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9-10 博合堂 晚年黄维 黄维(1904.2.28~1989.3.20),号悟我,蒋介石为其改号培我。江西贵溪盛源乡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学生,淮海战役时任十二兵团司令。1948年12月15日,44岁的黄维在双堆集突围被俘,当了27年囚徒。1975年3月,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时,已满71岁。
1987年夏季,黄维随全国政协休假团到湖南衡阳休假,笔者与他相处半月之久,他破例敞开心扉,与笔者畅谈许多鲜为人知的心里话。一年半后,赴台湾前夕,不幸心脏病突发,驾鹤西去。他的谈话,可视为暮年心迹的真实表露,故记述于此。
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雄峙于河中大地,而海拔六百多米的磨镜台,群山环抱,绿荫如盖。夏日,长沙气温达四十摄氏度以上,磨镜台却温暖如春,只有二十度左右,是避暑消夏的胜地。蒋介石宋美龄曾五到磨镜台。
1987年7月末,全国政协休假团一行30余人,下榻于南岳磨镜台宾馆新建的五号楼。
众多委员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就是毛泽东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多次提到的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
每当旭日东升或夕阳西沉,在晨钟暮鼓中,人们总能看到一位精神矍铄,鹤发童颜的老者,身着浅灰色派力司上衣,脚踏圆口布鞋,手拄拐杖,在山阴道中漫步,累了就双手扶着拐杖,昂然屹立,神态矜持。陪他漫步的是一位六旬妇人,讲一口苏北话,后来才知,她是黄维的第三任夫人史大姐。
磨镜台来了个大人物,媒体当然趋之若鹜,无奈都碰了一鼻子灰:“老头子挺顽固,无可奉告!”当时正好在此主持笔会的我对此颇为好奇,很想探索这位“南岳怪客”心灵深处的奥秘,并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于是我寻找机会,跟苏北老乡史大姐套近乎。我们攀谈时,黄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跟史大姐熟识后,我便常常伴老两口饭后散步。一天傍晚,我们走到五号楼下边一块巨石旁边,黄维用拐杖指着巨石上磨盘大的石刻上,涂了红漆的“祖源”二字,打听它的由来。
我说,南宋七祖怀让和尚常在这儿用砖头磨石头,从而感悟了对面小山上不同宗派的和尚马道一,归顺南宗怀让。“1943年2月18日,蒋夫人宋美龄在美国国会演讲时,就是以磨镜台的传说结束的。”
黄维很感兴趣,因为宋美龄是他十分尊重的校长夫人,“蒋夫人也来过南岳?”
“来过多次,第一次是1932年11月2日,蒋介石伉俪在陈诚、何键陪同下,在一号楼住了四天。抗战期间也来过好几次。”
“我知道,蒋夫人的演说轰动海内外,但不知她还谈到磨镜台。”黄维饶有兴趣。
那是1943年12月,为了争取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援助,受蒋介石之托,出访北美,宣传中国抗日的宋美龄,出席了美国国会为她举办的专题演讲,发表了《战争与和平》的即席演说,最后,以磨镜台的传说结束了演讲:“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国衡山地区,叫磨镜台的传说。一千余年前,衡山地区有一座古庙(即福严寺),庙中一位住持(即七祖怀让和尚),天天在石头上磨一块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天,一个小和尚(指马道一,与怀让不同宗派)问他:‘住持师父,以砖磨石,究何为乎?’住持答道:‘余欲磨砖成镜。’小和尚说:‘住持师父,磨砖成镜,不可能也。’住持说:‘这与你整日念阿弥陀佛以求福祉是同样不可能的。’这个故事讲完了,我是说,我今日对贵参议院诸位参议员,以及旁听席上的诸位女士与先生,愿更进一言:吾人之诸领袖,倘无吾人全体积极协助,不能实现此种共同理想。此磨镜台故事之教训,乃诸君与余深切领会者也!……我们不但要有理想,而且应以实际行动实现此种理想!”参议员们都为宋美龄的真诚所感动,全体起立,掌声雷动,磨镜台的古老传说,也随着宋美龄的演讲而蜚声海内外。
黄维微微点头,似有所悟。磨镜台的故事似乎叩开了黄维的心门。
黄维从黄埔一期毕业后,跟随蒋介石东征北伐,屡建功勋。他20岁当团长,24岁当旅长,34岁当军长,44岁当十二兵团司令,在他戎马倥偬的一生中,自有辉煌的一页。
我首先与他谈起1932年1月,驰援赣州时,与彭德怀交战的往事。对于攻打赣州,彭德怀至死也没弄明白,让他头破血流的不是马昆,而是真正的“克星”--黄维。
“文革”时期,彭德怀身陷囹圄,他写的交代材料,去世后被整理成《彭德怀自述》一书。书中写道:赣州城“久攻不克,(敌)援军既到,又未迅速撤回,屯兵城下,相持日久,兵力疲劳,致遭敌袭。此事直到1965年看到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登载当时守赣州的旅长马昆写的一篇守赣州经过,才知当时马旅是八千人,地方团队经过改编整训一万人,共一万八千人。我三军团兵力才一万四千人,敌以优势兵力,据坚防御,当然不易攻克。敌情没有弄清楚,就贸然攻坚,这也是一次严重的错误。”史料上很少看到彭德怀承认犯了“严重错误”,可见在他戎马一生中,此战教训是何其沉痛。
当我向黄维提起这段往事时,他先对马昆的回忆文字表示不屑:“马昆瞎吹,我已在文史资料上给予补正。”(笔者查,为《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一辑,黄维《对〈蒋军赣州守城战役亲历记〉的补正》)。
“那么,请您谈谈真实情况好吗?”
一提起赣州之役,黄维顿时目光炯炯:“红军围攻赣州时,十八军兼程驰援赣州。我是十八军十一师三十二旅旅长,在沙地驱逐红军的游击队后,直抵赣州北门,架成浮桥,在黄昏后率部三个团入城,立即接替北门、西门、南门的城防守备。当夜,红军在东门爆破城墙,部分突入城内,经马昆旅反击,被打出去。又经四五天,工兵营坑道挖成后,师长罗卓英命令总攻,三十二旅于夜半后,由坑道潜出城外,六十五团围困红军一个师,从师长侯忠英以下全部俘获。彭德怀只知马昆……嗯,都过去五十多年了。”
“黄老当时多大年纪?”
“刚满二十八岁!”他颇为得意地说。
“彭德怀比您大六岁,陈诚也比您大六岁。”
“对的!”黄维附和道,提起陈诚(1898~1965),他肃然起敬。如果说,蒋介石对他有知遇之恩,陈诚则是“恩重如山”。
陈诚一直是黄维的顶头上司。黄维30岁接任陈诚的十一师师长;34岁时接任陈诚的十八军军长;陈诚任国防部长,黄维为后勤部副总司令,人们称他是“陈诚的影子”。
无奈,成亦萧何,败也萧何,造化弄人。
淮海战役时,黄维任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兼陆军训练处处长。而时任国防部长的何应钦,对黄维的评价是:“书生不宜典兵。”他想要让自己的亲信出任十二兵团司令,从而削弱陈诚的势力。蒋介石左右为难,遂让林蔚去上海,征求在那儿养病的陈诚的意见。陈诚在他的两名爱将黄维和胡琏中,选择了黄维出任十二兵团司令,而胡琏(1907~1977)成了他的副手。
具有戏剧性的是,在双堆集被围时,被毛泽东称作“狡如狐,猛如虎”的胡琏,把最新式的坦克让给黄维,自己坐上旧坦克,成功逃脱,而黄维坐的新坦克,走了十四里,离友军仅剩四华里时,抛锚了,成了解放军的“瓮中之鳖”。
黄维的成名之战,是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时的罗店之战。谈到罗店之战,黄维既兴奋又沉重。这场战役,应了一句古话:一将功成万骨枯。
“我当时担任十八军六十七师师长,在罗店死守一周,打到最后,手下三个团长,一个战死,两个重伤。师部除了一个电报员,连文书、炊事员都拿枪上阵去了。战后整编,活着的连一个团都凑不上,非常惨烈!”
1979年12月,全国政协组团赴上海,没有安排自由活动时间,可身为政协委员的黄维坚持要去“八一三”淞沪抗日旧址凭吊,他公开说:“‘八一三’淞沪之战,曾震动国内外,我在那里负伤流血,我的兄弟死了数千人。我不赞成抗战是共产党一家领导取得胜利的说法,特别是抗战之初。”
在南岳磨镜台,他与我熟识后,曾说过一句话:“共产党抗日,从三万人抗到一百万!”
1948年12月15日,44岁的黄维在淮海战役的双堆集突围战中被俘,当了27年囚徒。这场战役可谓黄维心中永远的伤疤。
有一次在磨镜台,我和宾馆副经理彭爱菊曾专门请他谈淮海战役,他至今仍称之为“徐蚌会战”。他显然不想多说,于是轻描淡写:“胜败乃兵家常事,徐蚌会战,败就败在杜聿明指挥失误。”听说有一次黄维对采访者吼道:“咱们各退二十里,再打一次!”可见他是不认输的。
另一晚,黄维的兴致挺高,敞开心扉,无所不谈。我很想再让他谈谈淮海战役及在战犯所的种种,于是小心翼翼地问:“前段时间我翻阅香港报人唐人写的《金陵春梦》第八册,写到1949年11月,在安徽宿县双堆集,你和你的副司令胡琏、吴绍周突围的情况……”我故意省略他和吴绍周被俘的话题。
谁知,黄维像被电击一般,倏地一下从椅上站起,怒不可遏地说:“胡说八道,我要控告他!”
淮海战役是黄维永远的痛,我无意中刺痛了他那根敏感的神经,一时气氛很尴尬。稍停片刻,我多次安抚,并言明唐人已于1981年底在北京病逝了,他才稍稍平息下来。
他仍是那句老话:“胜败乃兵家常事,徐蚌会战,败在杜聿明指挥失误!”
三十八年弹指一挥间,即使到了1987年,黄维心中的块垒依然耿耿。这些已去九泉的老人,对于那些历史旧账,是是非非,是纠缠不休,还是握手言和?我们无从得知。
后来,黄维又谈到在战犯所的故事。黄维原名“悟我”,后改为“培我”。可就为“悟我”“培我”之名,在战犯管教所里,他曾跟学习小组长打过一架。
在战犯所,他对学习小组长邱行湘没有好感,认为这个原陈诚的卫士长“一点气节都没有”。可邱行湘不服气,反唇相讥,在会上揭发道:“黄维本来字‘悟我’,一次蒋介石给黄维一张自己的照片,在背后题字落款错写成‘培我弟惠存’,黄维就此改称‘培我’。嘿,连自己祖上起的名字都可以随便改的人,有什么资格谈气节。”黄维顿时火冒三丈,跟邱行湘扭打起来,这也成了战犯所的一段“名人轶事”。
改名一事,事出有因。淞炉会战后的1938年,黄维被蒋介石任命为十八军军长,矢志杀身以报。在从皖南转战江西途中,蒋介石召见黄维,并赠他一张戎装照,照片背面写着:
培我将军惠存 蒋中正
从此以后,黄维改为“培我”。
在抚顺和功德林战犯所里时,黄维是“冥顽不化”的典型。每每在学习会上,他不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就是“大放厥词”,并时时维护蒋介石的声誉。他把于谦的《石灰吟》和文天祥的《正气歌》抄录在本子上,随身携带,立志“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并像文天祥坐牢时那样:“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他当年的顶头上司杜聿明,在狱中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写了一万多字的笔记,还要求寄给蒋介石看。而黄维却不屑一顾,拒绝了任何悔过书,昂起脖子说:“我无罪可悔!”于是杜聿明于1959年第一批获特赦,黄维却多关了16年。
全国政协休假团,与黄维同行的还有一位风云人物--军统特务头子文强(1907~2001)。
相比之下,文强显得格外活跃,他中等个儿,稍微秃顶,神采奕奕,健步如飞,看样子只有七十岁,见了人,不管认识不认识,都主动微笑打招呼。他有一位六七十岁的夫人,戴眼镜,知识分子模样,不跟旁人讲话,倒是跟文强争争吵吵。
这位慈祥的小老头,竟是臭名昭著的军统局长戴笠的左右手,徐州“剿总”中将代参谋长,还曾经担任过令人毛骨悚然的中美合作所特种训练班副主任。
文强是个传奇人物,他出生在长沙望城县世代为官的豪门,是文天祥的23代后裔,也是毛泽东的表弟。1924年,他与聂荣臻、林彪一同考进黄埔军校第四期,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又由邵力子介绍加入国民党,曾参加北伐战事、南昌起义,由连长当到师长,也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军委代理书记;脱党后,路遇程潜,加入国民党军统,成为戴笠手下干将。
他的命运与黄维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是国民党中将,同年同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一关就是27年,又一同于1975年3月17日,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获特赦。黄维从44岁关到71岁,文强从42岁关到69岁,然后同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黄维比他高一级,是常委。
性格决定命运。如今,84岁的黄维,仍然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概,而文强却成了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好人。
文强跟我谈起黄维最不想见的两个人:一个是国民党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也是中共特工的郭汝瑰,另一个便是黄维的部下--八十五军一一零师师长廖运周。
蒋介石对郭汝瑰言听计从,他亲自设计了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使蒋介石改变徐州“剿总”固守蚌埠的作战方案,把黄维引进了包围圈。每次作战计划,蒋介石尚未见到,已飞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共产党捷足先登。所以,黄维把失败的根子,第一归罪于杜聿明,第二归罪郭汝瑰。
1981年,杜聿明病逝前,抓住前去看他的郭汝瑰的手说:“我最后再向你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郭汝瑰说:“光亭啊(杜聿明号),我们是属于政见不同,‘守江必守淮’!”孙元良说:“消灭黄伯韬兵团的是国防部,不是陈毅!”国防部,指的就是作战厅中将厅长郭汝瑰。
而廖运周(1903-1996)跟郭汝瑰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黄埔五期生,又都在1928年秘密加入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卧底二十载。郭汝瑰深得蒋介石信赖,廖运周则在黄维被困双堆集时献计献策,让黄维改四个师齐头并进为三个师梯次行动,他的一一零师自告奋勇打先锋,黄维连连称赞他:“好同学,好同志,你要什么我给什么,坦克、榴弹炮随你要。”还让兵团副参谋长韦镇福通知空军,调飞机配合廖运周作战。
结果,廖运周率两个团从双堆集出发,向解放军指定的大吴庄前进,两个小时后,顺利通过中野六纵阵地,起义圆满成功。解放军下令将廖运周阵前起义保密三天,为渊驱鱼的黄维却一直蒙在鼓里。
几十年过去了,黄维依然难解心结。不是冤家不聚头,特赦后,当了全国政协委员的黄维,跟上述二位总有谋面的场合。一见他们,黄维便恨从心底起,梗着脖子,怒目而视;而对方却以胜利者的微笑,把头一偏,从他身旁走过。
黄维有一次在酒会上跟廖运周碰面,当时廖是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维一见他,便鼓起眼睛,咬紧牙根,嗤之以鼻,他的部下杨伯涛也大骂廖运周。在场的文强赶紧出面当和事佬。黄维忿忿地说:“这个廖运周,把我的部队都送掉了,没他,我还不一定败呢!”文强劝说道:“不要到这个时候还骂人家,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恩恩怨怨不要总记在心里,付之一笑就对了么!”黄维仍耿耿于怀,不屑地说:“你付之一笑,我笑不了。”
黄维曾跟我多次重申,说国民党不抗日,是不符合事实的,南岳就有几十座国民党将士墓,他的前任、五十四军军长陈石经就葬在南岳。我向他打听这位陌生先烈的生平,他说:“陈石经又叫陈烈(1902~1940),广西柳城人,比我大两岁,黄埔军校一期的同学,八一三淞沪会战时任十四师师长。当时,日本广播称‘中国军队战斗力强者,十四师也!’1939年9月,在长沙第一次会战中,他任五十四军军长,击溃土肥原师团,连冈村宁次都讲,‘五十四军是一支不可轻战的顽敌’。后来在滇缅前线,因为拔牙,患了败血症,38岁英年早逝。哎,于是我接任他的五十四军军长。他的墓就在南岳。”
7月27日,磨镜台晨光熹微,五号楼与我下榻的四号楼之间的水泥马路上,停着几辆崭新的旅游中巴车。早饭后,磨镜台宾馆的张万惠急匆匆来到我的房间:“金老师,南岳管理局请全国政协委员参观忠烈祠,车子都准备好了,可黄维老先生不想去,这怎么办?你跟他比较熟,能不能请你劝劝黄老?”
“好,我去试试吧!”
我匆匆来到黄维房间,开门见山说:“今天参观忠烈祠,黄老应该去看看!”
“为什么?有什么好看的?”显然,黄维对忠烈祠不甚了了。我不由得当上了义务讲解员,讲解了忠烈祠的由来,特别提到“忠烈祠”三个大字,是蒋中正的亲笔题词。
“文化大革命中没遭破坏?”黄维关切地问。
“听说是附近一户山民搬回去,做猪栏用,‘文革’后被南岳管理局基建科收藏,1982年重新悬挂在礼堂大门上,这是众多题刻中的唯一一件原物,真不啻鲁殿灵光,硕果仅存啊!就凭这块木匾,黄老也应去看看啊,听说陈石经的墓庐,也在附近。”
“好,我去看看他!”黄维站起身,开始换衣穿鞋,“我只是腿脚不大方便。”
我们乘车从磨镜台向北经半山亭玄都观,黄维对玄都观那副石刻楹联反复念叨:
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须努力 会心不远,欲登绝顶莫辞劳
汽车左拐右转,突然,一座气势恢宏、依山矗立的巨型建筑群出现在眼前,别具一格的炮塔--一个花岗石雕成的大炸弹直指苍天,周围是四个稍小的炸弹,象征五族共和,抗战必胜。
黄维第一个下车。他脚蹬旅游鞋,头戴轻便巴拿马草帽,手拄拐杖,见到“游人到此脱帽致敬”的石刻后,连忙取下草帽,深深一鞠躬。那276级台阶,他无法攀缘,便又坐进车里,绕道登上最高处的大礼堂。
在大坪里,黄维久久仰望着蒋中正题写的“忠烈祠”木匾,走进大殿,浏览碑刻与神牌,默默致哀。这里,有许多曾与他浴血奋战的兄弟的灵牌,幸存者自是感慨唏嘘。
一张大桌上已摆上文房四宝,黄维沉思片刻,郑重严肃地握笔蘸墨,竖写:
忠烈祠烈士千古 忠烈报国碧血丹心垂宇宙 救亡图存成仁取义照明月
幸存者黄维鞠躬 一九八七年时年八十有四
提毕,黄维向管理局的同志打听陈石经埋在何处,他一定要去祭奠。
我知道陈烈(即陈石经)墓在络丝潭边的华严湖畔。1939年初,国共合作的象征--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就办在附近,而陈烈任游干班的政治部主任。他酷爱南岳,临终遗嘱,死后不回老家广西柳城县,而是要葬在南岳络丝潭。当时,按这位抗日虎将的遗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陈烈墓占地2400平方米。
张万惠经理悄悄把我拉出门外,为难地说:“金老师,你看怎么办?陈烈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全毁了,至今还未重建,黄老知道了一定很痛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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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时哑然。张经理对黄维说:“黄老,你腿脚不便,陈烈墓在山里,你今天就不去了吧!”黄维无奈,只是摇头。其实,络丝潭离忠烈祠只有四华里,但却成了黄维终身的遗憾。到南岳,是他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而今,名山长存,斯人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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