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 2016-04-26 張郎郎 財新文化 
1979年3月19日，中央樂團首席小提琴手楊秉蓀（中）與波士頓交響樂團首席小提琴手約瑟夫·希爾弗斯坦（右）在演奏間歇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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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裡的楊首席 文|張郎郎 （美籍華人作家）
我要講的這個故事發生在石家莊市河北省第二監獄。在此之前，我先在北京著名的半步橋看守所練了三年悶功。然後，轉移到河北饒陽縣大獄，又在那裡練了三年餓功。六年之後的1974年，我才算熬出個頭兒，從死刑未決犯改判為有期徒刑十五年，還帶個“刑滿後剝奪政治權利五年”的尾巴。剝奪不剝奪，對我沒意義，說來可笑，我們這種人還有值得被剝奪的權利麼？
對一個死裡逃生的未決犯來說，能當個堂堂正正的勞改犯，已經是一步登天。更何況，我將要去的中隊，牛啊。要來這兒有條件：必須是死緩、無期或至少十五年徒刑以上的重刑犯；來者必須身懷絕技，能說能幹、手腳利索，不收等閒之輩。
我背着行李在饒陽公安人員押解下進了第二監獄辦公室，警官抬頭看了看我，對旁邊一個看熱鬧的犯人說：“小王，你們給他鬆開。”那個小王忙上來給我鬆綁，一邊解繩子一邊說：“嘿，哪兒是綁人呢，簡直是勒豬啊。這麼虐待犯人，你可以告他們。”隊長一邊看判決書，一邊笑着說：“你少說兩句吧。”我一言不發，心想：這小王膽子也忒大了，跟隊長怎麼說話呢？這六年裡，從沒見過犯人當着警察敢這麼放話，更沒想到警官居然沒抽他、沒罵他，還笑着和他有問有答。
哦，看來這兒的犯人已經從地獄最底層上升了至少一個台階。這裡的遊戲規則和看守所完全不一樣了，我不由得暗自心花怒放。
張郎郎，共和國國徽設計者、前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張仃之子。1968年，因組織地下文學沙龍“太陽縱隊”入獄，曾被判處死刑，後在獄中十年。“文革”後平反，後移居香港、美國。上圖攝於2010年，作者授權使用。
隊長看完我的卷宗，輕輕哼一聲：“還是個大學生呢。你們把他送到零修組去。”所謂零修的意思就是隨到隨修，可能就是兩榔頭、一改錐的活兒。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個重大的恩典。零修組看起來很簡單，其實這兒才是高手雲集的地方。你想想這個汽車修配廠，是歸省公安廳管，專為公安系統服務。重刑囚犯給警察修車？聽起來似乎有點兒荒誕，有點兒懸。其實細一想你就明白了——這些重刑犯個個都趴在生死邊緣的刀刃上。當年，饒陽縣看守所的張所長就是這麼說的：“你們都和螞蚱一樣，過去趴在鍋台上，現在趴在鍋沿兒上了，一不留神就進了油鍋了。”如今能讓你們修車，能不精益求精麼？
跟我一樣因“反動言論罪”進來的楊秉蓀可沒有這麼幸運，他被判了十年，少了一個“重刑犯”的必要條件，就進不了零修組。來之前，他是中央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手。可監獄裡不管這個，給他分到了施工隊。重體力活兒啊。中央樂團首席小提琴演奏員的手，用來搬運水泥墩子、水泥塊兒——純屬暴殄天物。
他們哪兒知道楊秉蓀不同凡響的來歷呢。
楊秉蓀在紅色搖籃里度過了童年。他是個孤兒，在陶行知先生辦的重慶育才小學裡長大。他是個音樂天才，陶行知先生是名副其實的伯樂，特意請馬思聰先生、黎國荃先生來指教小楊秉蓀們的音樂課。
那個學校有很多老師都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也有人說，這個學校相當於八路軍辦事處的兒童團。當時正值國共合作時期，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常到這個學校去看望這些成長中的孤兒，楊秉蓀等幾個尖子學生都把周伯伯當成自己的父親，周恩來也一直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孩子。
楊秉蓀20歲，新中國建立。1950年他隨中國第一個青年藝術代表團，到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歐各國去巡迴演出，走到哪兒轟動到哪兒。誰會想到，新中國的青年藝術家們能有這種水平？後來，團中幾位佼佼者去柏林參加了世界青年聯歡節，楊秉蓀的小提琴和後來成為他妻子鄔漪麗的鋼琴都成功為祖國爭了光，拿到了金獎。
1951年在德國柏林舉行的第三屆世界青年聯歡節上，德國少女向中國青年代表團獻花。
在周總理的關懷下，新中國幾位青年藝術尖子留在蘇聯留學，楊秉蓀就是其中之一。之後他又被送去匈牙利深造。回國後，他自然就分到當時中國最牛的交響樂團——中央樂團。從工作到1966年，他從來都沒有中斷過小提琴練習。小提琴是他事業的根基，是他迷倒眾人的魔棒，是他人生征途上的貼身利器。
一聲驚雷！“文化大革命”拉開了序幕。在交響樂《沙家浜》還沒上演之前，西洋樂器和它們的主人們，統統都被打翻在地，還踏上無產階級的無數隻大腳。
可楊秉蓀依然在偷偷地練琴，把指法與運弓分開來，不讓琴發出聲音。無獨有偶，被打斷手指的鋼琴家劉詩昆，也在無聲地練習彈鋼琴，他把窗台當作鋼琴的鍵盤。那是一個無聲音樂流行的年代。
在“抓出造謠壞人”的一聲令下，老楊和我還有成百上千的人一起被“扭送”到了各個公安機關。這時候，他才第一次不得不和他的小提琴一刀兩斷。
說來有趣，我和楊秉蓀並不是頭一次同監，在饒陽看守所我們就是獄友。他曾經給我講述在匈牙利受到的振憾。1956年的一天清晨，蘇聯坦克轟轟隆隆開入了布達佩斯，一輛輛戰車排成一字長蛇陣，大地都在顫抖。匈牙利人居然還有零星抵抗，蘇軍坦克就開炮回擊了。老楊住的對面是座五層大樓，炮聲一響，這座大樓的一整面牆就咔嚓嚓地垮了下來，似乎是被巨人抽掉了朝向街面的牆，眼前的大樓立刻變成了一台布景。家家依然布置得整齊舒適、井然有序，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幾乎每家都有一架斯坦威鋼琴。他站在窗口，驚愕，驚訝，驚嘆！當年，全北京只有一架德國制的斯坦威鋼琴，還相當老舊。在當時，那可是國寶級的稀罕物啦。
老楊如今在美國休斯敦安度晚年了，這些年來他一直在那兒教孩子們拉提琴。如果不是他當年在監獄裡告訴我，布達佩斯不可思議的文化景觀是我無法想象的。至於現在斯坦威鋼琴（無論是美國產的還是德國產的）如爛漫山花遍布中國大地，那年頭兒誰都不可能想到會有這麼一天。
1975年，楊秉蓀的天時到了。鄧小平已經出山，全國都在恢復調整中，監獄裡的氣氛也相應好轉。地利呢？就是二監是大城市裡的一個大型企業，相對穩定，有發展空間。人和呢？我們的費典獄長喜歡讀書，還喜歡文藝。他想要讓單位氣氛煥然一新，把改造思想的靈魂醫院推上一層台階。再說，那時費獄長也想趁機和北京第一模範監獄拼一拼，在勞改系統創出一條新路。
於是，費獄長一聲令下，讓每個中隊都得準備新年文藝節目，優秀節目還可算是改造成果的一部分。各大隊和中隊摩拳擦掌，挖掘文藝方面的潛在人才。從藝術團體扭送來的“現行反革命”，原先根本沒人待見，覺得這些人要技術沒技術，要力氣沒力氣，全是廢物點心。但此一時彼一時，這些人頓時變成香餑餑了。
中央民族歌舞團的歌手小左、中央樂團的男高音小王、電影學院的三位青年教師、中央芭蕾舞團的小丁、中國京劇院的小齊等等，差不多都是屬於“一打三反”運動時期抓出來各大案的案犯，有的是“造謠者”，有的是“傳謠者”，還有寫錯標語的，喊錯口號的，原來分布在各個不同獄所，這時期從採石場的山溝里，從鑄造廠大爐邊，從青紗帳的玉米地里……一個一個被選拔回來，開始發光發熱。
1961年，張郎郎與三姨合影。
中隊為了讓楊秉蓀表演好這個節目，讓他寫信給前妻鄔漪麗，請她把小提琴托人帶到監獄來。可隊長聽說這把琴價值的天文數字，當場就傻了眼，於是，獄部決定派最靠譜的人專程到北京去取。
鄔漪麗是祖籍上海的華僑，當她聽說老楊栽進一個大案時，立馬嚇蒙了。當時中央樂團被稱為“樣板團”，鄔女士不得不趕緊找到軍宣隊開介紹信，再找法院申請離婚。老楊接到離婚通知書，二話沒說，乾淨-麻利-脆就簽了。絕對沒哽沒淚。人家那是什麼層次的主兒啊？
鄔女士與丈夫辦了離婚，保住了政治生命和中央樂團獨奏演員的位置，心裡的一塊石頭算是落地了。同時，她也滿腹心酸，為楊秉蓀的突變不幸而難過惋惜，也為他們過去共同的日子傷感萬分。如今，他人在監獄，老楊的東西就封存在他們曾經的家裡，包括那把貴重的小提琴。
二監派去北京的幾位隊長，到底都是公安戰線的老將。幾經周折，總算把這把珍貴的琴全須全尾帶回了石家莊。當費獄長把這小提琴遞給楊秉蓀的時候，老楊當時就雙手發顫，那臉上的表情更難以形容，無法描述。仿佛他捧過來的不是一把提琴，而是個“十世單傳的嬰兒”。 這是我來二監獄後的第一個新年聯歡會，我親眼見到老楊如何烏鴉變鳳凰。
一曲《新疆之春》獨奏，把六千多男女重刑犯全都鎮暈了。此曲只應天上有，仙樂豈允罪人聽？
你想，他是中央樂團首席小提琴演奏家，過去在北京要聽他們演奏的交響樂買張票都難，要是古典名曲，更就難上加難了。不但票價高，而且一票難求，所有想聽的人，得到東單售票處領號，徹夜排隊。北京人那會兒有這麼個說法：“砸鍋賣鐵弄一耳朵貝多芬。”
他的小提琴高水平表演，在二監獄真有點牡丹花餵牛的意思：五湖四海的犯人哪兒品得出這等芬芳？不過，這曲子以新疆民歌為主旋律，至少聽着耳熟，符合國人的欣賞習慣。再說，他們此前不大明白小提琴為何物，這回算是開眼了，也看明白了，用脖子夾着，拉出來這麼個速度，這麼個旋律，再弄出這麼個響動——實在太不容易了。
隨着《新疆之春》旋律的餘音，“楊秉蓀在二監獄服刑！”的消息不脛而走，傳遍石家莊，甚至傳遍河北省。到了第二年的新年晚會時，來了許多“貴賓”，都是為了聽老楊的琴聲而屈尊“入獄”，特地來參加犯人的新年聯歡晚會。這些“來賓”里，有河北省軍區的文工團演員們，有“支左”軍隊的首長們，省革委會主管公安或文化單位的官員們，以及他們的家屬。
這下子，楊秉蓀鳥槍換炮，鹹魚翻身了！大隊部想把他調到別的中隊去，可建築隊的主管覺得天上掉下來這麼個活寶，對所有要求一致回答：“沒門兒！”
過去，他們讓楊秉蓀天天澆築水泥塊兒，把他累成了椎間盤突出，疼起來坐不起來、躺不下去，只能整夜趴在床上。如今，他們死活都不讓他再去幹這種累活了。先把他送到二監獄的醫院裡，理療、推拿、拔罐子，中西合璧全活兒，讓他好好恢復。平時就讓他干點輕活兒，剩下的時間還讓他練琴。每個星期他還有機會坐着隊長的吉普車出監一兩次，那是要他去給某領導的孩子上小提琴課。他不但放了個大風，也得了點兒口福。
1981年有一部美國紀錄片《從毛澤東到莫扎特》，獲得了當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影片獎。片子紀錄了美國小提琴大師斯特恩1979年對中國的訪問。這片子非常有趣，對我來說，更值得一看，因為在這裡，就可以看到我的老熟人楊秉蓀。他和我都是1977下半年被釋放出獄的。他回到中央樂團，人們大吃一驚，近十年的牢獄之災後，他的手藝居然沒丟。
紀錄片《從毛澤東到莫扎特》DVD。
小提琴大師斯特恩來中國，老楊是主要接待人員之一。首先因為他是中央樂團的副團長，是首席的小提琴家；更實際的原因是，在這些演奏員中他的外語最好。在片子裡，你可以看到恩斯特先生和樂團一起排練莫扎特《G大調第三小提琴協奏曲》，楊秉蓀就坐在樂隊第一小提琴手的位子上。你可以看見，他給斯特恩先生當翻譯，向同事們解釋其要求和意圖。他還陪着斯特恩先生參觀、訪問、和學生們交談。雖然我不是搞音樂的，但這部片子會有幾次讓人感動得眼圈陣陣發紅。
有一回，我跟獄友老易聊起老楊境遇的變化。老易說：這事兒和中彩一樣，沒準兒。前兩年我都沒想到這輩子還能聽到如此高水平的小提琴現場演奏呢，誰承想這麼快就能聽到楊秉蓀本人的現場演奏。這也是一種運氣，一種意外的福氣。
我說，就是就是。估計在北京第一監獄服刑的犯人們也沒想到，有一天能親耳聽到劉秉義的男高音演唱；關在河北深縣公安局看守所的犯人也沒想到，這輩子有機會近距離欣賞到北京人藝著名演員英若誠的《茶館》片斷現場表演。你說得不錯，這也是一種緣分哪。
這麼想來，那年頭兒蹲蹲監獄真沒什麼不好。一來可能你躲過了不少意外之災。二來每次監獄調動，你永遠猜不到，下次你有機會見到誰。眾多人物如果不進監獄，也許你這一輩子都沒機會見到。
楊秉蓀後來在美國休斯敦安度晚年，在那教孩子們拉提琴。誰會想到，四十年前，他和我一起在石家莊河北第二監獄裡當勞改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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