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22 国史馆 蔡廷锴（1892～1968，广东罗定人，时任第19路军副总指挥）： “卑军守土有则，尺地寸草，不得放弃；为救国保家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决不退缩。” 背景：淞沪抗战爆发之后，蒋光鼐、蔡廷锴等向全国发出如上通电，十九路军全军三万官兵奋起反抗日军七八万人的猛攻，从1月28日至3月1日坚守上海，与敌血战33天，死伤约万人。使日本侵略军受到重创，死伤万余名，四度更换指挥官。
陈诚（1898～1965，浙江青田人，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我生国亡，我死国存！” 背景：武汉会战前夕，陈诚视察户口要塞炮台，发表了战前宣言，称“湖口要塞，是武汉门户，官兵必须树立与炮台共存亡的决心”，全体官兵高呼“誓与倭寇决一死战，誓死守卫湖口要塞。”后炮台阵地均被敌机和敌大炮摧毁，将士绝大部分壮烈殉国。
陈文杞（1904～1941，福建莆田人，时任24师少将高参）：
“有我无敌，有敌无我！” 背景：中条山之战，陈文杞率部在闻喜，夏县等地与敌激战。日军向守军阵地施放毒气，我军死亡惨重。后该师余部转移至台寨村附近，遭日机狂轰滥炸时，陈文杞身先士卒，不顾生命危险，穿梭于枪林弹雨，指挥官兵坚守阵地。在最危急的时刻，陈振臂大呼上述口号。后不幸壮烈殉国，终年仅37岁。
陈怀民（1916～1938，江苏镇江人，时任第4航空大队第21中队飞行员）：
“每次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都当作是最后的飞行。与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 背景：在1938年武汉“429空战”中，陈怀民的战机在击落一架敌机后受到5架敌机围攻，他的飞机油箱着火。当时他本可跳伞求生，但他猛拉操纵杆，战机拖着浓浓的黑烟，向上翻转了180度，撞向从后面扑来的敌机，与日本吹嘘的所谓“红武士”高桥宪一同归于尽。
寸性奇（1895～1941，云南腾冲人，时任第3军12师师长）：
“我腿已断，不必管我。我决心殉国，以保全国格人格。” 背景：中条山之战，鬼子集中重兵攻击12师，寸性奇师长在接受军长的命令率部突围后，发现军部未能突围，寸又率部冲入重围营救军部，后身中八弹，拔刀自杀，这是临终前的遗言。其父寸大进老先生恨自己已经88岁高龄，已经无力报国，遂绝食而亡，死后双目不瞑。
戴安澜（1904～1942，安徽无为人，时任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师长）：
“现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背景：1942年初，戴安澜率所部200师万余人赴缅参战。在东瓜保卫战前，他留给妻子上述遗书。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戴安澜号令全军：“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戴安澜部击毙敌军5000余人，掩护了英军的撤退，取得出国参战的首次胜利。后在孟关激战中以身殉国，终年38岁。
邓锡侯（1889～1964，四川营山人，时任川军第一纵队司令，第45军军长）：
“川军出川抗战，战而胜，凯旋而归；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 背景：1937年9月5日，四川举行约万人参加的“各界民众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大会”，邓锡侯在会上发表了如上讲话。邓锡侯还说：“我们是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的，后方的人民，要勇敢地踏着我们的血迹而来。前赴后继，一定能战胜敌人！”后邓参加了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战功卓著。
郭汝瑰（1907—1997，四川铜梁人，时任十四师参谋长）： “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革。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抗日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 ” 背景：1937年淞沪会战，当时郭汝瑰作为参谋长带十四师8000人在前线抵抗。打了几天以后部队伤亡惨重，军长担心他守不住，就派人去问他是否需要援军，郭汝槐如是回信。
佟麟阁（1892～1937，河北高阳人，时任29军副军长）： “衅将不免，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者重。” 背景：南苑之战爆发前夕，宋哲元已经下令，南苑军部撤到北平城内，佟麟阁应首先撤离，此时夫人恰好送来书信，称父亲病重，佟执意不撤，回信道“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供子职，孝敬双亲。”并诏所部曰：“此杀敌报国时也！”后终于以身殉国。
杜聿明（1904～1981,陕西米脂人，时任第5军军长）:
“督促本部官兵奋勇向前，不惜一切代价，全歼小日本钢军，夺回昆仑关，打出第5军的威风来！” 背景：1939年11月,日军攻陷桂南战略要地昆仑关，为了夺回昆仑关。杜聿明向所属各师下达如此作战命令。他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战斗，成功地包围了昆仑关之敌。沉重的打击了日军第5师团，其第12旅团军官死亡达85％以上，被击毙4000人，被俘100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被击毙。取得了著名的昆仑关大捷。
范筑先（1882～1938，山东馆陶人，时任山东第六区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县长）:
“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肝脑涂地，亦所不惜。” 背景：1937年10月，日军侵入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两次要范筑先率部南撤，范向全国发出如此通电。他的次子范树民在与日寇作战中牺牲，他强忍悲痛说：“民儿为国家民族战死疆场，是死得其所。”后聊城失守，范筑先身受重伤，不愿被俘，举枪自戕，壮烈殉国，终年56岁。
冯治安（1896～1954，河北故城人，时任河北省主席、29军代军长）：
“寸土都不许退，可采取武力自卫。国家存亡在此一举，设若冲突，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 背景：1937年7月7日夜，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我驻军第219团第三营拒绝，日方即调动驻丰台日军第三大队包围了宛平城。当地驻军向冯治安请示，冯当即做出以上指示。之后日军突然炮轰宛平城，我军当即自卫还击。当天击退日军三次进攻，用鲜血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
傅作义（1895～1974,山西荣河人，时任绥远省主席、晋绥军第35军军长）：
“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背景：1936年10月，蒙古分裂分子德王在日军指挥下，分三路大举进犯绥远。傅作义召集所部进行军事部署。傅作义通告全军：“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并表示了上述抗日决心。后指挥百灵庙大捷，击毙日军千余人，俘敌200余人，绥远抗战胜利结束。
高志航（1907～1937，吉林通化人，时任第4空军大队中校大队长）：
“家仇国恨，等待何时！日机炸我同胞，向其讨还血债！” 背景：淞沪抗战爆发，日木更津航空队百架轰炸机开始轰炸江、浙，8月14日，敌机八架进入杭州市区上空轰炸。高志航下令起飞，并首开第一炮，击落日领队机。此战击落敌机六架，两架负伤逃跑。后高被日空军炸死。
郝梦龄（1898～1937，河北藁城人，时任第9军军长）：
“此次战争为民族存亡之战争，只有牺牲。此谓我死国活，我活国死。” 背景：1937年忻口会战爆发之前，郝梦龄如此鼓励官兵。战争打到白热化阶段，他亲自到前线督战，告诫官兵，“现在我同你们一起坚守这块阵地，决不先退。我若是先退，你们不管是谁，都可以枪毙我！你们不管是谁，只要后退一步，我立即枪毙他。”郝梦龄是抗日战争中我军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何柱国（1897～1985，广西容县人，时任步兵独立第9旅旅长）：
“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之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以下救我民众沦亡之惨。” 背景：这是1933年的1月2日，驻守山海关的9旅旅长何柱国发表的《告士兵书》。战前日军在榆关陆军总兵力约3000人，野战炮40门，铁甲车3列，坦克20辆，飞机8架，军舰2艘。榆关城里的中国军队只有第9旅的626团，兵力2257人，武器配备只有迫击炮、平射炮和机关枪。此一役中国守军死伤586名，为日军的1.5倍，第9旅的626团1营的营长和四名连长全部以身殉国，榆关抗战是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大规模以武力抵抗日军入侵，也是“七七”事变前中国军队最大规模的抗日战役———长城抗战的先声，在中国抗战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李教官：（查无资料，时任中国航空军校教官）： “我的学生都战死了，现在该我这个老师上去了。” 背景：1940年，日军组织了一次对成都的空袭，出动了三十二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而此时，中国空军在一次次的轰炸中，几乎已经荡然无存。李教官驾驶一架没有起落架，非常落后的教练机，起飞决死迎战，以一对三十二，在日空机群中穿梭，几次撞向敌军指挥机，最终突围而去。
黄樵松（1901～1948，河南尉氏人，时任第68军第143师长）：
“南阳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各位好友来生再见！” 背景：1945年3月18日，日军三路大军进攻南阳。黄樵松受命死守，横下一条心，誓与南阳共存亡。与好友握别时他发出如此悲壮言辞。黄还派人赶做一口棺材，搁置在师部门口，亲笔写上：“黄樵松之灵柩。”后日军猛攻，黄亲临前线指挥，随身卫士全被打死，他只身到前沿阵地督战，阵地最终力保不失。
黄启东（1891～1938，湖南平江人，时任第23师少将参谋长）：
“何以对国家？何以对民族？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背景：徐州会战爆发后，23师奉命从鲁西南移驻郓城、菏泽，日军土肥原率精锐师团猛攻菏泽，该师官兵奋起抵抗，与敌激战数昼夜，伤亡惨重。师长李必蕃殉职后，黄启东亲率余部冲锋10余次，头部中弹，仍唤卫士背着他指挥战斗。野战医院院长李少甫劝他上担架，他坚决拒绝，颤抖着说出上述话，最后壮烈牺牲。
黄人钦（1809～1938，云南姚安人，60军183师541旅1082团长）：
“楼冠深入国土，民族危在旦夕，身为军人，义当报国。万一不幸，希汝另嫁，幸勿自误。” 背景：新婚仅6天的黄人钦随部队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4月中旬，日军对台儿庄地区进行疯狂的进攻。4月23日，部队在凤凰桥、五窑路与敌遭遇。黄人钦率队奋勇冲杀，与敌肉搏，血战终日，不幸在冲锋时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仅29岁。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在收殓黄人钦遗体时，从其衣袋中发现临战前夜他写给新婚妻子的遗书：“倭寇深入国土，民族危在旦夕。身为军人，义当报国，万一不幸，希汝另嫁切勿自误。”
蒋介石（1887～1975，浙江奉化人，时任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长）:
“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最后限度，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 背景：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前夕，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直接指挥，并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这极其悲壮的讲话。武汉会战历时4个多月，歼灭日军10.7余万人伤亡，粉碎了日军一战解决“中国事变”的企图，换来了战略相持阶段。
蒋光鼐（1887～1967,广东东莞人，时任第19路军总指挥）:
“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背景：淞沪抗战爆发之后，当时驻守上海的为第19路军，蒋光鼐担任最高指挥官。全体将士决心抗击日寇，保卫上海。日军兵分5路进攻闸北，19路军奋勇抵抗，当即予以迎头痛击。日军发动了四次总攻，却均遭败绩，四易主帅，死伤累万。在战争最惨烈的时候，蒋光鼐这样表达他的抗战决心。
姜玉贞（1893～1937,山东菏泽人，时任66军65师196旅旅长）:
“有我姜玉贞在，就有原平在，我姜玉贞誓与原平共存亡！” 背景：1937年，日军7万人直扑太原，姜玉贞奉命死守原平等待援兵。他和5000官兵下定决心，血战到底。与日军在此血战十日，反复进行拉锯战，姜玉贞亲自率领敢死队冲锋。后阵地上只剩下二三百人，姜玉贞奉命突围，但在突围途中中弹牺牲。原平死守为忻口会战歼敌2万赢得了时间。
阚维雍（1900～1944，广西柳州人，时任31军131师师长）:
“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 背景：1944年，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八个师团十余万人猛攻桂林，阚维雍指挥部队沉着应战，打退了日军多次疯狂进攻，双方损失惨重。日军使用了毒气，6000抗日将士被残害于岩洞中。在中正桥主阵地被日军突破后阚维雍将军亲自指挥敢死队，奋勇逆袭夺回阵地。后桂林陷落，阚维雍自杀殉国。
李必蕃（1892～1938，湖南嘉禾人，时任第23师师长）:
“误国之罪,一死犹轻,愿我同胞,努力杀敌。” 背景：1938年5月9日,日军十六师团进攻郓城,李必蕃令69旅死守。该旅守城不力,郓城失陷。后日军重兵临菏泽城下,他率部迎战,获胜后兵分两翼作钳形追击。日援军赶到,进行疯狂反击,他率师直属部队与敌军肉搏，后菏泽沦陷。他在城郊腹部中弹，临终前把军用地图反盖在胸上，上有如上字样。
李家钰（1890～1944,四川蒲江人，时任第36集团军总司令兼47军军长）:
“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 背景：1941年2月，四川省各界抗战前线慰劳团来灵宝县李部驻地劳军，李家钰亲笔书写如此字幅。1944年5月21日，李率集团军总部官兵左右冲突，卒在秦家坡陷入日军伏击圈。在敌寇密集火力射击下，总部官兵200余人全部殉难，李家钰头额及左腋被子弹和枪榴弹破片击中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刘湘（1889～1938，四川大邑县人，时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23集团军总司令）:
“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背景：“七七事变”爆发次日，四川省主席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呼吁“一致抗日”。刘湘准备带病出征，部下多劝他不必出川亲征，他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刘湘最终在前线吐血病发，死前留下如上遗嘱。
刘茂恩（1898～1983，河南巩义人，时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
“我堂堂中国军人，沙场捐躯，死亦光荣，岂能求一时苟安，丧失民族气节，为人耻笑！” 背景：中条山战役，刘茂恩率部被日军包围，数次突围皆告失败，情况万分险恶，左右僚属苦劝其更换便衣逃出，刘茂恩却凛然作色如此答复。说罢拔出手枪要自杀，被侍从死死拉住。刘茂恩和他的官兵已弹尽粮绝，已做好以身许国的悲壮准备。所幸风雨狂作，山洪滚滚，刘终于趁机脱险。
罗芳（1907～1938，湖南衡东人，时任第89师529团团长）:
“今日之战有进无退，有我无敌，后顾者必杀之！” 背景：台儿庄血战打响后，双方反复拉锯战，汤恩伯军团快速驰援，89师罗芳团冲杀在前，以上述话号召官兵。全团上下土气大振，连克敌阵地三处，杀进台儿庄。在敌人从台儿庄溃退的时候，罗芳头部和胸部中弹，临死前还以微弱的声音说：“我死不足惜，你们要杀敌前进……”年仅3l岁。
马占山（1885～1950，河北丰润人，时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
“我马占山心意已决，就是要和日本拼命！要是我打错了，给国家惹下乱子来了，你们把我的头割下来，送到中央领罪。” 背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攻陷辽、吉，后又进犯黑龙江。日军在嫩江江桥制造事端，并向马占山下达武力通谍。马召集军政绅商人士开会商讨对策，面对部分下属的软弱，他拍案说出上述话，并表示“一息尚存，决不敢使尺寸之地沦为异族。”
马玉仁（1875～1940，江苏建湖人，时任苏鲁战区第一路游击司令）: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将自己未亡之躯，奔赴疆场，马革裹尸，何所惧哉。” 背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马玉仁组织部队抗日，他的幕僚劝他保存实力，抗日不如降日。他大为震怒，下令溺死他，称“谁当汉奸，我就打死谁!”1940年1月，他的部队与日军血战，被其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马玉仁见状，热血上涌，手持冲锋枪，从战壕中一跃而起，带头冲上敌军阵地。他边冲边喊：“子弹不打有福的孩子!”战斗中，马玉仁腹部中弹，壮烈牺牲，终年65岁。
莫肇衡（1895～1938，云南楚雄人，第60军183师542旅1083团团长）:
“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背景：台儿庄战役身负重伤后，在送往后方途中，坚决不过大运河，并以血衣蘸血在道旁石上书写言后，含怒怀恨死去。
彭士量（1904～1943，湖南浏阳人，时任73军暂5师师长）:
“余献身革命……早具牺牲决心，以报国家。倘于此次战役中，得以成仁，则无遗憾。” 背景：1943年底常德血战，73军被四面包围，军长汪之斌命暂编第五师留下坚守石门阵地，军主力向西突围。彭士量率部从14日夜晚到15日黄昏激战一天一夜，后敌机飞来，投下重磅炸弹，并用机枪扫射，年仅38岁的彭士量身中数弹，永远地倒下了。部下在装殓他的遗体时发现上述遗言。
齐学启（1900～1945，湖南宁乡人，时任中国远征军新38师副师长）:
“昔日成功，今日成仁，此其时矣，弹尽各自裁。” 背景：在缅甸卡萨之战前，齐学启向部下叮嘱。后他身负重伤被俘，他决心以一死报国，拒绝换药和进食，敌旅团长询问有关情况，他说：“中国军人可杀不可辱！”并猛力向前夺刀自刺。两年以后，汪伪政权派陆军部长叶蓬等前去劝降，他怒斥叶蓬等“认贼作父，不知人间羞耻事”。后伤重去世。
饶国华（1894～1937，四川资阳人，时任川军145师师长）:
“现在正是军人报国的时候，我们要为国争光，流尽最后一滴血！” 背景：1937年11月，145师师长饶国华受命固守安徽广德以拱卫南京，他亲率435旅刘儒斋团据守广德前五里阵地，在阵前振臂高呼此宣言。但孤军奋战，几被全歼，广德失守。遂挥泪写下绝命书，称“驱敌出境，复我国魂！今自决于城，虽死无恨。”然后开枪自戕，慷慨成仁。
萨师俊（1895～1938，福建闽侯人，时任中山舰舰长）:
“诸人尽可离舰就医，惟我身任舰长，职资所在，应与舰共存亡，万难离此一步。” 背景：1938年10月，中山舰奉命开赴武汉上游26公里的金口迎敌，遭到日机狂轰滥炸。中山舰重损不可救矣，萨师俊左臂、左腿皆重创，右腿不知所踪，化为一血人。然其继续指挥，不离岗位，部下劝其离舰，萨师俊作此答复，最终与一代名舰共沉江底。
宋哲元（1885～1940，山东乐陵人，时任29军军长）:
“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背景：1933年初，日寇出兵侵占山海关，宋哲元率领军队奋勇投入长城战役。29军将士在喜峰口歼敌3000有余，喜峰口大捷轰动了全国。芦沟桥抗战枪声打响之后，宋哲元便命令师长以上的将领亲临前线指挥、督战，战斗之激烈，士气之高涨，实属空前。
孙连仲（1893～1990，河北雄县人，时任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河，杀无赦！” 背景：在台儿庄进行最惨烈的拉锯战时，死守北门的第31师伤亡惨重，眼看抵挡不住，且援军迟迟不至。师长池峰城来电请示孙连仲准予撤退，孙做出了如此答复。池师长知军令不可违，乃以必死决心，逐屋抵抗，任凭敌人如何冲杀，也死守不退……后迎来台儿庄大捷。
孙明瑾（1905～1943，江苏宿迁人，时任第十军预第10师师长）:
“中华儿女要壮烈，不畏死，不贪生，牺牲生命，救国救民，努力杀敌！努力杀敌！” 背景：1943年常德血战，预备第十师伤亡惨重。孙师长亲自操起一挺轻机枪向日寇冲锋。后又用手枪、步枪猛射，最后以刺刀与日军搏斗，刺刀折断！后被日寇机枪击中多弹。卫士抬孙突围，他目瞪卫士，忍痛高呼上述那句话，临终前仍向部署命令“贯彻命令，达成任务！”
孙蔚如（1896～1979，陕西西安人，时任陕西省主席）:
“倘有闻警先逃，不事抵抗者，定以军法从事。” 背景：1938年6月，当日军逼近黄河时，陕甘地区人心惶惶。孙蔚如在西安各界的集会上讲话，力主坚守黄河，阻敌西犯，并坚决表示，自己身为陕省主席，绝不生离西安。他主持的省政府也发出了“守土抗战”的通令。从而使主张撤退逃走者惭沮缄默，社会各界也渐趋安定。
唐淮源（1886～1941，云南江川人，时任第三军军长）:
“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 背景：1941年3月，第三军被日军合围中条山，唐召集所部三位师长训话：“现情况险恶，吾辈对职责及个人之出路，均应下最大决心，应为国家民族保全人格，以存天地之正气。”言罢令各师分路突围。唐淮源则被困悬山，三次突围受挫，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即于大雨滂沱之中，遣去左右，饮弹自尽于悬山之岭。
王铭章（1893～1938,四川新都人，时任第122师师长）:
“17日晚，我援军尚未到，敌大部队冲入城，即督所留部队，与敌作最后血战。” 背景：1838年春，日军猛攻鲁南藤县，王铭章决心死守滕城，命令把南北城门封死，只留东西城门暂作交通道路，也随时准备封闭，师部也由西关移进城内。后日军重炮轰城，该师5000余人阵亡。王铭章向22集团军司令孙震发出上述最后电文，后不久拔枪自杀殉国。藤县死战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时间。
王禹九（1902～1939，浙江黄岩市宁溪人，时任第79军少将参谋长）:
“值此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我身为军人，为国捐躯，份所应是。” 背景：淞沪会战爆发后，王禹九赴嘉定前线，路过南京，在遗嘱中写给妻子的话。1939年3月20日，79军参加南昌会战，激战3天，79军伤亡过半，军部在虬岭陷入重围。3月27日晨，王禹九率仅存特务连掩护军部突围，浴血苦战至中午，未能成功，王禹九多处中弹牺牲，年38岁。
武士敏（1892～1941,河北怀安人，时任第98军军长）:
“拼到底，不成功，便成仁！” 背景：在1941年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候，驻守在中条山一带的国民党20万军队面对日军的威胁，纷纷撤退到黄河以南，武士敏则率领98军将士浴血奋战。在中条山战役中，他亲临马头山前线指挥，与敌人拼搏冲杀，阵地几易其手，伤亡极为惨重。武士敏将军宁死不屈，最终英勇为国捐躯。
吴奇伟（1891～1953，广东大埔，时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
“小鬼子，你干不死我，我就干死你！” 背景：武汉会战之万家岭战役，身为战役总指挥的吴奇伟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指挥。有次他正与第4军军长欧震通电话，敌机俯冲扫射，他毫不理会，敌机机枪扫射竟电话机打碎，惹得吴将军破口大骂。另一次，他和参谋长策划作战事宜，猛遭敌机轰炸，指挥部房子被炸飞半头，另半头塌下来，将他和参谋人员埋在下面。
仵德厚（1910～,陕西三原人，时任台儿庄大捷敢死队队长）:
“兄弟们！上刺刀！跟我上！” 背景：仵德厚当时任30师88旅176团3营营长，于1938年3月下旬奉命增援台儿庄。当时日寇已从西北城角窜进城内，团长命令他率领全营从西门冲进去援助友军。这位中校军官组成40人敢死队，手抡大片刀，腰束手榴弹，一马当先冲进台儿庄西门与日军血战一夜，后40人只幸存3人。
谢晋元（1905～1941,广东蕉岭人，时任第524团团长）:
“晋元决心殉国，誓不轻易撤退，亦不作片刻偷生之计，在晋元未死之前，必向倭寇索取相当代价，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日寇周旋到底。” 背景：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企图切断闸北、江湾中国军队的后路。谢晋元受命率第524团官兵411人（谢对外诈称800人）留守闸北，掩护大部队撤退。他坚守苏州河北的四行仓库三天三夜，打退日军多次进攻，四行仓库巍然屹立，为国内外瞩目，百姓赞誉他们为八百壮士。
解固基（1897～1937，四川崇宁人，时任川军43军26师152团团长）:
“后退半步，格杀勿论！” 背景：淞沪会战战事正激烈之时，152团四连连长正向团长解固基汇报本连情况，忽听友邻团团长大叫：“解团长，你的四连退下来了！”解气愤之极，拔枪便向四连长开了一枪，四连长中弹后，仍举手敬礼向后转身，走了两三步后才倒地，解挥枪大喝如上口号，之后解固基和两个营长阵亡。
肖山令（1892～1937,湖南益阳人，时任南京市市长、宪兵司令）:
“誓死捍卫南京，与中山陵同在！” 背景：上海沦陷之后，日军重兵逼近南京。肖山令牢记革命军人守土卫民之责，临危不惧，组织南京军民与日寇血战了26个昼夜。后数千日军水陆夹击，肖山令带领将士与日军展开肉搏血战，激战5小时，终因众寡悬殊，背水无援，数千将士壮烈牺牲。肖山令也大义凛然，举枪殉国，时年仅45岁。
薛岳（1896～1998,广东乐昌人，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岳抱必死决心、必胜信念。” 背景：日军前两次攻占长沙均未得逞，1941年12月23日，以第40师团主力第三次进攻长沙，薛岳在战前向所部下达了这个手令。并严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军、师长务必亲往前线指挥，适时捕捉战机，歼灭敌军”。结果歼灭日军5.6万余人，取得长沙大捷，薛岳被日本人誉为长沙之虎。
许国璋（1898～1943，四川成都人，时任第150师师长）:
“军人应战死在沙场，你们要送我过江，是在害我呀！” 背景：1943年常德会战，许国璋的150师受命固守常德的门户陬市，上司命令不许退过沅江。但150师根本抵不住日军第116师团的猛攻，全师几乎全军覆没，许师长重伤昏迷，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被警卫抬过沅江，他大为震憾，担架上痛斥左右误己，之后夺过身边卫士佩枪自尽。
阎海文(1916―1937，辽宁北镇人，时任第5空军大队少尉飞行员):
“中国无被俘之空军。” 背景：1937年8月，淞沪战争爆发后，第5大队奉命派6架飞机支援陆军88师轰炸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阎海文多次请战，争得出征任务。8月16日完成任务后，其座机亦被敌高射炮击中，跳伞误入敌阵地，为敌包围。被围后，拒不投降，拔手枪连毙3名敌人，并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戕，壮烈殉国。时年21岁。日军为借其宁死不辱的节操鼓励士气，对其厚加葬殓，并立墓碑，上书“支那空军勇士之墓”。1937年9月11日，日本大阪的《每日新闻》刊载其壮烈成仁的事迹。同年10月，东京新宿区举办“中国空军勇士之友阎海文展览会”，展出其生前用过的飞行服、降落伞和手枪等遗物。
杨森(时任第6军团长):
“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 背景：曾任护国军第1军少校参谋、参谋处长，第2军第4混成团团长，川军第2军军长等职。1922年投靠吴佩孚，任中央军第16师师长、四川省省长等职。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任第20军军长兼任川鄂边防司令等职。1937年任第6军团长，率部参加淞沪抗战。后任第27集团军总司令兼第20军军长、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7集团军总司令、贵州省主席、重庆卫戍总司令等职。
余程万（1902～1955，广东台山人，第57师师长）:
“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师部，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背景：1943年常德会战最惨烈的时候，常德城区已成一片焦土，日军战机不分日夜疯狂投掷烧夷弹，城内大火蔽天，余程万师长仍率领残部死守城西南一角，拉锯搏斗。余师长此时已知援军不可能如期抵达，决意全师战死常德。这是他给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电文，孙当即泪如雨下。
张冲（1901～1980，云南泸西人，时任184师师长）:
“我们彝族老祖宗三十七蛮部治军有个规矩：前面有刀箭者，奖；背后伤刀箭者，刀砍其背。我们一八四师决不能贪生怕死，做脊背挨子弹的逃兵，谁给老祖宗丢脸，军法不饶！” 背景：台儿庄禹王山战役中，张冲率部与日军决战前发下的军令。
张自忠（1891～1940,山东临清人，时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
“吾一日不死，必尽我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贞至死而已。” 背景：这是他写给弟弟张自明的信。在枣宜会战牺牲的前夕，他从宜城东渡襄河督战，仅率手枪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临行前留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的绝笔信中说，“本着我们最终之目标（为国牺牲）向北迈进。以后公私，均请我弟负责。从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张灵甫（1903～1947，陕西长安人，时任74军5l师305团长）:
“兄弟们，不怕死的给我冲，小鬼子也没有两条命！” 背景：淞沪会战恶战嘉定，日军自持装备先进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打死打伤日寇800多人。之后的武汉会战，张灵甫率敢死队血战五天五夜，夺取张古山，为万家岭大捷奠定基础。
张发奎（1896～1980，广东始兴人，时任第8集团军总司令）:
“尽最后一分力，流最后一滴血！” 背景：七七事变后，张发奎表示“如果这次再不能对日作战，我决定入山为僧，今后永不问世事”。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张任第八集团军兼右翼军总司令，指挥所部在浦东击败日军数十次进攻并亲自指挥炮兵轰击日军司令部。撤出上海后，张发奎向部署作此宣誓。
赵登禹（1898～1937，山东菏泽人，时任29军132师师长）:
“军人战死沙场乃是本分，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只是老母年高，请副军长予以照顾。” 背景：七七事变后，赵登禹率部北上。7月28日晨，日军在飞机数十架的支援下向南苑发起猛攻，赵右臂中弹负伤，部属劝其退出战斗，执意不肯。后奉命率部向城南大红门集结，不幸被日军伏兵开枪击中胸部，壮烈殉国。这是临死前让部署转告给副军长佟麟阁的话。
郑洞国（1903～1990，湖南石门人，时任中国远征军新1军军长）:
“集中炮火，给我狠狠地轰，把密支那炸成碎片……要死的不要活的。” 背景：1943年春，新一军猛攻日军缅北作战的大本营密支那，日军借此坚固工事拼死抵抗。郑洞国亲临前线，采取掘壕推进、分割包围、逐个歼灭的办法，并指挥部下对敌进行地毯式轰炸。最终导致日军全线崩溃，密支那城防司令官水上源藏切腹自杀，日军缅北防御体系从此土崩瓦解。
朱耀章（1901～1932，浙江浦江人，时任第87师259旅517团1营营长）:
“为自由，争生存，沪上麾兵抗强权。踏尽河边草，洒遍英雄泪，又何必气短情长？宁碎头颅，还我河山！” 背景：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代表全旅188名将官向国民政府请缨。他身先士卒，直扑日军阵地，身中七弹，壮烈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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