，两者合计占全省人口的70%。难民估计达五千万左右。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

1936年-1937年川甘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死亡人数不详。

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的数字，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略知一二：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人数目亦不详。

1941年广东大饥荒，死人数不详。

1942年中原大饥荒：仅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

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43年广东大饥荒，300万人冻饿而亡。

1945年东北及湖南﹑河南﹑江西﹑山东﹑浙江﹑福建﹑山西﹑广东﹑安徽﹑广西等省灾民达一千九百万人。死亡人数不详。

1946和1947南方大饥荒：两年间仅粤桂湘三省就饿死了1750万人。在湖南，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

以下摘自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国农村》

1929年的大旱

我来到了戈壁大沙漠以南炙热的城市萨拉齐(译注：现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右镇)。在这里，在中国西北，我目击数以千计的儿童死于饥荒。这场饥荒最终夺去五百多万人的生命。这在我一生是一个觉醒点。我在中国西北所见到的惨状是我亲身经历的战争、贫困、暴力和革命事件中最可怕的景象，直到15年以后，我看到了纳粹的焚化炉和煤气室。德国纳粹没有耐心花时间等待人们饿死，就用这种设备消灭了六、七百万人。

萨拉齐是内蒙古最富饶的贸易中心之一。但是从1924年起，久旱无雨。今天，饥荒的魔影实际上威胁着辽阔的中国的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