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16歲離家出走   闖蕩上海蘇杭

       旅泉

第二個中學死黨就是小資程實磊，他穿着考究，戴一付金絲眼鏡，喜歡說普通話，講細節情調派頭，對一切看不順眼的統稱“土八路”，一個典型的小資。

和小資一起玩樂器，家裡有京胡二胡手風琴，但愛上小提琴。我倆心氣很高，關門苦練凱撒36課練習曲，以為一努力就可以拉得像收音機里一樣。很快發現我們的小提琴都是幾十塊錢的便宜貨，音色跟收音機里的沒法比。

我們所在的武漢市廿一中學，曾經是英國人創辦的教會學校。學校裡面有一些老樂器，包括虎皮紋小提琴。我倆垂涎三尺，程小資讓我找袁大炮去偷。我考慮了一下，覺得這點小事不需要找人，就找了一塊燒煤爐引火用的木頭，把學校院牆旁邊的路燈敲掉，因為木頭掉下來聲音小。然後翻牆把樂器房撬開。

翻牆走了兩趟，得到兩把老款小提琴和一把獨奏質量的二胡。本來還想偷走小號，但是那聲音太暴露了。

因為沒有高考，年輕人玩樂器的很多。我們賣掉了二胡和自己的初級小提琴，不僅完成了樂器升級，還餘下100多元，加上我們手頭上的錢，開始了自由週遊世界的第一趟行程。

我們去了上海、蘇杭、黃山。雖然後面又去過上海多次，還是第一次的印象最深，程小資的眼睛每天都能發現不少讓人驚喜的細節，上海的糕點、西餐，比北京武漢的水平要高一大截；南京路是江漢路的前生；上海女孩比我們班的女生洋氣；杭州西湖醋魚想起就會流口水…..的確，後來怎麼吃魚都吃不出在西湖時的味道。

照片是1972年秋天在西湖。

我們一路玩了二十來天，直到彈盡糧絕。程小資膽小，如果我跟袁大炮，後事很難想象。

好一個致命轉折口，這時如果我被偷盜的刺激所吸引，會輕車熟路的跟上袁家兄弟。

17歲，同班朱胖突然長得白白淨淨、高高大大，男高音天分爆發，唱得跟李雙江簡直沒有兩樣，歌舞劇院和軍隊文工團都過來面試，可惜他出生大資本家，當時又特別講這個，一直沒有正式錄取，但會經常借用。他名氣一大就有很多個人和單位請去唱歌，我和程小資，還有學校一個彈吉他的就成了他的樂隊。手風琴我也可以搞一下，不過比較老舊。所有的辛苦被人們稱一句“琴師”，也就心滿意足。

朱胖休息的時候，琴師就搞個二重奏，或者獨奏新疆之春。接着又拜了一個市漢劇院樂隊的小提琴老師。

老師要求也不高，他說小提琴是所有樂器中的尖端，他雖是專業，也只能在平地上走走。比如樣板戲《打虎上山》那個颳風般的速度，劇團樂隊指揮知道很難，僅要求搞准、踩穩每個樂句的最後一個音，中間則是可以瞎混混的。在他的指導下，我們的技術沒有往科班方向發展，講究實用，主攻演出不卡殼，調門隨時可調整。

老師對我堅持不收費，來我家就是喜歡偷看我姐。那時搞文藝是最體面的的職業，他長相也算端正，很可能還有更多的想法，但光靠偷看有啥用？只能是蹉跎歲月。從頭到尾我姐都沒有正眼看過他，當然也沒跟他說過一句話。

這點半吊子技術後來下農村還派上用場。

我和程小資的演奏技術，應該是各有千秋、旗鼓相當，在誰是“第一小提琴手”這個大問題上，從頭到尾都在糾結較勁。不解決這個問題，獨奏由誰上？二重奏誰拉主旋律？都無法明確。在樂隊裡除了指揮，第一小提琴手的地位最高。演出完畢，出來謝幕，是由指揮拉着第一小提琴手，走向前台，向觀眾鞠躬，樂隊其他人只能站在後面鼓掌。這些細節都是程小資津津樂道的。

小資他爸是個文化幹部，老年得子，全家人都讓着他。他非常看重的東西，沒辦法我也讓着他。七七年高考，他沒有考上，像天塌了一樣，自尊心受傷。後來他發憤經商，第一批到香港掘金，第一批買商品房。錢賺了，派頭有了，但因用力過猛，身體受損，30多歲每天就要注射胰島素。

有一種說法；年齡越大，朋友越少，我50歲不到，程小資和袁大炮這二個青春歲月一起翻過牆，一起台演過戲的鐵杆朋友都沒了。

在溫哥華寂寞的時候，我總在想，他倆如果有個電話，就容不得我寂寞了，一定是電話一通，神采飛揚。

前期回顧：

（一）家族興衰 何須三代

（二） 民國到“解放”，祖宗全栽光

  (三）“死於非命”是我少年時代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