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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20年的艰辛努力，拙作《周恩来在1927年至l935年》一书，终于在2006年6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从1986年到2006年，从52岁写到72岁，20年写了35万字，平均一年写不到2万字。真可谓是“长途跋涉”、“皓首穷经”了。
我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孜孜不倦于这样一本书的写作呢?我想从我打算写这本书的初衷谈起。
1984年至l986年，我和马齐彬、刘文军合作，主笔撰写《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一书，多方搜集到了关于中央苏区的大量史料。其中我对周恩来在中央苏区三年的工作和斗争，特别感兴趣。当《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一书于l986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我即计划利用手头的资料，另写一本《周恩来在中央苏区》的书。1986年拟好16个章节的提纲，并着手写了近一半的书稿。但随后感到写不下去了。原因是当时党史研究领域的“禁区”(或称“雷区”)太多。它离现实很近，敏感的问题比比皆是。一个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周恩来在中央苏区和毛泽东的关系问题。不写是不行的，而怎么写却颇费踌躇。那时正在强调“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写“细”了犯忌讳，通不过“送审关”；写“粗”了，说不清问题，史家的良心不安。而且，读者一提问，就站不住脚了。因为当时许多资料属“绝密”资料，个人是无权透露的，只能由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写文章引用，你只能照他们的说，否则就是“泄密”。这就是当时的所谓“游戏规则”。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港台地区和国外一些写中共党史的书籍陆续流人大陆。其中如龚楚的《我与红军》，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司马长风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严静文的《周恩来评传》等等。这些书籍的作者们，绝对不遵守你的什么“规则”，他们的一个共同兴奋点，就是大写特写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咬定他们之间是“权力争斗”，并都对周恩来进行恶意贬损。他们都认为：周恩来去中央苏区，就是“衔”“左”倾中央之命，去“清算与斗争”毛泽东的；他一去就“夺”了毛泽东的“党权”和“军权”：并特别着墨于“宁都会议”，说这是周恩来“刻意安排”专门“整治”毛泽东的一次会议。这些作者不惜笔墨，肆意发挥，将周恩来描绘成一个冷酷无情、专好斗争、言辞尖刻的“专制家长”，而毛泽东则成了他手下“动辄得咎”、“挨批受气”的“童养媳”。有意思的是，这些书籍中的内容和文字如出一辙，经查对，始作俑者就是那位中共叛徒龚楚在上世纪50年代与另一叛徒张国焘共同商量写就的那本《我与红军》。他是“老红军”，在中央苏区时职务又很高，所以他的书就具有权威性。俗语云：谣言重复多次就变成了事实。许多人对他们编造的谎言都信以为真了。那时对从港台购进来的书籍有个规定：“内部阅览，不得外传。”惟其如此，更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一时成为人们竞相猎奇的对象，千方百计要寻得来一睹为快，谎言就传播得越来越广泛了。
甚至到了l986年，那位闻名世界的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先生，来中国采访红军长征的历史，随后就用多种文字出版了他那本《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书中多处倒叙中央苏区，特别是周、毛关系的历史。我以为索氏也正是受了上述书籍的影响，所以他一口咬定周、毛之间是“权力争斗”，认为正是周“夺”了毛的“党权”和“军权”。他作出了很多肯定性的论断：周恩来从进入中央苏区，“一直到遵义会议前夕”，都“一直是毛泽东的对手”，毛的中央局书记和红军总政委的职务，都是由周“替代”了，“周恩来与‘三人团’中的其他人站在一道，阻挠毛的战略，否定毛的建议”；并用西方文法饶有意味地作了这样一段论证说：“如果说，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支持博古和李德要搞掉毛的阴谋的话，也没有证据表明周恩来曾参与反对此种阴谋。”总之，他认定周是打击、排挤毛泽东的主要代表。我曾当面问过几位接受他采访的专家、学者朋友，他们说：他不听，他很固执。你怎么向他解释，他都摇头日：“No!”索氏此书印成多种文字在国内外广为发行，比那些港台书籍影响要大得多。特别是他来中国采访时，受到了我国官方、军方的全方位的高级接待，档案资料对他全部开放，国内一些高级领导人和许多知名专家学者都接受了他的采访。因此，他的说法引起国内外人士广泛的兴趣，认为这也是中国官方和专家学者们一致认可的。
对港台地区的书籍，对索氏书中关于周、毛关系的评论，国内史学界长时间即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没有作出反应。作者出于对周恩来的由衷敬爱，看不得泼洒在他身上的点滴污水，因此曾从80年代末期开始，率先为文进行驳正。我利用手中的资料，先后写了《周恩来与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建立》、《周恩来在中央苏区》、《周恩来为纠正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历史功绩》、《中央苏区时期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等文章，除了在专业刊物上公开发表外，还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南开大学为纪念周恩来90周年和100周年诞辰的国内和国际学者研讨会上作过发言，颇受多数业内人士的好评。如英籍华人韩素音女士在南开大学周恩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就曾当面向笔者索要论文。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史学界研究的禁锢被不断打破，创新思潮不断涌流。我久蓄胸中的愿望又再次强烈地萌动了。而且，经过对十几年研究心得的沉淀和思考，我认为，不仅中央苏区那一段，从l927年底周恩来进入中央领导层后直到1935年底，党的这8年历史，从全党和中央来看，领导重心实际上是在周恩来那里，而不在其他人那里。党的六大以后，向忠发虽是政治局和常委会主席，周恩来却以政治局常委、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实际上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担负着指导全党日常工作，特别是指导红军战争和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最大重任。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犯“左”倾错误的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夹击下，他“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殚精竭虑，细心谋划；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无论在白区和苏区，他都是中流砥柱。在这段极其复杂艰险的环境中，他像鲁迅一样，横站着身子，一方面抵御着敌人的残酷进攻，一方面又顶住党内的种种压力，不但在共产国际论坛和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乡村中心”的思想，并通过六届三中全会基本成功地引导全党实现了从“城市中心”向“乡村中心”的伟大转变；而且模范地克服了党内的种种矛盾(包括“朱毛矛盾”和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保护了党的积极力量(包括毛泽东和贺龙等)，从而在这段时期中对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树了无与伦比的丰功伟绩。
基于这种进一步的认识，我将旧稿从书箱底下翻出来，将原书名《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改为《功高日月——周恩来在1927年至l935年》，将原定l6个章节增加到29个章节，又经过5年的辛勤耕耘，在历史跨进21世纪的门槛时，终于写成现在的样子。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将书中的部分重头章节，敷衍成五六篇专题文章，在《中共党史研究》、《百年潮》及《江西社会科学》上发表，均获得好评。
谈起这本书的出版也是一波三折。
20世纪90年代末，我将书稿送一家大出版社，责任编辑认为很好，并特别欣赏骈体文的章节标题，但社领导讨论却认为“敏感，，的问题很多，怕通不过“送审”关而搁置了一年才答复。我取回来将所谓“敏感”部分加以删削后又送回去，仍然不予讨论。拖进21世纪，我再去问时，答复是： “周恩来热”已经过去，书“没有卖点”了，如果要出，得“包销3000册”，保出版社不赔本。十分遗憾的是，我平生只学会了写书，没有学过卖书。此事遂寝。我只好抱回书稿，再次锁进箱底，以为此书从此难见天日了。
2005年中，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室主任于俊道教授通过别的渠道向我约稿，我就将这部书稿送去。本来也不抱太大希望，但不料很快就通过“送审”关。审稿业务组领导人，除提出一些必要的修改意见外，充分肯定了这本书的内容，认为“作者经过20年的潜心研究，以翔实的史实，深入的分析，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周恩来在1927年至l935年这段极其复杂艰险的环境中，在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中所经历的成功与遭受的挫折，从而对中国革命所建树的历史丰功与伟绩，是一本有学术价值的图书。”“进行修改后，可以同意出版社出版该书。”2006年6月，本书正式出版发行。从“送审”到正式出书，前后不到l0个月。而且不要我“包销”。如此快的速度，使我深受感动。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审稿同志和领导同志的明眸善睐，感谢责任编辑于俊道教授的热情帮助，使这本书稿得以与广大热爱周恩来总理的读者们见面了，而且很快引起了颇为广泛的反响。出版时原印3000册，不到一年售罄，又加印了3000册。可见读者们是认可了这本书的。
我在这本书里着重写了周恩来在这8年里为中国革命所建树的丰功伟绩，并认为在党的历史上均是无与伦比的。综合起来，可以归纳为10大项。因为许多细节在书中都有详细叙述，这里只向大家作一个简要的勾画。
第一，周恩来及时纠正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并创造性地向全党提出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号召。由l927年11月起的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是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直接指导下发生的。当时周恩来刚到中央工作，对全国形势一时还来不及有清楚的了解，在共产国际代表影响下也认为革命潮流仍是继续高涨。他参与了这次盲动主义错误的领导。但他很快察觉到盲目暴动的不妥，在中央领导人中，他第一个站出来制止和纠正不断扩大的盲目暴动，并和瞿秋白一起连续向各地发出指示，明令制止了两湖、江西、浙江、福建、陕西、江苏及广东等省的盲目暴动计划。过去曾认为共产国际l928年2月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指示中国党纠正了这次错误。事实上，中共中央于4月下旬(28日)才收到共产国际的这个决议案，而第一次盲动错误已在2月间普遍停止了。
特别是在纠正这次盲动错误中，周恩来(和瞿秋白)首次创造性地向全党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号召。他在代中央起草的致各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充分发动群众，建立革命军队，进行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由日常斗争而达到工农暴动的割据局面，夺取政权，推翻乡村封建统治”，是各省“目前总的任务”。这一提法比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提法要早近一年，是毛泽东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即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相结合)理论的依据。
第二，周恩来是中国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奠基者和指导者。党的六大后，中央常委分工周恩来负责指导红军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以后又兼中央军事部长。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还坚持“城市中心论”的状况下，六大前后他就集中精力投入指导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的工作中去。在他的具体指导下，中国的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特别是三大主力红军(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和三大农村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和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得以创建和发展壮大。例如：他具体指导和促成了朱德部和毛泽东部的会师，精心克服了“朱毛矛盾”，才有红一方面军的建成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他坚持同意贺龙去湘西拉队伍，并派周逸群、郭亮、柳直荀、徐特立等去协助，终于开辟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军后来发展成了红军第二方面军；他先派徐向前到鄂豫边，随后又派郭述申、许继慎、熊受暄去，终于开辟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了红军第四方面军。他当之无愧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奠基者和指导者。
第三，周恩来为克服党内矛盾和维护党内和谐树立了最好的典范。在1929年到l930年间，他成功地解决了令中央感到“棘手”的“顺直省委问题”、“江苏省委问题”、 “朱毛矛盾”和李立三的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特别是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不但成功地纠正了“左”倾错误，而且教育了同志，团结了全党，并为实现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农村转移作了切实的准备。在这些工作中，周恩来所表现出来的高超的领导才能、博大胸怀，获得全党的一致好评。如果不是共产国际的干扰和王明、博古等的拼命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必将能成功地实现全党工作重心向农村的转移。不管怎样，周恩来维护党内和谐的努力和党的六届三中全会都将彪炳史册。
第四，周恩来首次在国际论坛和党的中央全会上提出了“乡村中心论”的思想。周恩来曾经正确地指出，“乡村中心”的思想是毛泽东1931年1月在给林彪的信中首先提出来的。但是，l930年3月周恩来奉命去共产国际汇报工作，4月途经德国时，在德国中央机关报《红星报》上发表《写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一文，则首次向国际共运论坛提出中国革命的“乡村中心论”。他这样指出：“农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是今日中国革命的主要特征。”在一向奉“城市中心论”为经典的欧洲国际共运论坛上引起轰动。在9月举行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更向全党提出：“现在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亦即乡村，明确提出了“乡村中心论”。虽然比毛泽东要迟了几个月，但毛是在党内个人通信中提出的，周则是在国际论坛、在党的中央全会上向全党提出的，其影响和意义当然要大得多。
第五，周恩来为将党的工作中心向农村转移作出了三项伟绩。一是提议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以统一个各苏区党的领导”，“代表中央领导苏区的一切工作”。而且苏区中央局是设在中央苏区，不设在上海。中央其他领导人(包括向忠发和王明等)都不愿意去。周恩来向政治局表示：自己愿意去苏区中央局工作，请求中央批准。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并指定他担任苏区中央局的书记。二是坚持提议将毛泽东重新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因秋收起义攻长沙失败，毛泽东不听中央“再攻长沙城市”的指示，而率领部队辗转开上井冈山。为此，l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指责“中央代表”毛泽东“临阵脱逃”，开除了他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周恩来的提议重新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且第一次将朱德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六届三中全会将两位一直坚持在红军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第一线的领导人选进中央委员会，不仅说明中央对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斗争的充分重视，而且对以后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战争的发展有着无法估量的重要作用。三是具体领导开辟了进入中央苏区和各个苏区的安全交通线。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交通局，由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余泽鸿、吴德峰组成委员会，吴德峰为交通局长，担负建立通往苏区的交通线，以便向苏区输送党的干部和苏区急需的各种物资。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线是：从上海坐船到汕头，再乘轮船和小木船，经大埔上岸，越过国民党封锁线到永定，然后到上杭，即进入中央苏区的范围了。这条交通线是周恩来亲自指导开辟的，既隐秘又安全。不仅周恩来，稍后刘少奇、中共临时中央一班领导人以及那位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都是通过这条秘密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的。
第六，周恩来领导党中央渡过万分艰险的难关。1931年4月先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后是6月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亦被捕叛变。尤其是顾顺章叛变后，向国民党特务机关供述了党的大量机密，特别是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驻地，给党造成了极大危险。在这危急关头，周恩来临危不乱，在李克农等协助下，从容镇定地指导党中央机关人员撤退隐蔽，渡过了万分危险的一次难关，表现出了他应对突然事变的卓越才能。
第七，周恩来坚决纠正了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l930年底和1931年中央苏区在赣南发生打“AB团”、闽西发生“肃清社会民主党”的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l931年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立即坚决纠正了这一错误，挽救了大批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的生命，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更大损失。中央苏区打“AB团”并酿成“富田事变”，是毛泽东领导的，后来他在党的七大和党的八大上都承担了这一责任，并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
第八，周恩来和朱德一起领导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并在红军战史上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战”的战法，表现了他作为无产阶级军事家的伟大才华。
第九，周恩来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的中流砥柱。首先，他力争让毛泽东、王稼祥参加长征。原来博古、李德和项英都主张不带毛、王随军长征。周恩来找到博古、李德据理力争，毛、王才得随军出发。这是一件不世奇功。如果毛泽东被留在苏区，一个可能是苏区游击战争会出现新局面；而另一个可能是长征的中央红军命运将难以逆料。其次，他不仅是红军长征的具体组织者，而且在湘江战役中，当博古、李德无法指挥时，他挺身而出指挥红军渡过湘江，保存了红军的主要力量。三是在紧急关头，他主持黎平会议，坚决摒弃李德、博古北上湘西的错误主张，接受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实现了长征途中的伟大战略转变——“黎平转兵”，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第十，周恩来高风亮节、推位让贤，在遵义会议上力荐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他不仅是遵义会议的具体组织者，而且在会上发言“全力支持毛泽东为我党我军的领袖”，提议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他的这一倡议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因此，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常委分工上又确定在军事上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继续长征过程中，周恩来处处尊重毛泽东的意见，有意将军事领导权向毛泽东转移。l935年11月长征到达陕北后，政治局会议决定党内毛泽东“负责军事”；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中央军委)，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负责组织局和后方的军事工作；同时成立军委后方办事处，周恩来兼主任。直罗镇战役后，周恩来离开前线到后方瓦窑堡，为稳定和巩固陕甘苏区，保证前方的军事供给，又作出了新的贡献。从党内军事上的第一把手，到自愿回后方去做军事辅助工作，只有周恩来这样处处以革命大业为重的真正无产阶级革命家才有这样能上能下、不计名位的胸怀和肚量。基于以上的认识，我认为，在1927年至l935年这8年问，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是周恩来，党中央工作最重、压力最大、最费心力的是周恩来。没有周恩来的卓越的组织才能、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没有周恩来那种“照顾大局，相忍为党”的宽阔胸怀，党内发生的那些矛盾就不能顺利克服，红军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就不会那么快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而在中央苏区，如果不是他千方百计保护毛泽东，不让“左”倾领导人将毛泽东完全压垮，如果不是他力争让毛泽东参加长征，那么将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召开，至少党的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不可能在遵义会议上实现，党的历史怎样演绎下去就很难想象了。正是周恩来的高风亮节，才使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得以顺利实现。当然，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但是，周恩来却是这一历史车轮前进的不可或缺的推动力。而这一切，长期以来都不为人们所确认，党的历史成了毛泽东的个人演义，这是对历史的不公正。为此，我原来确定的本书的大名是《功高日月——周恩来在1927年至l935年》。我认为这是合适的。因为我写的是这8年的党史，而不是全部党史。而这8年来，周恩来确确实实是党中央领导的实际核心，这是用他的革命实践行动证明了的，是谁也否定不了的历史真实!
这就是我写《周恩来在1927年至l935年》这本书的初衷。书中在对周恩来在这8年间为党和中国革命所建树的丰功伟绩的着力论述，一些观点和认识，都是我个人的研究心得。错误或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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