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海外：理想主义的自我放逐

--大宗师

前不久中文电视上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年轻时原是国民党军人，49年从大陆退到台湾。50年代末、60年代初，台湾的经济、政治环境很不好，很多人那时都移民国外，这个老伯一家则移民到南美的阿根廷。这个老伯人很仗义，很能干，对别人有求必应，在当地发展不错，尤为可贵的是他以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阿交流为己任，夜间在他经营的餐馆楼上免费教阿根廷人太极拳，教当地华人拉丁舞，又开古玩店，不为赚钱，只为介绍中国文化，供人欣赏，在当地很有影响，极受人尊重。表面上似乎风光得很，但他内心却是另一番光景。他的太太、儿女对他都不太理解，儿女都去了美国，选择了完全西化的生活方式，太太和儿子住在美国，也就是和他分居了，老头子一个人在阿根廷生活。他自己讲，他有点像瓦格纳，表面上似乎有点放浪形骸，但内心极其善良，自然、人生都会让他感动，忍不住落泪。别人问他将来会不会选择终老故里，叶落归根，他的回答非常出乎预料，似乎与他的所作所为不合，他说台湾、大陆后来都去过，一句话：“太复杂”，他是不会回去的，他现在更崇尚国际主义，将来去世了将骨灰撒进太平洋就可以了。

另有一个老友，在海外生活多年，十分怀念故土和亲友，但每次回去都发现环境、世道都变了，人也变了，以前很好的朋友，很能谈得来的朋友，越来越谈不来了，不免心灰意冷，自然就有终老海外的念头。在海外生活的华人有这么几类（生在海外的华人后裔不算），一类是没什么太多想法的，就是为了生活，就是为了高兴，中国也好，外国也罢，哪里都一样，没什么太大区别，怎么好怎么过，哪里都是过；另一类本来出国就是镀金，就是为了以后回国更好发展的，他们对于国内的那一套如鱼得水，巴不得尽早回国；再一类就是理想主义者，他们对国内的一些情况看不惯，知道改变不了，又不愿同流合污，于是他们就选择离开，自我放逐到海外。但他们仍不会选择完全放弃，因为中国文化里还是有符合他们理想的文化精神的，对于这部分精华，他们是坚持的，他们唾弃的是其中的封建糟粕。像这个老伯，对过去台湾的那一套，他十分反感，他就移民海外，寻找符合他理想的新的家园，但海外或许解决了一些他的问题，又出现了其他的问题，也不完全合乎他的理想，于是他就要通过传播中国文化中符合他理想的文化精神来作为补偿。多年以后，他又回到台湾、大陆，虽然环境变了、人也变了，但当年让他不快，使他出走的那些他认为是封建糟粕的东西仍然在，他大失所望，连呼“太复杂”，没得办法，理想主义的他只好又掉转头回到海外，在海外自我放逐一生了。这个老友则是另一类的理想主义者，与这个老伯相反，当年的状况基本符合她的理想，但后来情况变了，她的那些朋友在她的人生列车上中途下了车，上了别的车，去了别的地方了，可她却还是抱着她当年的理想，那她注定是会发现现在的一切、这些朋友都已经渐行渐远，早已不符合她的理想了，作为理想主义的她也就只好选择回到海外，过自我放逐的生活。

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来源于中国文化里的隐士文化。从上古而降，中国历朝历代都有所谓隐士，最早的当属尧时期的许由和巢父，到了战国时期，庄子则将隐士思想上升到了哲学高度，与老子清静无为哲学思想并列，成为老庄道家哲学，中国文化主流之一。庄子的文章，汪洋恣肆，如天马行空，所表现出来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精神，实令人叹为观止。到了魏晋时期，隐士的实践达到了顶峰，出现了不少诸如竹林七贤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之类的人物。当时所谓名士、名僧谈玄成风，饮酒、服药，放浪形骸俨然成为时尚。以后的朝代虽不如魏晋时期，但仍不断有隐士出现，特别是隐士的文化精神逐渐深入人心，精神上的自我放逐逐渐成为众多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一部分。在我的旧作“胡侃红楼贾宝玉—宝玉外传”里面我曾提到，曹雪芹就是“竹林七贤”里阮籍的超级大粉丝，“红楼梦”有很多“竹林七贤”的影子，宝公子一定程度上就是照着阮籍来写的。前面讲的那个老伯，自己认为像瓦格纳，其实作为一个性情中的中国人，他的精神境界可能更像魏晋的竹林七贤。

大家其实都有些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要不大伙儿怎们都喜欢看电影、看电视剧，装傻充愣的让那些疯子般的导演、演员懵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但极端的理想主义也不可取，还是应该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机会主义相结合。不过理想主义绝对不能丢，理想主义使人常保一颗赤子之心，使人有机会在适当的时候能够锐意进取，去除社会文化里腐朽的糟粕，为之注入新鲜的活力，推行社会变革，进而实现人类的理想。中国近百年来的进步、变革，都和海外华人中理想主义分子的努力分不开，海外华人参与复兴中国文化中有生命力的文化精神，剔除其中的封建糟粕，引入优秀的西方文化精神，拯救中国文化在下一个百年仍然将会是一股潮流。据说“推背图”里面第43象谶曰：“君非君，臣非臣，始艰危，终克定。颂曰：黑兔走入青龙穴，欲尽不尽不可说。唯有外边根树上，三十年中子孙结。”就是讲这几十年的事，堪舆之说恐子无虚有，认不得真的，但其或寓意的海外华人对于复兴中国文化有着极其特殊的作用之事倒的确有些道理。其中原委其实也不难理解，察觉出中国文化里使中国积弱的元素的人必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自然不满中国的现状，如果不想同流合污，那么只有选择出国或当隐士。隐士在当代中国是没有发言权的，而且又缺乏国际现代化的经历和知识，不一定拿得出符合潮流、有突破性的方案，但是海外回来的具有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机会主义相结合的精神的人确是有发言权的，而且具有国际现代化的经历和知识，或许能拿得出符合潮流、有突破性的解决方案。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两口子关系很好，但有时候有一方很固执，听不进去另一方的不同意见，但外人的意见、经验他（她）倒有可能能听得进去，或者只能让他（她）按他（她）的想法到外面去试试看，碰了壁、吃了亏，他（她）才能有所转变，能够有所觉悟。两口子是这样，国家有时也是这样，就算内部一小部分人的意见有道理，大部分人是听不进去，不理解的，这时候，反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海外人士的意见倒可能能够入耳。如果这些海外人士恰恰是理想主义者，这就给了他们实现理想的机会、条件和操作平台，就有可能结合当时国内的具体情况，推动变革，实现社会进步。在海外生活，精神自我放逐的理想主义者们，也不必过于纵情于流浪与放纵，当机会来临，社会变革的条件形成时，不妨稍稍现实些，积极入世，以实现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