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谈政治,又谈何容易。只要你说出一个观点,自有人就把你分了类。 我喜欢五彩呀,一休呀(可惜不知他/她去哪潜水了),是被他们笑谈人生的大智慧所吸引。还有那个米笑,嬉笑怒骂皆文章,没敢友好连接,怕人看不上我。而我喜欢老穆,西岸,华山的文章,觉得他们睿智,渊博,理性。 我不喜欢骂人,扣帽子,更不喜欢指责和发泼。其实活了这半辈子,发现最容易的事,就是指责了。无论什么变故,找个目标,指责一顿,即发泄了心中怨气,又显得自己善良,正直。被指责的人无从还嘴。像我的《谁更残忍》一样。不过于心理学角度,还是有裨益的。多指责别人,自己不会得抑郁症。 记得文革的时候,母亲在监狱,父亲在专政队,因我们四个未成年子女,专政队特许父亲每日回家。一日我在前面走,父亲在后面跟着,一个邻居大婶指着我,和她的孩子说,不许和反革命的狗崽子一起玩。父亲在后面听个正着,就责问她为何侮辱我,谁是狗崽子。大婶犟嘴说:你是反坏右,她就是狗崽子。我父亲啪啪就批了她两个大嘴巴。还说,以后你辱骂我孩子一回,我就打你一回,只要我活着!那大婶哭天抢地:反革命要翻天了呀!我要去告专政队呀。。。。。。当时我真的挺害怕,怕父亲被罪加一等。大婶的丈夫回来了,那是一个人高马大的卡车司机,听了老婆的哭诉后,来了句:老娘们,嘴欠。这事就这么了了。我母亲从监狱回来的第一个晚上,大婶敲开我家的后窗,递进一锅粥,说大妹子,什么都别说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呀,抹抹眼睛,离去。当时我家遭难,一些邻居疏远我们,一些邻居和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和我们来往,更有一个根正苗红的主,跳着脚地为我母亲喊冤,被连累给抓了进去。没有一个落井下石的欺辱我们(除了大婶那一次)。也没有墙倒众人推。 我现在想起这件事,而忘了放在《我的老爹》里,是因为阿妞说我“不愿意再生活在那样的蜜罐子里面”。我没有生活在蜜罐子里面过,但我生活在人间的正直和善良里。生活在父母坚强的爱里面。如果人之间的关系都像《丰乳肥臀》那么肮脏,扭曲,我绝对活不到今天。我觉得阿妞的水平比我高,见识比我广,但我们的立场不同,同一桩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陈述自己的观点罢了。和政治无关。 这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吧。 我也是经历过灾难,生离死别等重大变故的人了,我从那个国度出来也快二十年了。但我热爱那个国家,热爱那里的父老乡亲,我希望他们安宁幸福,不要再有什么动乱。 人是要有信念的。比如说,我就喜欢名牌包,我吃糠腌菜也要背个爱玛仕。。。。。。没什么可被嘲笑的,这就是一种对名牌包的信念;又比如说,我就喜欢减肥,瘦的和秫秸顶件衣服似的是我的顶级理念。。。。。。这也没什么,审美观不同嘛。可是那些作家的理念是什么呢?为了得诺贝尔奖,或让外国人认可,而拼命向自己的同胞泼污水,丑化他们吗? 我知道中国有很多弊病,很多陋习和致命伤,但作家的责任不应仅仅是揭露,不应要人压抑。粉饰太平的高大全早已成为过去,令人耻笑;但就不想想,现在的强化黑暗和丑恶不会被后人唾弃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