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遠了，再回到四九年的香港。爺爺父子三人到了香港後, 找到了家中的老朋友袁主教，經他的安排把爸爸和二叔被送進聖類斯中學(St. Louis School)寄讀。聖類斯是天主教教會學校，家長每周可以去探望一次,寒暑假才能回家。住校生全部睡在一個大廳里，每天九點關燈睡覺，早上六點意大利神父大聲拍手叫大家起床。很短時間內就要洗漱完畢下樓做禱告，然後才吃早餐，每天都是一樣的椰汁粥和鹽水綠豆芽。兩個從小在奶媽丫頭照顧下長大的小少爺，要學習照顧自己和適應學校的集體生活，十二歲的哥哥就擔起了照顧九歲弟弟的責任，也是從那時起，爸爸挑起了以後幾十年“長兄為父”的擔子。我們常聽過那時二叔背不了英文單詞，氣得主教讓他把字典煮了來吃的故事，當時又有誰能料到他後來的博學多才呢？所以“從小看大”這句話也不完全有道理。

而爺爺這位在家有傭人，出門有勤務兵，大事小事有奶奶操心的大少爺，忽然要擔當起照顧兒子和承擔生活的擔子，也是一時手足無措，很難適應。

在香港上學時有一位同學姓陳，上海人，長的白白胖胖，高高大大的，喜歡和爸爸二叔一起玩。他也是剛從大陸逃難出來的，也不懂廣東話，富家子弟，沒有市井生活應變的機靈勁，香港同學欺生欺負他，因為境遇相同，他和爸爸兄弟倆很貼近，一起應付學校的生疏環境，尤其是對爸爸很佩服。看樣子他家裡很有錢，經常通過他給老師送禮，一盒一盒的，都寫上“笑納”，二叔說“笑納”這個辭就是這時學會的。相處的時間久了，知道了他是陳立夫(“蔣家王朝，陳家黨”的陳氏兄弟之一）的兒子。

有一次，爸爸問他：“你見過蔣總統嗎？”他吞吞吐吐不肯說，被逼急了，才說“見過”。爸爸又追問：“你怎麼稱呼蔣總統？”他說：“我叫他蔣伯伯。” 後來爸爸二叔離開香港，就與他失去了聯絡。

我還看過一張照片是爸爸二叔還有另外兩個男孩在香港中環滙豐總行的銅獅子前照的，四個小帥哥穿着筆挺的西裝校服和皮鞋。爸說那兩弟兄姓孫，記不清他們是孫連仲還是孫立人的孫子了，總之他們的爸爸叫孫祥德。好像台灣的麥當勞總代理就是其中一人，洋名叫孫戴衛，那時候一起玩過一段時間。

這樣過了兩年多，聽說國內形勢穩定了，幾十年來中國第一次不打仗了，共產黨統戰部在海外四處遊說國人歸國，很多當時外逃的知名人士紛紛歸去希望能為新中國建設出點力。香港當時只是巴掌大的一塊殖民地，沒有新中國的生機勃勃，在統戰人員的力勸下，爺爺把日夜思念母親的爸爸二叔送回了成都，回到了奶奶身邊，爺爺自己也開始做些生意，就留在了香港。

這一歸去，又改變了爸爸和二叔的命運。以後的二十年，中國經歷了比打仗更大的浩劫，人的自尊被踐踏了，道德觀被顛倒了，連人性都被扭曲了。我們家每次運動都是被整對象，尤其是父親兄弟逐漸長大，就理所當然地被納入了“階級敵人”的候補行列之中（他們經常自嘲說：肥豬養夠秤了），動輒得咎，總之不對。有時候他們和奶奶說："當年不該把我們從香港送回來"，奶奶說了一句讓人心痛的話：“誰知道中國會被他們禍害成這個樣子！連彭德懷這樣的抗日名將都被他們整死了，日本人沒做到的事, 他們都做到了!”。

然而,但奪不去的，是父輩野活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頑強,和對生活的興趣和熱愛。

我長大後也聽父輩感嘆說，當年他們如果去了台灣會如何如何，當年如果留在香港又怎樣怎樣。我就勸他們，人生有很多的轉折點是當事人無法意識到的，他們那一天如果隨老蔣去了台灣，會不會飛黃騰達不知道，說不定會成了一事無成的公子哥兒。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如果沒有回國，留在國內的奶奶和家人的日子肯定會更艱難，可能比杜家在國內日子還更不甚。爸爸二叔回國幫奶奶挑起生活的擔子，在風風雨雨中陪伴她走了幾十年，孝順她老人家到最後，爺爺也能夠從香港在經濟和物質上稍微救濟國內家人的生活。如果沒有這段經歷，在父輩心中那將會是個多少錢也買不回的遺憾。而這段劃時代的，令人刻骨銘心更回味無窮的人生閱歷，賦予父輩智慧，讓他們能處亂不驚地對待人生和教育後代。.

當年去了台灣海外的後人們，現在很多都在找回大陸發展的機會。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誰又預料得到今天的中國氣勢如虹？歷史的車輪就是這樣捉弄世人，不同的時期，不同的角度，永遠滾滾不停地向前。當年兩岸不共戴天的仇恨在後人眼裡慢慢變得渺小甚至無謂，再過六十年，歷史又將怎樣定論國共之爭？ 大中華又將會是如何？

寫到這裡，才發現離題遠了。就當是一篇雜亂而又真實的故事吧。

奶奶常說：“世事無常，做人要提得起放得下。”怎樣才能做到提得起放得下？萬法唯心，心外無法，我相信冥冥之中，世間萬物都是有因果的。

最後，感謝二叔這幾天從記憶深處搜索出這些寶貴的故事！

陳年舊事：蔣介石離開成都的那一天(上)

陳年舊事：蔣介石離開成都的那一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