柞里子：《漫谈汉字简化》

柞里子一向不热衷于汉字简化，理由见下文。不过，抛出这块砖头的用意并非在于重复柞里子的一己之见，而是有鉴于网上有关汉字简化之争过于情绪化与政治化，以至争论双方皆不免逻辑混乱、事实混淆，实有拨乱澄清之必要。

先从逻辑说起。一件事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与事情的发起者、鼓吹者、或执行者是谁，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一件好事，不会仅因为是共产党干的，或者仅因为是国民党干的，从而成为一件坏事。一件坏事，也不会仅因为国共两党都曾参与，从而成为一件好事。无论国民党政府是否曾经发起、参与、或者影响过汉字简化，与汉字是否应当简化并无关系。为此而争，实属庸人自扰。

一件事情究竟应当做还是应当不做，与历史传统也无关系。破旧立新，本身无所谓好坏，取决于破的是什么旧，立的是什么新。本来女人不裹脚，破不裹脚之旧，立裹脚之新，不是好事。既有女人裹脚的传统之后，破裹脚之旧，立不裹脚之新，不是坏事。本来汉人不留辫子，因屈服于满人而破不留辫之旧，立留辫之新，不是好事。既有留辫的传统之后，破留辫之旧，立不留辫之新，不是坏事。同理，汉字是否应当简化，与汉字的发展历史究竟是由繁趋简，还是由简趋繁，并无关系。为此而争，亦属庸人自扰。

简化汉字是否有来历？与汉字是否应当简化也无瓜葛可言。如果不应当简化，则无论简体字有无来历，都谈不上好。如果应当简化，则无论简体有无来历也未见其非。为此而争，仍然是庸人自扰。

其次说事实。国民党政府曾经发起并推行汉字简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国民党政府旋即废止简化汉字，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今的简化汉字之所以能在中国大陆风行，与国民党政府的曾经发起与推行，并无任何关系，还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要追究简化汉字的责任，共产党政府责无旁贷。如果要嘉奖简化汉字的功劳，国民党政府无功可录。

不过，国民政府时代简化汉字的参与者，不少也同为共产党政府简化汉字的参与者。因有共同的参与者，经国共两党公布的简化汉字方案有相当程度的吻合。就这一点而言，国共两党在简化汉字上的关系堪称承先启后，继往开来。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除去如今流行的简化汉字，共产党政府还公布并推行过所谓第二批简化汉字。不过，第二批简化汉字好景不长，公布不久即遭撤销，同当年国民政府之公布与旋即撤销简化汉字的前车如出一辙，真所谓无独有偶。由此可见，国共两党在推行简化汉字上，同遭挫折，一并出尔反尔，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汉字的历史究竟是由繁趋简？还是由简趋繁？这问题最好去问绰号“苏摸棱”的苏味道，因为符合事实的答案正在摸棱两可之间。简言之，自原始文字至篆书，是由简趋繁的过程。由篆书变而至隶书，是由繁趋简的过程。由隶书变而至楷书，大致无繁简可言，细言之，也是由繁趋简的过程。由隶书衍变而生行书，由行书衍变而生草书，皆由繁趋简，无可置疑。有人以为隶、行、草，不过是书法的一体，不应视同文字的形式。其实不然。隶、揩、行、草原本都并不是书法艺术，而是实用的文字形式。在印刷术问世以前，正式的文件、书籍都是手抄本。使用的什么字体，视时代而定。比如，汉代皆为隶书，因揩、行、草尚未出现。后代奏章流行章草，书籍行楷并存。再后刻版印刷问世，楷书因其笔法中规中矩，容易就范，因而入选为标准字体。印刷书籍得以广为流传，楷书遂成为所谓“正体”。由此可见，所谓“正体”者，除实用之外，并任何他神圣不可侵犯的特质可言。

简化汉字是否有来历？但凡从行、草，或从所谓俗体或异体而来者，皆可称有来历。有来历的简体字不少，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简化字并非字字有来历。妄称字字有来历，不能增强有来历之说。恰恰相反，乃是授人以柄。换成一句通俗的话，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有来历，便于同未经简化的本字发生联想。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由此而视“由来历”为优点，则未敢苟同。所谓便于联想，究竟是便于谁联想？显然是只能便于认识行书、草书、俗体、异体，以及未经简化的“正体”的人，这些人其实并不是简化汉字的服务对象，至少不是简化字的主要服务对象。在简化字教育下成长的人，有多少能够认识行书、草书、俗体、异体，以及未经简化的“正体”？即使不是屈指可数、寥若晨星，也必然如鳯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换言之，所谓优点，其实不过是海市蜃楼、水中花、镜中月。

有些简化字，其实是古文。比如“厂”与“无”。有人把“厂”字当笑话，笑其腹中空空，不事生产。其实，露怯的正是讥笑者自己，真所谓“偷鸡不着，反折一把米”。“耻”字虽然谈不上是古字，笑话“耻”无“心”，也难免不学无术、孤陋寡闻之讥。“耻”与“耳”旁作“心”者，笔画相同，换“心”为“止”，如何谈得上简化？《康熙字典》收录“耻”，视为异体。同为大陆出版的《辞源》与《辞海》，前者仅录“耳”旁作“心”；后者视“耳”旁作“心”为“耻”之异体。由此可见，“耻”字的出现与流通，与简化了不相涉。用“厂”与“耻”作为攻击简化的石头，砸的也只能是自己的脚。

“法”的正体，本是“瀳”去“草”头，在下方加上“去”。如今好像没听说有什么人攻击“法”之为简体。“胡同”两字，本来是“街”换“圭”为“胡”与“同”。如今也好像没什么人指责“胡同”之为简体。柞里子猜想：之所以会如此，不应当是因为这些简体不是共产党政府推行的简体，而是因为如今知道这些字为简体者，少得近乎可以忽略。

举出这几个湮没无闻的简体字，目的不在再次讥讽一些人的不学无术，只不过想说明一个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所谓的简化字，将来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正体”。换言之，所谓“简”与“非简”，不过是个相对的概念。

既然如此，为何柞里子一向不热衷于汉字简化？

其一，简化汉字启用之时，柞里子已经脱离识字的阶段。所谓“脱离识字的阶段”，当然并不是说：柞里子无字不识。至如今搜罗汉字最全的字典，恐怕要数《康熙字典》。有谁能《康熙字典》上所有的字？恐怕无有。所谓“脱离识字的阶段”，是说相对于简化字的繁体或正体字，大多已经认识。

人难免不有成见。成见如何产生？先入为主。繁体既已先入，再看简体，就不那么顺眼，至少缺乏亲切感。料想海外华人不喜欢简体者，也大多因有如此这般的先入为主之见。

其二，柞里子不认为简化能对扫盲起多少作用。一个国家的文化普及度有多高，关键的因素是经济状况的高低，而不是文字的难易。经济愈发达，用于文化教育的资金愈多，文盲也就愈少。从简化汉字入手，远不如从发展经济入手为要。

其三，简体究竟能降低多少认字的难度，也是个疑问。如果世上只有一个汉字，无论多复杂，也无论多简单，写起来简单的容易，不容争议，认起来则并无难易可分。如果世上有两个汉字，究竟是两个都简单更容易辨认？还是两个都复杂更容易辨认？其实说不好。基本上取决于两字相象的程度，与两字本身的简单与复杂关系不大。

其四，对于弘扬文化、发展经济而言，究竟是扫盲重要？还是培养“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柞里子以为二者不可偏废。如果二者不可偏废是对的，那么，在推广简体的同时，应当在中、高等教育中保留繁体字教育。如今的简化运动不仅没有保留繁体的意思，恰恰相反，只有废除繁体的意思。废除繁体与废除文言，加在一起，加速断送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今北京为盖新房、修新路，拆城墙、拆城门、拆四合院，听到一片抨击之声。断送繁体与文言，怎么就听不到、或不容忍抨击的声音？如果说，文言与繁体无用，难道城墙、城门与上无上水、下无下水，厕所厨房全无的大杂院有用？

其五，如今电脑愈来愈普及，用笔写字的人愈来愈少，用键盘打字的人愈来愈多。简化汉字的在书写速度上的优点渐渐趋向于零。

要言之，简化汉字的功效其实可疑，而其对传统文字的摧毁性却无可争议。衡量二者，柞里子以为得不偿失。怎么弥补？废除简体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在高中或大学增设繁体与文言教育，也许不失为亡羊补牢之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