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小岗为推行“大包干”造势撒谎
【公孙明按：万里其祸国殃民卖国自肥是与邓小平同等级的人物，虽然方式有些不一样；万里祸国的程度与胡耀邦同，较赵紫阳又有过之！】
古彭万俟轩等 ·
2015-07-16 · 来源：乌有之乡
万小岗的讲话不仅逻辑混乱，而且漏洞百出。有的是明显捏造，有的是故意撒谎。
万小岗为推行“大包干”造势撒谎!
古彭万俟轩
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的《小岗村的故事》一书，笔者过去只在报刊上见过出版信息，并没有机会读到此书。昨天( 10月19日 )晚上，我偶然翻阅《经典旧闻》时，突然看到该报19版上转载了该书的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实际是《小岗村的故事》引言部分，标题为《万小岗受命于危难之时》。《经典旧闻》在转载时还加上一个耸人听闻的醒目标题：《大姑娘衣不蔽体触动万小岗开启农村改革》。因为时间关系，这本书我没有看完，但仅从引言部分就发现不少难以自圆其说的“硬伤”。特别是引言中还引用了万小岗的一些原话(该书是纪实而不是小说，书中的万小岗讲话都用“引号”引起来，所以可以认定是万小岗原话)。我觉得，万小岗的讲话不仅逻辑混乱，而且漏洞百出。有的是明显捏造，有的是故意撒谎。笔者先将万小岗的部分讲话摘录出来，然后分别予以解剖。
引言部分有三个片段值得注意：
一、 1977年6月21日 ，卸去XXXX长的万小岗抵达合肥，出任……。已经六十一岁的万小岗“空降”安徽，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时!可是，万小岗“没有想到，就在他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时候，合肥的大街上竟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与此同时，许多县市紧急要求调拨粮食的报告，接连不断地送上来，反映逃荒要饭的人之多，事态之急，火烧眉毛!”
二、万小岗为了对安徽的农村工作有一个初步了解，从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遍了，结果是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回忆这次农村调查，万小岗说了一句十分感伤的话：“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刺激。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重，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
三、万小岗听说安徽有个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县，它在安徽贫困落后的地区中有一定代表性。万小岗就把这个县作为他的一个重要调研点。在凤阳县的铁路沿线，他亲眼看到蓬头垢面、拖儿带女的农民，成群结队地同拦截他们的干部玩“老鼠和猫的游戏”，争先恐后扒车外流。有人说：“这里的农民有讨饭习惯。”万小岗听了气愤地说：“讲这种话，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我们的农民是勤劳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谁还愿意去讨饭!”
笔者先来解剖第一个“谎言”。文中说，当万小岗正准备“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时候，合肥的大街上竟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与此同时，许多县市紧急要求调拨粮食的报告，接连不断地送上来，反映逃荒要饭的人之多，事态之急，火烧眉毛!”这段描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按照该文前后逻辑，我们只能认为：万小岗1977年6月21日来安徽之前，整个安徽都是平静的，只是在他准备“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时候”，“合肥的大街上”才“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读者不仅要问：难道是万小岗来到之后，老百姓才开始无法忍受，才开始“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吗?同时，“许多县市紧急要求调拨粮食的报告，接连不断地送上来，反映逃荒要饭的人之多，事态之急，火烧眉毛!”这就更令人不解了，万小岗没来之前，这里风平浪静;万小岗一来，不仅“逃荒要饭的人”多了，而且已经“事态之急，火烧眉毛”!既然如此，在万小岗没来之前，“火烧眉毛”的老百姓到底都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说千到万，他们这么编造的目的只有一个：为“大包干”造势，为“私有化”寻找理由!
再来解剖第二个“谎言”。万小岗在调查走访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我过去一直查找不到“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真正出处，今天终于查到了。但是，这句“谎言”早已被批得体无完肤，没想到刚刚出版的《小岗村的故事》，又拾人牙慧开始嚼别人早就嚼过的馍。我不否认，三年困难时期确实挨饿，也确实有极少数地方饿死了人，但绝不是右派精英们污蔑的“饿死几千万”，也是不是万小岗所说的“饿死那么多人”。就连“小岗村”这个改革开放的假典型，那些在人民公社时期“懒惰”的农民也没有说，三年苦难时期谁家有人饿死了。万小岗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希望在“私有化”进程中抢个头功。万小岗果然如愿以偿，资改派“精英”很快就唱出“要吃米找万小岗”、“要吃粮找紫阳”的赞歌。可惜，这两句褒扬之词，如今已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最后来解剖第三个“谎言”。万小岗亲眼看到：蓬头垢面、拖儿带女的农民，成群结队外出“讨饭”，万小岗就此假装怜悯地说：“我们的农民是勤劳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谁还愿意去讨饭!”他在这是偷换了和混淆了“讨饭”概念，把凤阳农民农闲季节出去卖艺谋生与逃荒要饭划成等号。其实在农村，收罢秋播上小麦之后，就到了冬季农闲时节。能歌善舞的凤阳人民，非常喜欢在这个季节带着全家，或几家联合一起，到周边地区或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表演花鼓戏。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可以在农闲季节省些粮食，二来还可以挣些钱回来。这纯粹是凤阳农民农闲季节的一种谋生手段，根本不是什么“成群结队”外出“讨饭”。我的家乡距离凤阳县不足 200公里 ，上个世纪70年代经常可以看到凤阳花鼓戏班来我们这里演出。1973年冬天，一个花鼓戏班的小伙还在我家住了一晚上。他明确告诉我，凤阳农民一到冬天农闲季节就出来。他们把这种演出，说成是谋生手段或打趣说是“要饭生意”。其实他们都认为出来就是混口饭吃，这与严格意义上的“讨饭”是有严格区别的。另外，我们见到的花鼓戏班，人人都穿得花花绿绿，喜气洋洋，那有什么“蓬头垢面”!如果硬要把这种卖艺谋生都称为“讨饭”的话，那笔者倒要反问一句：干什么不是“讨饭”呢?那些到处走穴的演员不是“讨饭”吗?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不是“讨饭”吗?说白了，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国有一亿多农民在大江南北“讨饭”!所以笔者认定，万小岗把凤阳农民正常谋生手段当成“讨饭”，这是非常无知的表现。日前，笔者曾写过《人民公社岁月(21)凤阳花鼓戏》一文，对凤阳农民农闲季节外出卖艺生活作了很详细的描写，网友或有兴趣地读者不妨看一看。
(转载请署名并注明出处)
欢迎光临古彭万俟轩网易博客，并期待您的精彩点评!
http://wangjiting88.blog.163.com
小岗村的对立面：凤阳新山村——访凤阳县白山凌生产队
人民日报(1972.02.05)
从小岗村到白山凌村
在安徽省东部，那岗峦起伏、群山环抱之中，有一个小山村——凤阳县白山凌生产队。“凤阳花鼓”就发源于这一带。
“说凤阳，道凤阳……，十年倒有九年荒，身背花鼓走四方。”这段花鼓词，真实地描绘出解放前凤阳人民辛酸的岁月。当时的白山凌，四十二户人家中就有三十九户过着“身背花鼓走四方”的悲惨生活。解放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白山凌的贫下中农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把一个过去落后的穷山窝，建设成为皖东地区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
当我们登上大白山，访问这个社会主义新山村时，只见一个个水库，碧波荡漾的水面上，鸭群追逐;纵横交错的渠道，潺潺的流水，滋润着层层梯田;山岗上桃梨成行;南大坝下，西山坡前，不时传来响亮的歌声和欢笑声，人们正在捕鱼和兴修水利，整个山村呈现一片兴旺景象。
河山新貌
白山凌，在解放前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坡，羊肠小道穿村过，荒山秃岭无良田，子一停就要饭”的穷山村。解放后，白山凌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以后又办起了人民公社，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刘少奇一类骗子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竭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严重地挫伤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象一声春雷，震撼着白山凌山山洼洼，提高了广大贫下中农的路线斗争觉悟。他们说：“有了权，走错线，穷山窝还是不能变;要想白山凌变，就得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此，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烈火越烧越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心越来越大。他们坚决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决心彻底改变白山凌的落后面貌。
过去，人们形容这里的水塘是：“碗口大，碟子深，下雨水满，住雨塘干，天旱灾一片，下雨全淹完。”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关于“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的教导，决定在庙山和棵子山之间筑水坝，建水库。一九六六年冬天，整个白山凌山地被冰雪覆盖着，生产队长郭金香、凌万禄带领社员摆开了战场。没有资金自己筹，不懂技术就向别人学，没有测量仪器，就想土办法代替。冰封大地，土冻得象铁石一般硬，一锹下去只见一道白印。他们学习大寨贫下中农三战狼窝掌，大闹虎头山的英雄事迹，把困难踩在脚下。他们硬是用钢钎一钎一钎地撬，用大锤一锤锤地打，用铁锹一锹锹地挖，筑起了高十米、宽四十六米、长三百六十米的南大坝，修建成一座能蓄水六十万方的水库，使全队保收面积由原来的四十多亩，扩大到五百七十多亩。
白山凌贫下中农在治水的同时，还掀起了积肥和改地运动。他们采取多种办法，改良土壤，终于把队里一百多亩不长麦的马肝地改成肥沃田。接着又把五十五块坡度大、沙石多的山岗地，改造成水稻田，使这些田地的产量翻了几番。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白山凌贫下中农高举“农业学大寨”的旗帜，用自己的双手在历史上多灾低产的穷山沟里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水库塘坝紧相连，三年无雨保丰收，队里有了储备仓，家家户户有余粮。全村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度上升。一九六七年比一九六六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一九六八年比一九六七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五，一九六九年又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五，一九七○年以来粮食亩产跨《纲要》，棉花单产也有大幅度增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全队连年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
花鼓新声
夕阳西下，从白山凌村文化室里传出一阵阵欢快的花鼓曲调：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真是个好地方;
自从来了共产党，千年的穷窝变了样;
白山岭上栽桃梨，山坡梯田稻谷香;
家家户户喇叭响，北京声音遍山庄……”
当年的“凤阳花鼓”，如今已成了人们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歌唱白山凌幸福新生活的文艺形式了。
年过半百的郭玉文，看着自己的孩子吉兰手敲花鼓，高歌欢舞，心中十分激动。“大户人家买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三十年前跟着妈妈在江南沿村乞讨演唱花鼓的悲惨景况，随着一阵阵锣鼓响声又浮现在眼前。一次，患病的妈妈忍受着饥寒，演唱不久，就饿倒在路旁。是毛主席、共产党使他这个苦孩子翻身做了主人，建立了新的家庭。随着白山凌村的变化，全家五口人夏有单，冬有棉，仓有余粮箱有钱，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去年，全家除分了三千五百多斤粮食外，还净分现金四百多元。每当人们说起今天白山凌人的幸福生活，花鼓新声就自然地从郭玉文一家人口中唱出来。
在白山凌过上丰衣足食日子的何止郭玉文一家。现在，全村已有百分之七十六的家庭过上了吃存粮、烧存柴、花存钱的富裕生活，全年每人平均吃口粮七百斤，每户平均收现金三百一十元。
一天晚上，当我们来到老贫农谭效云家时，全家五口刚刚吃完了饭，孩子们围在明亮的灯下书写当天的作业。两张挂着帐子的床上摆着七床厚实的花被，灶间挂着成串的干鱼腊肉，放着暖水瓶的台桌旁，陈列着一个漏了底的讨饭篮子和一副破旧的补锅挑子。新旧相比，鲜明地描绘出这户老贫农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和新社会的美满生活。谭效云从小跟爹娘逃荒要饭，兄妹五个不是冻死饿死，就是被忍痛卖掉。父母死时，连一张裹尸的破席都找不到。
度过严冬的人，最知太阳的温暖;过上幸福生活的谭效云，时时不忘旧社会的苦难。去年，全家两个半劳力分了三千多斤粮食，四百八十多元现金。在欢庆白山凌连年大丰收的日子里，谭效云特意举办了一次家庭忆苦思甜学习班。他跟孩子们坐在四间向阳的堂屋里，一边手摸着旧社会要饭逃荒的破篮、锅挑，讲述苦难的家史，一边指点着猪栏里的三头肥猪，仓屋里的粮棉和床上、屋里的衣被摆设，教育下一代：“不忘旧日苦，一心干革命”。
换了人间
白山凌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教育卫生事业也在大踏步地前进着。
解放前，全村只有六个识字的人，都是地主、富农。现在，全村所有适龄儿童都进了文化大革命中新建的小学。三十多名初中、高中毕业生，已经成了教师、医生、会计和农业科学实验的骨干力量。过去全都是文盲的贫下中农，家家都有了懂政治、有文化的识字人。许多老农上了夜校，一般都能读毛主席著作和报纸了。
同学校教育相媲美的是医疗卫生事业。过去，农民生病要找医生看看病，要吃付药是很困难的。一九四三年，村上闹流行性脑膜炎，一个月就死了四十多人。如今情况大不同了，在传染病流行季节，赤脚医生、巡回医疗队就事先做好了各项防治工作;社员们有头痛脑热，不用出村就可以就近治疗;就是经济上暂时有困难的社员，也用不着作难。
一九六七年的一天深夜，贫农钟守仁的儿子钟程金得了急性脑膜炎，失去了知觉，生命处在垂危之中。正当钟守仁着急的时候，医生身背药箱赶来抢救，孩子需要送医院，贫下中农都赶来护送，钟守仁发现带的钱少时，队里已派人办好了住院手续。在党和集体的关怀下，钟程金得救了。钟守仁看到欢蹦乱跳的儿子，不由地想起了死去的母亲。解放前的一年，他母亲也是得了这种病，急得全家走东村，串西庄，求医医不来，买药又没钱，不到一天工夫就死去了。因此，当人们提起白山凌的医疗事业变化时，钟守仁总是笑呵呵地说：“世道变了，有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贫下中农才能身强力壮闹革命呵!”
当我们告别皖东这个山村时，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正在研究进一步搞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内容，安排一九七二年生产的计划。社员们正在日夜进行水电站施工、灌田、送肥……。参观过白山凌的人都说：“这里是日夜在变化，一时一个样。”是呵!我们相信今后的白山凌会变得更加美好，白山凌会给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网上流传的小岗村“生死契约”真伪鉴定
作者：毛泽东旗帜
1978年以后，小岗村作为“包产到户”的先进典型，在推动我国农村经济体制转型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容否定。但是，小岗村在成为典型之前是否象某些媒体宣传的那样，确有18户农民“冒着坐牢杀头危险”秘密签下摁有“红手印”的“生死契约”，引起了不少人的怀疑。近日有网友发来电子邮件要求我对网上流传的小岗村18户农民分田到户“生死契约”的真伪发表看法，本人感到兹事体大，关系小岗村典型的严肃性和党的权威，故决定不揣浅陋，试对网上流传的这份“契约”进行技术鉴定，以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貌。
总体上本人感觉网上流传的这份“契约”是某事好事之徒的画蛇添足之作。其理由有六：
一、有资料显示，小岗村开会并签下“生死契约”是在1978年12月24日下午进行的。但早在同年 9月23日已有同属安徽省的肥西县小井庄村率先实行了“包产到户”，同时还带动了附近10万农户实行了“包产到户”。并且这一创举得到了时任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的肯定。11月7日省委又下发了一个“省委六条”，其中第五条要求搞好经营管理，生产队可以根据不同农活建立不同的生产责任制，只要个人可以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这个文件实际上可以看成是当时安徽省委向广大农村发出的经营承包改革动员令。因此，无论从小岗村分田到户的时间，还是从安徽省委对待包产到户的支持态度上看，小岗村都丝毫没有“坐牢杀头”的风险。
二、 从字迹上看，这份“契约”是一个书写娴熟老到，经常看书写字的“文化人”所为，而从整个“契约”的行文水平看，却又象是一个识字不多并一年到头难得拿笔写字的“半文盲”所为。其中“分”、“每”、“以”、“成”、“我”、“严”、“韩”字的写法，特别是最后的那个“到”字的一个长“托”显示的书法功底，怎么也无法让人相信这个'契约'的执笔人是一个连“甘心”的“甘”字、“坐牢”的“坐”字、“杀头”的“杀”字也不会写的“半文盲”;
三、时代不同，语境也有很大区别。“契约”中“我们‘干部’”的“干部”二字，是不符合当时的语境的。在那个时代，在农民心目中“吃国家粮的”才叫“干部”，甚至“大队干部”也不叫“干部”，而一般称“负责人”。一个生产队的队长、会计、记工员是绝对没有勇气自称“干部”的;
四、在那个时代，农民分钱分粮都用私章，一般少有摁手印的。这个“契约”上的红手印可以认为是在开会开到“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据网上资料)，因临时决定签定这么一个“契约”，来不及回家取私章而采取的应急行为。可是严宏昌、严立学、韩国云为什么盖的是私章?他们三位是早有准备还是临时回家取来的章子?“契约”上明确写明会议是在严立华家召开的，为什么严立华不用私章而要摁手印呢?据说，写“契约”的纸是记工员严立符回家去取的，为什么他没取来章子?记工员没有私章吗?
五、从字迹上看，除了“严宏昌”有所不同外，其余字迹均可认为是一人所写。既然分田到户有“坐牢杀头”风险，严宏昌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前面并单独成行，为什么紧接着签名的不是副队长(严俊昌)、会计(严立学)、记工员(严立符)，而是关廷珠、关友德?严宏昌既然已经率先签名，为什么后面还要再签一次?
六、关廷珠、关友德两个“关”字一个是繁体，一个是简体，但这并不能掩盖这两个名字同为一个人所写。用这样一个弱智的手法欺骗社会公众，岂不是掩耳盗铃?
从以上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即便小岗村曾经真的签过包产到户的“生死契约”，网上流传的这个无标题“红手印”也只能是由某个手段并不高明的人事后再造的一个赝品。
“小岗村伪造门事件”流毒深远必须彻查!
作者：江西李建军
现代中国，有人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即有一份伪造的《小岗村民单干生死书》存入了神圣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小岗村单干生死书事件，被收录进了党和政府的文件;以小岗村单干生死书为由头的媒体、影视作品，不断地反复被炮制出来，整整欺骗了国人三十年!
一.彻头彻尾的“伪造门事件”不断被热捧、发酵、骗人!
1.小岗村《单干生死书》是记者王影东一手导演出来的假货。
关于小岗村《单干生死书》的真相，经过网络的披露，其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不少人当面询问了单干生死书上列出的当事人之一严宏昌。严宏昌一听来者是调查《单干生死书》的真相就笑了。他告诉调查者，那是包产到户多年以后的事，当时，有一个名叫王影东的大记者，来小岗村拍电视。王影东说，要搞一个按手印的条子，并说北京的大领导很重视，中国革命博物馆要陈列展览。这可给小岗村出了难题，到哪里去找按手印的条子呢。于是，按照记者的意思，由村长严宏昌一手包办，从前言到签名，都是严宏昌一人写的。至于21个手印，就更不是真的，是乱按的。(参见陈窗、曾德方《小岗村：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老路”》)
2.小岗村单干生死书事件是别有用心者编造的拙劣的骗局。
A.假如真有21个小岗村民签字画押所搞的包干生死书，当事的小岗村民一定会好好保管这份事关他们坐牢与否的生死书。因为，丢了这份生死书，就意味着一旦真的坐牢、杀头后，就失去了生死书上盟誓的一切保障。农民会象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这份生死书。
可是，令人捧腹的事实是，尽管大记者王影东，反复说明并告诉村民：中央的大领导说了话，要把他们秘密达成的生死书存到革命历史博物馆去，这是一份何等崇高的政治荣誉和生命的保障啊!农民不要有任何顾虑，一定要把珍藏的生死书交出来!可是，农民的反映是：一听就笑了，哪有什么生死书!
B.假如真有生死书事件、但由于时间久、真版的生死书找不到了，那真实的情况就会是这样的：首先是来自北京的领导，一定会要求农民，再搞一次实境模拟，要求乡村干部找到当年所有的当事人，坐到一起再开一个会，再慎重其事地写一份生死书、再如法炮制地依次签名、按手印，搞出一份半真实的生死书，交给这位中央来的大记者，以不负中央领导的厚爱。其次，当事农民知道了北京领导的要求，而且知道他们的生死书将存入神圣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一定会翻箱倒柜地找那份生死书，并且会因为找不到而无比的后悔。既使众里“寻宝”千百度仍不见踪影，也一定会按照上级领导的要求再开一次会，再签一次名，再按一次手印，以期最大限度地弥补遗失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损失。
可是，令右派们无比失望的真实情况是，被逼无奈、无可奈何的小岗村村民，为满足这个中央大记者的要求，由一个人乱写了几个字、乱签上几个名字，乱按上几个手印，象胡弄鬼、打发叫花子一样，一交了事!
由此可见，小岗村单干生死书事件和那个已经存在庄严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的《单干生死书》是一个什么玩艺，世人一看就心知肚明!只是骗子骗惯了人，脸皮厚了，世人在笑他们，他们毫无知觉、仍在不知羞耻地掩耳盗铃而已!
3.“小岗村伪造门事件”不断被热捧、发酵、骗人!
右派、走资派和四大窃贼剥削阶级信奉，只要有钱，就可以把谎言重复千遍成“真理”。
明明是伪造门事件，不仅有人出钱出力拍成了建国60年献礼影片《十八个手印》，还到处兜售，连续获得了各种奖项。如中国政府最高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如2009金鸡奖最佳数字电影评委会提名等。
明明是伪造的“21个手印的生死书”，而影片偏要说是《十八个手印》!骗术拙劣到连幼儿园学生都不如的地步。
尤其令人愤怒的是，该电影把旧社会剥削阶级所造成的农村落后，含沙射影地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和共产党人的头上。把解放后的新中国农村描写得一贫如洗。电影自始至终都在宣传这样一个思想：农民单干(私有化)之前，凤阳乡农民要饭都不成，总被民兵驱赶、甚至不断地饿死人，而只有在18个农民按了单干生死书手印之后，苦难的农民才得救了，当年穿着破烂唱要饭歌的，变成了富裕起来穿得桃红李绿的农民演出队。
众所周知，凤阳县农民要饭的那一首民谣，从词到曲调明明都是控诉解放前代表剥削阶级的封建帝王朱元璋剥削农民的罪恶，而在该献丑影片中，却被导演成了控诉阻碍单干化私有化的无产阶级左派的民谣!
可是，炮制者忘记了，谎言可以得逞一时，但永远掩盖不了真相。事实上，只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民才第一次成了土地的主人，霸占土地、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获得了土地的中国农民，焕发了空前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中国农业和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单干后几十年以后的今天的实事，也与影片宣传的恰恰相反，单干前，中国农村欣欣向荣;单干和私有化之后，单干典型小岗村面貌依旧。相反，坚持公有为主体的华西村、刘庄村等万亿个亿元村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共同富裕，而坚持单干化和私有化的一些地区农民无产阶级开始赤贫化。如凤阳花鼓要饭的现象又出现了。如小岗村村民缪夕五，为了让两个孩子上学，借了五、六千元的债，因为单干后私有化之后，多数农民贫困化，农业生产抗灾能力弱化，农业连年歉收，生活过不下去，只好让老婆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
实践是检验谎言的唯一标准。单干和私有化几十年后，单干和私有化典型地区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冷酷现实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管说谎者如何坚持说谎，也不管用拙劣骗术说谎的电影获得了多少奖项，中国人民再也不会相信骗子们的忽悠了。
4.人民下一个要搞明白的是“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总导演是谁?
既然站在前台的骗子导演已经曝了光，现了原形，但是，人民不无关心的是，骗子导演后面的总导演是谁，这个或这些总导演们何时浮出水面，还有好戏看。
既然那份存在庄严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的《单干生死书》是记者王影东采取拙劣的手法诱导伪造的。那么人民接下来就要问了，是记者王影东个人违背新闻职业道德和有关法律法规造的假，还是被上级指示和要求造的假?如果是上级指示和要求造的假，那么，是谁指示王影东造假的?为什么要指示王影东造假?是记者王影东主动要求造假，还是被迫要求造假?如果是王影东主动的，后续有谁配合王影东继续骗人?如果王影东是被迫的，又是谁迫使了王影东? 王影东这个一线编导的后台导演是谁?前台和后台导演们为什么要导演这个欺骗了国人三十周年的弥天大谎?
幕后的一切，还没有浮出水面，所有关心此事的国人都强烈期待始作俑者 王影东 先生出来给国人一个说法!
二.“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逻辑判断与动机分析。
1.中国农民的阶级本质和性格特征，决定了中国农民不可能出演“签字画押写包干生死书”这件事。
看过电影《白毛女》的人都清楚，中国农民，一看到有人要求他们按手印，就会想到生死文书，就会想到卖身契，就会联想到当年被地主黄世仁强迫的杨白劳按手印卖女儿的情景。这是由于中国农民长期受三座大山的残酷剥削与压迫而造就的一种性格特征。如人民艺术家赵丽蓉主演的小品《如此包装》中，当包装公司老板要求赵丽蓉在合同上按手印时，她就十分敏感、本能地拒绝，并说了一句台词：“怎么我一下就想到了杨白劳了?”。
所以，喜欢搞签字画押的恰恰是那些反动的剥削阶级“黄世仁们”。被剥削阶级害苦了的中国农民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们决不会轻易留下什么签字画押的凭证的，更不可能用按手印的方式搞包干到户。因为，当年，全国各地都在探索新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假如有一个人提出用这样办法搞包干到户，农民不仅不敢签字画押，还甚至不敢包干了。
2.许多右派和走资派胡说：小岗村民按手印是为了防杀头、坐牢之罪，这更是无稽之谈。
一是如果真的一包干就可能引来坐牢杀头之祸，农民也不可能留下坐牢杀头的真凭实证。而小岗村21个村民一齐搞一个包干生死书，并留下冒着坐牢和杀头风险的签名和手印?这可能吗?决不可能!小岗村的农民、中国的农民还没有笨到这种程度，大家留下凭证、杀头坐牢一齐去、伸出脖子让人砍?只要是神经正常的人，都不会这样做、也不会答应别人要求他们这样做。
二是在公有土地上搞包干包产到户，根本不是一件会导致坐牢杀头之事。
过来人都知道，当年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仍然是坚持土地公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实行的，而且当时，农村三级所有的集体经济组织还没有废除，还照常运转，既使农民要包产到户了，根本不可能冒什么杀头与坐牢的风险。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只是公有制前提下，农业生产方式由集体统一经营变成分户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仍然没有丝毫的改变。
事实上，当年，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各种不同的实现形式，有的搞包干，有的搞包产，有的搞村公所，有的搞专业大户承包经营等等。当时的党和政府，是鼓励人民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各种实现形式的。我们这儿一个县，就在当时推出了创办村公所的典型。而搞了包干的小岗村被宣传和肯定，也有力地证明当年农民在公有土地上搞包干到户，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坐牢与杀头的风险。胡说小岗村民按手印是真实的、是为了防止以后杀头、坐牢，这是右派、走资派、窃贼剥削阶级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阴暗、落后与愚蠢。
3.“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炮制者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要复辟人吃人、人剥削人的罪恶的资本主义。
一是广大农民是拥护集体化，拥护社会主义、反对土地私有化，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针对有人认为小岗村的农民搞包干到户，就是反对集体化的说法，小岗村老支书严俊昌严正地驳斥：“我们小岗村村民搞‘承包’，并没有想反对农业集体化”。一位名叫吴强风的小岗村的青年农民旗帜鲜明地说：“搞农业单干，根本谈不上提高生产力。现在，一家一户，条块分割，不仅无法用大机器，而且也不利于规模经营，不利于协作分工。特别是，浪废劳力。村里由于多余劳动力得不到合理利用，农民只好外出打工。但是，这几年，外出找工作也很难，于是到处流浪。一些人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便在家里搞赌博，弄得村里的风气也是越来越坏”。所以，广大农民搞包干包产到户，不是反对集体化，更不是赞成私有化。相反，他们始终是拥护集体化，拥护社会主义、反对土地私有化，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
二是真正梦想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慢火煮青蛙地推进走向私有化的土地单干化、股份化、流转化的，是那些反动右派、走资派和四大窃贼剥削阶级。
这些反动派清楚，他们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是真正的阶级斗争;他们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非人民内部矛盾;他们要实现的私有剥削垄断为目标的资本主义与公有公正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的斗争，是真正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反动右派、走资派和权贵资产阶级明白，一旦他们推进走向私有化的单干化、股份化、流转化、买办化的阴谋败露，党和人民就会开除他们的党籍，或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或把他们送到牢房等。
所以，反动派就把自己的担心与害怕，推演到农民的身上。把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以“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形式表达出来。
三.强烈要求彻查“小岗村伪造门事件”
众所周知，华南虎造假门事件，在国人的压力下，查了个水落石出。如此重大而持久的“小岗村伪造门事件”，更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1.强烈要求立即停止用“小岗村伪造门事件”拍影视作品继续骗人。
中国有一些知识精蝇们，明知小岗村生死书事件是假的，还要不顾一切地假到底，并无耻地把一个假货继续堂而皇之地存入神圣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欺骗国人整整三十年!
明明是假货，中国一些官方和民间，总是有人出钱、出力、出奖励、假戏真做到底，变着花样，把一个怡笑大方、世人耻笑的“伪造门事件”，无耻地拍成影视作品并冠以建国六十周年献礼片的头衔!
“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导演们，自以为谎言重复千遍就能成为真理;自以为只要反复给假货冠以各类奖项、就可以骗行天下、畅通无阻!这些造假的小子人、骗子们也太小瞧人民的智商了!
奉劝“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各级各类导演者们，不要太无耻、不要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假的就是假的，假的再乔装打扮也变不成真的!
谎言就是谎言，谎言重复一万次也成不了真理!
骗子就是骗子，骗子再巧舌如簧也 成不了 君子!
强烈要求立即停止利用“小岗村伪造门事件”拍摄影视作品继续骗人;立即停止将已经拍成的骗子影视作品推荐到各种影视节上、并扣上各种丢人现眼的桂冠;已经拍摄的骗子作品，立即封存，不要再丢人现眼了。
2.立即彻查“小岗村伪造门事件”。
现在，小岗村当事村民，已经承认单干生死书是别有用心者伪造的。拿人民创造的税收工资、吃调查饭的同志，就要勇敢地站出来彻底调查“小岗村伪造门事件”。因为，全国人民有权知道“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真相。
一是要用事实彻底揭穿、公布、曝光“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真相。各类知情者和参与者，都要勇敢地站出来揭发。对《单干生死书》的虚伪性进一步调查核实，如对所有的21个姓名对应的村民进行权威的调查和取证。有关假造导演们，不能装聋作哑、保持沉默，隐藏真相。
二是国家有关部门和鉴定机关要对非法存入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单干生死书》作出权威的技术鉴定，并公布鉴定结果。核实那21个手印到底是谁按的手印?是谁要求农民这么按手印的等。
三是对”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执行导演王影东和幕后导演进行调查，并尽快向国人公布“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编导真相。始作俑者王影东记者，要向国人如实地交代造假的全过程和幕后主使。
有一件事尽管不能类比，但人民要从最坏的结果作准备。这件事发生在美国，美军陆军中校威廉·班尼特，他是美国中情局诸多秘密行动的知情者，也是1999年负责制定美军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下级军官之一，也是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一罪恶事件的责任人之一。然而，他却于2009年3月22日美军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十周年前夕被神秘暗杀了。
人民要以此为戒，提高警惕，认清窃贼剥削阶级的反动本质。有关部门一方面要加大对伪造事件的调查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各类当事人和知情者的保护。同时，做好最坏的准备，防止四大窃贼狗急跳墙、毁灭证据。那些“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导演们唯一正确的出路就是坦白从宽，说出真相。
3.立即把“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骗子道具撤出庄严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神圣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不是什么东西都能进去的。尤其不能容忍“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骗子道具继续存进神圣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继续容忍骗子道具存在那儿是对神圣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亵渎!也是对全中国人民的污辱!另外，听任骗子们把骗人的道具继续存放在神圣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不仅被当代世人笑话，还将成为后代世人的笑柄!
如果有关部门的当权者对人民的正义呼吁无动于衷，把那个骗人的道具继续存在神圣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就丧失了起码的政治良知，也丧失了起码的科学良知、学术良知，他们就不配在这些位子上继续呆下去。
“小岗村伪造门事件”的骗子道具是不是能尽快撤出庄严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试目以待!
“要吃米找万里”是某些文人的凭空捏造
《中华儿女》杂志2004年第12期刊登了王立新《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一文，堪称是近年来中国文史界歪曲历史事实文章的典范。
首先，该文标题是“要吃米找万里的由来”，但是文中并没有去追索“要吃米，找万里”的出处，也没有找到谁先提出这个口号，因此，内容与标题是完全脱节的。
其次，文章花几乎所有篇幅介绍万里在任安徽省委书记期间的政绩，可是却不敢披露最关键的统计数据——1980年安徽省粮食产量比1976年增长多少，1980年安徽农业比1976年增加多少。
本人曾经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上看到统计数据：
年份 全国产量{万吨) 全国比上年增长(%) 安徽产量{万吨) 安徽比上年增长(%)
1976 28631 1684.2
1977 28273 -1.2 1500.5 -10.1
1978 30477 7.8 1482.6 -1.2
1979 33212 9.0 1609.6 8.6
1980 32056 -3.5 1453.9 -9.7
1980年比1976年增长 12 -13.7
1976年安徽人口4559万，人均产量370公斤，超过全国平均305公斤20%以上，而1980年全国平均325公斤，安徽当时人口4893万，人均297公斤。
另外，同书显示，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
这就是万里在安徽推行农业改革的真实情况。
可见，所谓“要吃米，找万里”纯粹是一些文人附和权贵凭空捏造的。
第三，文章中说万里想到当年曾希圣的教训，并称当年曾的包产怎样救助饥荒中的安徽人民，事实上这又是文人捏造的一个弥天大谎。同是《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一书的数据显示，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60年增产2.8%，而曾希圣推行包产的安徽下降7%，跌破了1949年的水平，并且成为建国后安徽粮食最低产量年份，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第四，文中称小岗村1979年粮食大增产是缘于包产到户，也是不谈历史背景的，事实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粮食征购部分提价20%，对超购部分在此基础上再提价50%，减少征购数量，降低支农工业品价格，在各种措施作用下，1979年全国各地都增产丰收，小岗村并没有什么突出，那一年全国增收、第一次吃饱的地方不计其数。
第五，文中对公社时期的安徽农业大加诋毁，事实如何呢?《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显示，1961年安徽粮食产量629万吨，1976年1684万吨，15年间增产1.7倍，年均增产6%，人均粮食产量从1961年的低于全国水平变成超过全国20%以上。这就是文中叙述的公社制度给安徽制造的灾难真相。
由此想到，本来万里在安徽时期的统计数据都是明摆着的，可是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文人根本不去引用最原始数据，而是鼓足腮帮把一个让安徽粮食大幅减产、农业大幅倒退的人吹捧为“要吃米，找XX”，并且吹嘘了几十年，中国文人的品质想让我不鄙视都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