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老舍的忌日，1966年8月24日被“西纠红卫兵”迫害后自杀，至今不予调查

【公孙明按：周恩来於文革一开始就搞釜底抽薪式的破坏工作，密派叶剑英建立一个由高官子弟组成的”中央工作组“以及其后的“联动”和“西纠“等的假红卫兵破坏组织，并由邓小平在前台利用刘少奇跟毛主席之间的意识形态矛盾，大采其果子，进行对文革的丑化及破坏工作。从文革开始一直到毛主席去世，周恩来一伙国际派都是跟毛主席站在对立面的。参考：“周恩来死斗毛泽东 – 兼论中共国际派与两次怀仁堂事变”，http://blog.creaders.net/gongsunming/user_blog_diary.php?did=216501

 】

【老舍去世】1966年8月24日，中国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他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代表作有《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四世同堂》等。

据浩然1998年12月9日口述说，老舍是被隶属“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女八中的红卫兵给批斗后，才投湖自尽，详见《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老舍之死是市文联‘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上面没有追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我”。

文革中疯狂一时的“西纠”

“西纠”是文化大革命时“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简称，成立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成员单位包括北京三中、红大附中（女一中）、北京四中、女三中、六中、八中等31所中学红卫兵组织，后来又１９所中学加入。

“西纠”成立的背景。

文革展开后，北京许多高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在刘少奇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通过工作组组织学校革委会、筹委会，代替了原来的学校组织，批判“彭罗陆扬”和彭真文革小组的《二月提纲》，破四旧，对高校的教职员工和与工作组对立的群众学生展开批斗。这种压制群众运动做法累积了许多矛盾，也受到了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批评。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毛泽东８月１日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态度和中央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使红卫兵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原来以干部子弟为中心的红卫兵受到了来自各方红卫兵的挑战，而谭力夫的“出身论”不仅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而且激起了平民红卫兵的反对。红卫兵开始出现矛盾、分化和混乱。这种情况下，以干部子弟为中心的红卫兵企图继续掌控红卫兵运动，采取了成立纠察队的办法来扭转局势。

“西纠”的宗旨、职责和权力。

按照在北师大女附中集会联名发表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宣言》：“西纠”是“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支持广大红卫兵造资产阶级的反，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工农兵群众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纠察队是红卫兵自己的组织，他的成员是红卫兵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的亲密战友。纠察队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既是敢想、敢说，敢革命，敢造反的先锋队，又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战斗队。”

它职责和权利的是：1、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2、坚决地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3、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资和他们的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4、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5、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6、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7、在其它各区纠察队未成立之前，一些重要的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暂由西城分队代行保卫职权。
“西纠”由那些人组成骨干力量。

司令是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的儿子孔丹（北京四中革委会主任。此人是现今国企正部级中信集团董事长，据自己讲是时任副主席的习同志亲自谈话任命），副司令为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北京八中校革委会主任。现多家公司董事长）和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董良翮（北京六中。现天信公司董事长）。其它主要骨干包括：牛皖平（北大附中）、于增寿（京工附中）、彭小蒙（清华附中）、卜大华（清华附中）、宫小吉（北大附中）、秦晓（现招商局董事长）、王向荣（四中）、赵胜利（北四中）、李三友（北四中）、周坚（北四中）、栗胜利（六中）、朱支前（六中）、徐文连、邓榕（北师大女附中）、马凯（北四中、这个不说大家也认识）、卜大华（清华附中）、牛皖平（北大附中）、骆小海（清华附中）、彭小蒙（清华附中）、张承志（清华附中）、陶正、郭冀豫等，后来的名人任志强、薛蛮子等也是成员之一。

西纠的政治取向。

“西纠”的政治取向从1966年9月4日“西纠”自办的刊物中一篇《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可看出端倪，文中说：目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

问题再清楚不过，“西纠”虽然祭出了“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资和他们的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矛头指向的是那些造当权派反的群众力量。保护的是官员和儿女们的利益。他们赋予自己的职责和权利，不仅包括了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而且一些重要的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都由他们代行保卫职权，成为权力极大的执法机构。

“西纠”都干了些什么。

“西纠”以通令的形式发布自己的主张，前后发了十几篇著名的通令。通令的中心思想是坚持阶级斗争理论，坚决造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反，宣扬血统论，保卫党组织，保护老干部，特别是把维护社会秩序作为主要任务，试图对红卫兵运动进行干预和指导。

他们打压其它不同观点的红卫兵组织，迫害不同观点的红卫兵和知识分子。私设监狱，私设劳改所和刑堂，严刑拷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红卫兵群众和所谓的“黑六类”。据《红卫兵档案》一书记载：仅北京市一中、六中的劳改所里，就打死、打伤致残不少于200人。是揪斗、抄家、批斗最残酷的时期，许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害或自杀，被后来称之为“八月恐怖”。

著名剧作家白辛（1966年9月）、考古学家陈梦家（1966年9月）、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陈笑雨（1966年8月）、历史教授何基（1966年8月）、病理学家胡正祥（1966年８月）、教育家黄国璋（1966年9月）、爱国将领黄绍弦（1966年8月）、著名作家孔劂（1966年8月）、中共早期革命家李达（1966年8月）、著名记才刘克林（1966年8月）、昆虫学教授陆进仁（1966年8月）、古典文学家席鲁思（1966年９月）、地质学家谢家荣（1966年8月）、昆曲表演艺术家言慧珠（1966年9月）、著名指挥家杨家仁（1966年9月）、教育家余大因（1966年8月）、拍摄过开国大典的记者陈正清（1966年8月）、清华附中团委书记刘树华（1966年8月）、著名的作家老舍（1966年8月）等等很多死亡案件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它提出的打倒“黑六类”，抱括了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和阶级敌人的子女，这种划分远远超出了中央文革当时的打击对象和范围。而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仅八月底到九月初，就有1772名北京市居民被杀。

他们还发布四号通令，把专政对象限令“扫地出门”，据官方统计，在1966年8-9月，北京有85198人被轰回原籍。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雍文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大局所作的不懈努力》中说，“从8月23日到9月9日，仅崇文区被迫搬迁出市区的就有4000余人，随迁的家属6000多人。“

1966年9月25日叶剑英在接见北京十三个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讲话时说：“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谁都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们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来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骂我们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周良霄、顾菊英《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

后来毛泽东知道后，说：“矛盾下放农村没法安置，他不知道情况怎么接收，接收了也没法改造，要给其它单位，不要以邻为壑！”这次离京才停了下来。显然，这次驱赶行为既有主持中央工作负责人的责任，又有“西纠”的帮衬。

“西纠”的背后支持者是谁。

“西纠”的行为受到了中央文革的反对。1966年11月，时任文革组长的陈伯达带着组员戚本禹、关锋两次到陈小鲁任革委会主任的北京八中，批评“西纠”建立非法关押人的所谓“劳教所”是错误的。戚本禹训斥称“西纠是宪兵队”，陈伯达明确建议“解散西纠”。江青则骂道：“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

8 月31 日,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见到孔丹等“西纠”代表时，称赞说“西纠”的“通令”写得好。

谭震林1966年9月5日对农业大学党委的指示中说：“要青年学生闹一闹，因为自1949解放以来，城市就没有大闹过。不大闹一下，怎么能把那么些坏人清出来呢？”

李先念9月17日晚7时半在其办公室对24名粮食部人员的谈话：“过去有好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这次群众一起来就解决了。解放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服气的。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闯，又打，又斗，又抄(有的打死了)。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次把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痛痛快快整了一下，包括宗教教堂也扫了一下。要充分看到运动的成绩。”（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西纠的通令据说很多出自李铁手之称的李三友（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之子）之手，有文章称中央文革早在九月份就打电话给许明（西纠司令孔丹的母亲，国务院副秘书长），问西纠是否有人辅导写通令，许明当时矢口否认，只说改过二次。但《西城纠察队的罪恶史》中透露，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手下要人李梦夫起草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员手册》。还指出“西纠”宣言和第一号通令是石油部办公厅主任宋惠所写，和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亲自指导写了臭名远扬的第十三号通令。

虽然没有人承认，但“西纠”受到一些势力的支持是肯定的。通过周荣鑫和许明的关系，国务院印刷了“西纠”6—13号通令，《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员守则》、《歌颂32111》、《做老红军的好后代》、《国庆献辞》等。

有传言“西纠”的后台包括贺龙（中央军委副主席）、王任重（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雍文涛（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孔原、许明、李源（公安局西城分局局长）等。

对于周恩来，很多人认为前期支持，后来由于“西纠”闹的太不象话才转而支持打倒。很多迹象表明，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西纠”有脱不清的关系。不仅批拨了办公地点作为纠察队的总部，董良翮和陈晓鲁都成了纠察队和周恩来总理之间的联系人。在后来的语境里，周恩来这样做是利用“西纠”维持秩序和保护老干部。但周恩来在“西纠”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后否认与“西纠”的关系。

“西纠”的灭亡。

1966年12月初，江青在一次座谈会上了解到北京六中“劳教所”发生的暴力事件，她说：“西纠的大头子叫孔丹，他父母有问题。周荣鑫也推脱不了责任。”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陈伯达发现六中劳教所的恶行之后，要求停办“西纠“的《红卫兵报》，他说：“你们的报要停办了，（你们的行动）对你们的报是一个讽刺。这样的报可以不办。”
据《西纠黑幕》一书透露，中央文革十月初就曾向周荣鑫提出过要解散西纠，周荣鑫当中央文革之面答应得很好，但西纠有人在十月底问他是否解散时，他却不直接回答。

１９６６年12 月3 日，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外语学院少数派师生谈话时说：纠察队好像是管红卫兵的，我建议取消。

1966 年12 月11 日，红卫兵“三司”发布第五号通令《解散“纠察队”》。通令说：“我们红卫兵的各个组织完全是平等的！然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比仇视红卫兵，他们阴谋组织御用“纠察队”专门来“管”红卫兵，把红卫兵分为三六九等，利用红卫兵打击红卫兵，企图把红卫兵扼杀在摇篮里，其狼子野心可谓恨毒！这些“纠察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肮脏产物，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动组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具。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为保卫伟大的统帅毛主席，为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特发出第五号通令：解散“纠察队”！” 。

“此通令发出后，上述“纠察队”中的一般人员应立即退出，其中犯有现行反革命罪行的队员，司法机关必须立即予以严肃处理。“

“此通令发出后，凡支持与纵容上述“纠察队”的某些单位，不许再给其人力物力上的任何帮助，如交通工具等。哪个单位胆敢无视此通令，一意孤行，他们必将自食恶果。”

红卫兵三司是以朱成昭（叶剑英女儿叶向真的情人，１９６７年被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逮捕）为司令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是北京六十多所大专院校的联合体，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它既不同于保工作组和老干部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第一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是谭力夫、汪延群、刘克府、刘涛、贺鹏飞等），也不同于保老干部的首都红卫兵（简称第二司令部，总指挥为周希汉之子周太安）。

1966年12月16日，“首都兵团”（受中央文革支持的与“西纠”和“联动”对立的中学红卫兵联合组织，总指挥是李东民，后来主导了“红代会”，并分裂成“四三派”和“四四派”）主持召开“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大会。大会发表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决议》提出：“西东纠察队必须诚恳地、老老实实地向群众检讨！”“彻底解散西东纠察队！”“揪出西东纠察队的后台！”活动三个多月的“西纠”终于在政治压力下停止了活动。孔丹的母亲许明当晚吃安眠药自杀。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７日，毛泽东就制止武斗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的这封信，应当是对“西纠”活动的最终认定。

对“西纠”的评价。

无论是中央文革还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开始对“西纠”都是支持的。1966 年12 月23 日，江青说：“西纠初期也做了一些工作，只是后来被坏人操纵利用了。”1967 年4 月22 日,江青在接见“联动”成员时说：“我们对西纠的评价，开始是有贡献的,后来犯了错误,你们不要灰溜溜的,要振作起来，有错误改了就好嘛。”

周总理也在一次会议上也说：“西纠开始很好，维护秩序，后来就大砍大杀，把六中变成了监狱，现在就成右派了。“

“西纠”成立的目的确实有维护秩序的意图，然而他的这种维护秩序是打一派保一派。既制止了一些混乱，又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他们的打家劫舍，比其它红卫兵组织更残酷更法西斯化。他们保当权派其实是挑战毛泽东的打倒资产阶级当权派理论和实践，维护的是自己的利益。这种行为不仅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初衷，而且站到了大多数人的对立面。

“西纠”的平反。

1984年中央给“西纠”彻底平反了。平反文件认为：“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北京市先后成立的“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简称“西纠’）和“首都中学红卫兵连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为反动组织，许多成员受到关押审查和迫害。粉碎“四人帮”后，虽经北京市公安局于1979年7月进行了恢复平反，但由于当时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界限不清，以致有些人的问题至今未能妥善解决。”、“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引用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８日的《解放全人类》第三期文章：“一九六六年九月，一股妖风从地洞吹了出来。西、东纠察队成立了，这群可怜的老保，自从他们成立纠察队那天起，就用尽了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猖狂攻击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们抛出一连串所谓“通令”，大叫什么要“保护老干部”，什么“黑五类狗崽子休想翻天”，什么“外地来京学生马上离开北京”等等，用以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一时间，妖魔乱舞，鬼哭狼嚎，他们妄图用这股反革命的黑风保护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阻止革命滚滚向前，扑灭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这关键的时刻，又是首都兵团首当其冲，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大造西纠所谓“通令”的反，以震撼天地的气魄痛斥他们的“通令”，一针见血地指出，发通令的嗜好，是那些热衷于特权地位的混蛋们的把戏，发通令的一帮子保爹保妈派，完全是出自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卑鄙用心，企图镇压革命运动。“

抄家、刑讯、屠杀、驱逐以及疯狂的“破四旧”，是“西纠”身上的典型符号，由此带来的是无数人的被迫害和文物的破坏。他们根本不是维持秩序，而是为了维护自己利益的法西斯专政。他们的行为没有任何革命性或者正义性，而是用残暴的手段实行白色恐怖。按现代来定义的话，他们很多人的行为并不是反革命，而是恐怖主义分子。

这种残暴且血债累累的政治流氓贵族组织却获得了胡耀邦的彻底平反，现代政治的可笑之处莫过如. 2014.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