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村言 言話言畫 2022-05-04 09:44 
想起的是“長歌當哭”四字，發一張曾經發過的墨跡——在這個5月4日青年節的晚間。遠行的是一位年輕的90後女記者，喜愛書畫與詩詞。與這位女孩相熟的同事說，“封閉時間太久，女孩前些天心臟不好，似乎也抑鬱……送到醫院搶救無效，她的父母崩潰了……”看到她4月采寫的《我身邊的抗疫故事》。然後讀到她前幾年採訪唐詩研究學者、復旦大學教授陳尚君後所寫的一篇文章《還有一些美麗的詩詞，被遺落在“通行版”之外》。陳尚君先生晚間在朋友圈說：“真不敢相信，如此年輕美好的生命，遽然辭世。認識應該有六七年了，談過各種各樣的報道，始終都是那樣的溫和執着與莊重認真，值得尊敬，謹頌安息……”和她相熟的同事說：“實在太震驚了……完全不知道說什麼……”“幾個月前在古鎮，後來一起去逛了婚嫁博物館，你說要早日把自己嫁出去。我們還曾經一起同一個房間住了好幾天，聊了很多天。印象中你一直是很美的樣子……”
猶記昨日晚間看到友人發來的視頻，後至無法入眠：靜安區一小區的一位男子，站在十多層間的窗邊猶豫着，反反覆覆朝下看，手臂撐了許久，看得出他內心的掙扎，然而，幾分鐘後，卻終於一躍而下……然後又看到另一不知何處小區的又一位，同樣的一躍而下……還有，長樂路一位58歲的獨居者，據說，是鄰居聞及臭味才知道他走了……“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此句出自迅翁之《紀念劉和珍君》。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於呼吸視聽，哪裡還能有什麼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而此後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於非人間，使它們快意於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後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於逝者的靈前。1915年，陳獨秀先生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誌（第二年起，改名為《新青年》）。他提出新青年的六條標準是：隔着107年的時光，再讀仲甫先生此言，卻仍只是一個痛字。以仲甫先生舊影為底本，寫其小像，題“回到新青年，難矣哉，壬寅五四，隔着107年的時光再讀仲甫先生致青年詞，時上海封城三十四日”。
同為新青年旗手的魯迅先生說：“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忘掉了一切利害，將自己的真話發表出來。”
總仍有上海的青年，見證着《新青年》遺風與海上的錚錚風骨。 ——這個春天的上海，實在應該記住4月中旬那天hua-shan路的夜色。 hua-shan舊名“海格路”，原是舊上海名流聚居地，最北端，有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密切相關的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蔡元培先生舊居。 ——一個在當下印象里文藝的hua-shan路，愛情的hua-shan路，小資的hua-shan路，誰也無法預料，4月的一晚，居然有幾句直楞楞的話，在夜色里甩面而來，直衝心扉。 有人說，那是一些正上中學或大學的年輕人筆跡，因為其間的稚拙。 那麼拙而有力的字跡，滿是純真的情懷，讓人相信，上海，見證並催生中國百年現代化的城市，並不是只咖啡的上海、酒吧的上海，或者十里洋場的上海，上海的骨力與骨氣，一直清晰地傳續着，從1700年前的《平復帖》，到滿清入關後的嘉定反清與三屠，到1930年代的迅翁筆跡，到1966年的傅雷遺書……到見證這個春天上海的種種書寫，一直到hua-shan路的字跡。
五月一日，小區成為防範區，終於解封——然而其實只是解了一個寂寞，見證了的，只是一些兵荒馬亂與莫名的荒唐。似乎是一位畫家90年代初自美歸返上海時，街上人極多，然而，他卻只覺彼時“上海沒有兵沒有馬，卻兵荒馬亂，沒有雞沒有狗，卻雞飛狗跳”。這位畫家可能不知道，很多人，都在懷念着九十年代的上海……五月一日起，可憑票放風，一戶一人，僅限三小時——一個月來第一次出得小區大門。黃昏時分，暮色漸起，市井寂然，超市貨鋪皆封，路邊雜草叢生，四顧蕭條，念及外灘之草，真有“黍離”之悲。據說正是芍藥花開的季節，想到的居然只是姜白石的那首《揚州慢》，寫的也是空城——金兵肆虐後的揚州蕪城，真寫盡了一千多年前的兵荒馬亂：“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縱豆蔻詞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
很多詩詞，沒有那樣的人生經歷總是隔的，就如姜白石詞，以前讀到的只是表面的淒涼與清麗，然而這些天重讀，那種透骨的悲涼，也只是經歷了史無前例的上海空城，才極深地體會。
——那種悲，真是透到骨子裡的，且有着一種深刻的絕望。
《被趕走前，她在紅色電話亭住了一個月》
5月1日，讀到一篇“電話亭女士”的報道，“4月1日，上海浦西封控第一天，她牽了一隻穿着紅色衣服的狗，背着包，提着一些東西，走進了小區對面的紅色電話亭。整整一個月，她都住在裡面。直到4月29日，兩個身穿防護服的男人把她趕出了電話亭。” 5月4日，讀到李強（中青報記者）對話上海“電話亭女士”：“吃喝別人給，身上是名牌，活得簡單自由。” 硯公說：“上海之所以是上海，就是接納並善待每一個希望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人。她說回到家鄉小城市，就像掉掉到一個坑裡。她反覆說着上海好，說感恩。希望上海快一點恢復正常，像以前一樣，對人好。” ——其實，還是悲涼的，上海與外地，皆是，人間世，人艱世。
以鋼筆寫此電話亭。
《一棵捲心菜》
讀到新民晚報的一則報道，說是一棵捲心菜，被一個九十歲的老太太吃了一個星期，當記者得知消息並給了她一些食物後，她連說了三聲“謝謝”。 意外的是，這則溫暖的故事只活了幾個小時……
5月3日，先是看到友人發來央視消息，說杭州國安局對馬某採取刑事強制措施，問朋友馬某是誰？友人發來香港股市信息，大疑，不久又看到著名的胡大編言之鑿鑿地說，不是馬某，是馬某某。老余在群里說，“這一天，搞得所有姓馬的無比光榮。”其實哪裡是姓馬的無比光榮，無非見證了兵荒馬亂而已。見帥總在朋友圈說：“王某，王某某。王某是我，王某某不是我。我每天都在思考我是誰，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作此圖，題：“壬寅上海封城一月後，防範區可出小區，然而不得開車，亦無出租車、電動車，購物惟靠徒手。古老的扁擔因之派上大用場。”有人想起小學語文課本中“朱德的扁擔”，說大概是從井岡山挑到了上海空城裡的超市。舊同事說，看來要囤的貨還真不少，解封后打算網購一輛四川的雞公車，或者，扁擔也行。
簡直是駭人聽聞：上海新長征福利院，叫了殯儀館的運屍車，結果，殯儀館的工作人員，發覺人還活着，遂把人從車上拉下，還給了福利院——如果不是殯儀館工作人員及時將老人“退”回，老人很可能被活着火化……普陀區5月2日終於通報《錯轉福利院老人事件：老人狀態平穩，涉事醫生被警方調查》
想起那些惡人，想起那些無良之類，想起折磨世人的那些人。有些人，一定是會有報應的，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而已！
一百歲的謝辰生先生走了，想起當年十多年前藝術周刊創刊時，謝辰生先生爽快地答應成為文物顧問，每次到北京見面，都可以感受到老人對中國文物的一腔赤誠之心，談到文物破壞的案例，老人家痛心疾首甚至拍起了桌子，老人家真可以說是中國文物界最硬的骨頭。
榮毅兄發來老人家96歲的書跡，拙而見出錚錚鐵骨，真書如其人。與謝老交往60餘年的國家文物局原副局長、中國文物報社原社長彭卿雲說：“他這百歲的人生其實就做了一件事，就是為中國文物保護而戰鬥的一生，他最早師從鄭振鐸，他從鄭先生那裡學到愛國、愛文化、愛文物的精神。”除了文物保護，想起謝稚柳、啟功、徐邦達、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謝辰生七位文物鑑定家成立的中國古代書畫鑑定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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