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无疑是研究历史最生动、最直观的素材。
1826年，法国工匠尼埃普斯将一种沥青融化后涂在金属板上，经暗箱曝光后得到一张街景的照片。此后，又经过几代人的改进，摄影术突飞猛进，举凡人物肖像、山川河流、房屋街景、事件场景、飞鸟鱼虫……，无不成为摄影家的镜头之物。也因此，人类的历史便更加有模有样有声有色多姿多彩起来。
有人说，照片是会说话的历史，这是因为照片所摄取的内容能更直观的反映某一历史阶段的风貌，其所承载的大量信息，还原历史场景的庞大功能，是文字所无法替代的。照片，更能拉近现实与历史间的距离。这也可能是它被众多史家青睐的原因之一。
眼前的这组图片拍摄于1937?1945年，跨越八年。谁都知道，这八年，正是抗战的八年，中国军民犹如处在炼狱深处，水深火热却又不断奋进、同仇敌忾。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而抗战，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国共两党，也暂时放下了多年的恩怨纠葛，将矛头对准了侵华日军。
有关国民党方面的抗战图片，此前有章东磐主编的《国家记忆》，章先生从美国国家档案馆复制出大量抗战图片，这些由美军通讯兵拍摄的照片基本上涵盖了中缅印战场的方方面面，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那段浴血可泣的悲壮历史，无怪乎有人称赞此书，是“一部饱含人性的历史”。基于历史的原因，《国家记忆》所反映的仅仅是国民党抗战，而且也仅仅是局部战场。
近日出版的这组名为《中国抗战》的图片集，正好补《国家记忆》之不足，是晋察冀军民奋起抗战的见证。这组照片得以面世，有着曲折的经历。
还是《国家记忆》的主编章东磐，无意中得知美国民间摄影家乔?施瓦兹的后人藏有一批珍贵的抗日图片，多方联系后得知，施瓦兹收藏的这些图片共147幅，主要来自于沙飞主编的《晋察冀画报》，是抗战胜利后美国进步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从延安带回美国的，全称为《晋察冀边区影集》。
斯特朗仔细地将这些照片按内容作了编排，分为《军事斗争(一)》《军事斗争(二)》《民主政治建设》和《冀中平原的游击战》四部分，放进四个天鹅绒封套的本子。她认真地将照片原有的中文说明一一翻译成英文，部分字句的翻译还反复作了修改。
二战后的世界政治波诡云谲，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涉及美国政治、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各个层面，斯特朗带回美国的这批照片只得束之高阁。
1958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离开美国，到中国定居。临行前，教会赞助人和教会牧师朋友的身份使她把所有的个人物品寄存在洛杉矶一所圣教会内一个锁着的地下室里。教会将这些东西都锁在教堂的一个储物间里，使这批照片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里被完整保存下来。
时间久了，可能是连斯特朗自己也忘了曾在教堂寄存过这些照片，直到1970年去世，斯特朗也没再提起过它们。
几年后，教会将这批物品拿出来拍卖，一位美国摄影师将照片买了下来。此人便是乔?施瓦兹。
得到照片的施瓦兹将之重新翻拍修补，在21世纪初，做了大型展览，这些曾经蒙尘的照片遂重见天日。
这些照片，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了晋察冀抗战的方方面面，有行军路上、有操练格斗、有战斗瞬间、有战后检讨、有后方建设、有国际援助，甚至更有日军赤裸裸的暴行……
当年，这些照片于《晋察冀画报》登出后，引起了巨大反响，侵华日军得知暴行被揭露，遂在以后的扫荡中，将画报社作为重点攻击目标之一，也因此，画报社专门成立了保护底片的战斗小分队，在冀晋交接花塔山上与日军周旋。“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这是他们提出保卫底片的口号，实际上，他们正用行动践行了这一口号。
1943年4月19日深夜，画报社正在加紧赶印第三期《晋察冀画报》，却传来日军扫荡的消息，画报社成员在副主任罗光达的指挥下，拆卸机器，按早就演练过的步骤分批装运，分散撤离。突围中，摄影师雷烨因不熟悉地形，跑错了方向，迎面遇上日军。他和通讯员顽强抵抗，与敌人短兵相接，身负重伤的他“赶走”通讯员，打碎随身携带的相机等物品，做完这些后，饮弹自尽。是年仅26岁。
七十多年后再看，为那段受辱的历史，为惨遭日军杀害的同胞，为起而抗战浴血疆场的先烈，也为冒着生命危险留下影像的摄影家。
记住历史，并不是记住仇恨，而是如何消弭战争，使这样残酷的故事不再发生，任何挑起事端、叫嚣战争的事情，都是不人道的，都应扼杀于萌芽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