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二三事

王恳　

　　蒯大富是清华大学64级的学生，是文化大革命中闻名遐迩的红卫兵司令，是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首，人称“蒯司令”。

　　我是四川大学62级的学生，也是一个红卫兵。文化大革命中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他太伟大了，伟大得不食人间烟火，是一尊神。第二个就是蒯大富。我们红卫兵那时是把毛泽东当作神来崇拜，他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而对蒯大富，则是作为“英雄”来崇拜，仿佛人世间没有蒯大富不敢造反的事，没有蒯大富不敢批斗的人。

　　当时，毛泽东的话不叫人话，叫“最高指示”；林彪、江青的话更不叫人话，叫“次高指示”，而蒯大富的一言半语，无论是真是假，我们都当成“金科玉律”来传达，十分鼓舞人心。

　　蒯大富有几件事既传奇，又非常轰动。

　　第一件事是他率领清华大学学生造了中央工作组的反，把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赶出了学校，这给全国各高等院校反工作组开了一个头，起了示范、鼓动作用。

　　第二件事是他敢于同薄一波公开辩论，揪斗薄一波以及清华大学一大帮“牛鬼蛇神”和“走资本主道路的当权派”。

　　第三件事更为轰动，他敢于第一个揪斗国家主席刘少奇，成立了揪斗刘少奇一线指挥部，任“总指挥”。

　　第四件事是毛主席亲切地接见了他，周恩来总理七次以上接见过他。他同江青、戚本禹、王力等中央文革的人时常会面，不一般地亲热。蒯大富与当时中央首长的照片经常在《人民日报》等报上刊出，叫我们惊羡得瞠目结舌。

　　第五件事是“四人帮”垮台后，蒯大富被抓起来，判了18年刑，关在秦城监狱。

　　人的一生中，能有一件事轰动全国也殊为不易，蒯大富如此传奇，当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特别在红卫兵学生中，影响很大。

　　听说蒯大富出狱后到了深圳，开了一家公司，发了财，还讨得一个如花似玉比他小十多岁的老婆。出于好奇心，也想深入了解一些文革中的事，我想见见蒯大富。他算是一个知名人物吧，而我则是一个小人物。

　　二

　　我有一个朋友，叫祁念曾。北京大学中文系63级学生，即68届毕业生。他当过陕西日报的总编辑，后调入深圳商报，任新闻研究室主任。老祁为人厚道，乐于助人，在深圳商报社人缘很好。他同刘白羽、贺敬之等人很熟识，同吴桂贤大姐亦很有交往。他看人看事，总往好处看，往好处想，不说过头话，不做过激事。因为同为北大中文系学生，他叫我作“师兄”。又常在出版业协会碰面，他是该协会的顾问，我是一本杂志的主编，相交日久，互相信任。听说他与蒯大富很熟识，我请他引荐，想见一见蒯司令。

　　通过老祁引荐，蒯大富同意见面。约好由我作东，几个人在一起吃个饭，聊聊天。

　　大概是2006年7月的一个晚上，我们约好在特区报社附近的一家湘菜馆的一个包间里共进晚餐。

　　赴晚餐的一共五人：蒯大富和他的一个女朋友，祁念曾和我，还有一个是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专业79级的研究生，是低我一届的师弟，当时在深圳大学作教授。

　　三

　　酒过三巡，谈到一些杂事。我问蒯大富，听说你到深圳来，当时当市长的李子彬是你的同学，是他帮了你，也听说你办了一个公司，发了大财，是深圳成功的男士。

　　蒯大富说，的确是李子彬市长帮了他，帮他解决了许多困难，搞了一个灯具照明小公司，业务上也支持。但李子彬市长跟他有“约法三章”：只准蒯大富搞经济，不准搞政治，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谈文化大革命。他承诺了，也遵守了。“说老实话，我现在只对赚钱感兴趣，对政治不感兴趣。” 蒯司令如是说。

　　说到“深圳成功男士”，蒯大富说，他还差得远呢。蒯大富问我，你知道深圳成功男士的标准吗？“豪宅两处，靓车一部，老婆一正一副，情人无数，存款要上七位数。”这是街谈巷议拟定的基本标准。蒯大富笑着进一步解释道，靓车是指奔驰宝马级别的；豪宅至少要五房以上的，老婆一正一副是指包二奶，存款七位数是扣去房车之外的流动资金，以此标准衡量，他算不上深圳成功男士。

　　祁念曾不断地夸我对朋友很“仗义”，说我“有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进过监狱，是个“过来人”。蒯大富不肯谈及文化大革命，他有“约法三章”，谈政治问题有所顾虑。老祁夸我的目的是要蒯大富信任我，有利于我提几个问题。

　　四

　　终于谈到文化大革命。我对蒯大富说，直话直说，我这个人不说假话，有几件事想不明白，传言多误，想问他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蒯大富文革初率先反工作组，反王光美，是自发行为还是受人唆使？

　　蒯大富说，的确是自发行为。当时被逼上梁山了。文革初，学生受中央“5.16通知”鼓舞，有些造反行为，但并不太过分。工作组一进校，立即把很多人打成反革命，首要的一个人就是他蒯大富。他想不通，自己也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从幼儿园起受的教育就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中国。“我实在没有反革命动机呀，我也不相信自己是反革命”。蒯大富颇有冤屈的说。没路可走了，反正已是“反革命”，干脆同工作组干个鱼死网破。后来毛主席表态支持学生，工作组便灰溜溜地撤走了。我一夜之间就成了“红人”，当了司令。

　　第二个问题：作为一个学生，竟敢揪斗国家主席刘少奇。我也是一个胆大妄为的人，想也不敢想这个问题。难道这也是自发行为？我很怀疑。

　　蒯大富一开始似不愿谈这个问题，似有难言之隐。最后他才说，文革后期，许多老干部也问过这个问题，对这件事颇多怀疑，按常理说，这不是一个学生可能有的行为。老实说，不是自发行为，是毛主席暗示去干的，是江青叫我成立揪刘一线指挥部的。从那时起，蒯司令头脑也发热发胀了。

　　第三个问题：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后来情况如何？许多传言，许多版本，包括说蒯大富被枪杀了。

　　没那么严重。五大学生领袖都被抓了，都判了十八年徒刑，是经过法院审理，公开宣判的。从法律上讲，合乎程序。北大聂元梓、北师大谭厚兰死在监狱了，我和北航韩爱晶活下来了。听说韩爱晶也在深圳，此人很有头脑，你可以去看看他。王大宾情况不太了解。

　　既然合乎程序，你有辩护律师吗？

　　开始让蒯大富找一个辩护律师，蒯大富拒绝了。后来指派了一个，蒯大富也拒绝了。他自己替自己在法庭上慷慨陈辞。

　　他说自己没有犯罪动机，他说他当初不知道毛主席本人搞文化大革命搞错了，他说5.16通知是中央文件，与会人员是举了手签了字的，他不过是执行了中央文件，他说，当时江青、林彪是中央领导，谁知道他们是坏人呢？文化大革命是搞错了，国家损失太大，但这个责任该红卫兵来承担么？

　　然而，蒯大富的辩护没有作用，他照样被判了十八年，投进监狱。

　　难道中央就没有一个人替红卫兵说话么？

　　蒯大富说，有，还不少。据说陈云就不赞同拿学生开刀。华国锋、汪东兴也不赞同。但力量太小。对红卫兵，对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恨之入骨的人太多，力量太大。他们说，五大领袖不判刑，不是公开承认文化大革命正确么？那么多老干部死的死，伤的伤，难道就这样不了了之么？他们逼邓小平表态。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在清华大学跳楼摔断了脊柱，终身残废，邓小平作为父亲，心也难平。这件事不是蒯大富所为，但他也有责任。罪有应得，因果报应，看来是不假的。蒯大富颇为自责，无论怎么说，他也脱不了干系。

　　第四个问题：我对另一件事仍有怀疑。聂元梓那张大字报，被毛主席定性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真是聂元梓所写吗？

　　“不是，也是江青授意的。” 蒯大富说。关于这件事，聂元梓有详细交代，且有一本日记，上面写着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写着具体的时间地点，中央文革的人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她又是如何执行的。这本日记，可能在一个人手上，将来说不定会披露出来。聂元梓告诉过蒯大富有这么一本日记，但没说日记在哪里。

　　我的怀疑终被证实了。文化大革命不是红卫兵运动，更不是广大革命群众运动，实质上是毛泽东、江青夫唱妇和，运动了红卫兵，运动了广大革命群众。说什么毛主席早就看出了江青、林彪是坏人，实际上，毛主席对江青、林彪信任得很呢。没有毛主席支撑，林彪会升得那么快么？没有毛主席作后台，江青能有那么嚣张？

　　第五个问题：我在文化大革命“二月逆流”中也进过监狱，戴脚镣手铐，审问挨打，游街示众，吃不饱，真难忍受，你蒯大富狱中十八年，怎么挺过来的？待遇怎么样？

　　蒯大富很认真地说，公安狱警待他很好，没有不人道的地方，也没有挨过打，也能吃饱，生活上也还过得去。他刚一进监狱，有关领导严肃地跟他谈过一次话，明白告诉他，判刑是中央决定的，他们只是执行而已。只要蒯大富不给他们惹麻烦，他们也不会给他找麻烦。这真有点像君子协定，所以蒯大富的待遇还算不错。

　　第六个问题：这些问题太沉重，不谈也罢。谈个轻松的吧。蒯司令，请谈一下你是怎么把你那个老婆骗到手的？有什么高招？

　　“不是骗，是她心甘情愿的。” 蒯大富严肃地说。看来蒯司令不习惯陈永宁式的语言风格，对特意的幽默与灰谐不适应。

　　恋爱过程看似很简单，但也够传奇的。蒯大富出狱后在西北呆过一段时间，那时他身无分文，工作无着，幸有几个哥们朋友关照他。有一天，他去南京办事，在火车上，在他的硬座席旁碰见一个年青的女孩，大概只有二十六七岁，看样子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受过良好的教育，气质颇佳。无意间谈起文化大革命。那女孩文革时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孩，感到特别新鲜好奇。她父母亲是大学教师，对蒯大富颇为赞赏，说蒯大富很有魄力，敢作敢为。这女孩并不知道她对面坐的这个人就是蒯大富。蒯大富听得很是高兴，这么多年了，还有人记得他。两人谈得很和谐，很投机。下车分别时，蒯司令悄悄告诉那女孩，他就是蒯大富。女孩吃惊了，但她勇敢地要了蒯大富的通讯地址。这以后，便有专门拜访、书信来往，隐隐约约也涉及到未婚男女那个敏感的问题。蒯大富的哥们认为，此事成功的可能性不大。现在而今社会，女孩有多少不世故？不看重名与利？不考虑男方的社会地位与条件？纯情女孩只是文学形象中的产品。蒯大富不死心，他决心作最后一试。他明白无误地、直截了当的发出了特殊的求爱信：1、我蒯大富身无分文，工作也无着落；2、我蒯大富坐了十八年牢，是一个有问题的人，说不定还有政治风险；3、我年纪也不小了，青春易逝，我不能忍受两地分居；4、愿和你风雨与共，同甘共苦，我喝西北风，你就喝东南风；5、请考虑。如愿意就请辞去工作，到我这里来，我们一同步入艰难的人生旅途。这女孩的芳心乱了，她考虑了很久，终于勇敢地走到蒯大富身边，成了他妻子，又一同南下闯深圳。

　　蒯大富对妻子很有感情，他们还有一个在中学读书的女儿。2006年蒯大富的妻子50岁生日，蒯大富特地隆重地、大张旗鼓地给妻子办了一个生日会。

　　五

　　饭吃完了，服务员清理了餐桌，送上果盘。谈话气氛较好。一谈到老婆，蒯大富轻松多了。祁念曾告诉蒯大富，老王也有一个比他小得多的年轻漂亮的老婆，还有一个上小学的聪明的女儿。这就同蒯大富的距离更近了。见蒯大富很高兴，我乘势又问了一个问题：“蒯司令，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

　　蒯大富严肃地说，文化大革命损失太大，看来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有问题。但一开始，动机是好的。从言谈中，我听得出来，蒯司令并不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对毛泽东，对文革，似还有一点“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蒯大富又说，文化大革命伤人太多，伤了很多老干部，所谓叛徒、特务、内奸、走资派、黑五类、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毛泽东思想分子等等，仿佛中国没剩下几个好人了，你说，能得人心么？能搞成功么？还有一类人，社会上忽略了，文化大革命中受伤害最重的人是我们红卫兵，是广大青年学生，包括那些跟着我们造反的中学生，小学生。多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别的不说，青年学生浪费了十多年时间，浪费了青春，仅这笔账也无法算。蒯司令很有感触地说，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干部应该多一些宽容，他们当了几天走资派？不是后来都官复原职了么？不是都得到了赔偿么？那些高干子弟，当官的当官，经商的经商，官倒的官倒，有几个没捞饱赚足？为什么老揪住我们不放呢？

　　我补充说，受伤害最严重的，是我们民族，是我们国家，是我们人民。世界上哪个民族，哪个国家能十年不发展，十年不搞科研，十年不搞生产，十年不搞教育文化，不招生，不培养人才？这笔账又如何算？向谁算？更冤屈的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死、被逼死，武斗中送了性命的人，这一大批冤魂，又向谁去诉说？我想，毛泽东在阴间也不得安宁，这些冤魂野鬼不去找他？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准确，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真是史无前例啊！

　　我紧接话题，继续问蒯司令：“那么，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定性呢？”这个问题，在中央首长及各级领导中，在有关文件和各类报刊杂志中，似乎不曾公开、明白地界定过。蒯大富说，他说不清楚。他反问我：“你怎么定性呢？”

　　我也说不清楚。这么大的问题应该由中央来界定，不能不了了之。我相信，历史会给毛泽东，会给文化大革命一个明白的说法。

　　谈点高兴的吧，文化大革命，这个论题太沉重。昆德拉不是说，有难以承受的生活之重，也有难以承受的生活之轻么？这六十年来，这轻与重，我都感慨良多啊……

　　有幸的是，老了，近几年来我们还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期，赶上了和谐社会的好时代。生活水平提高了，往日的恶梦在逐渐淡去，然而，青春也不再了啊！

　　临别，我们照了几张相留作纪念。这里附上两张。两个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的沧桑写在脸上也写在心上。

　　（本文未经蒯大富审阅。若有不当，笔者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