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11 但願朝陽 決戰光明頂上 1927年4月12日，四一二事變爆發。我黨稱之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國民黨反動派則稱為護國清黨運動，數來已整整90年。
隨着蘇聯和國民黨檔案逐步開放，90年前這場血雨腥風的來龍去脈已經水落石出。李雲漢、楊奎松教授認為1924年的彈劾共黨案、1925年的西山會議、1926年的三二〇事變都是四一二事變的醞釀與發源。
慈父斯大林：像榨乾檸檬然後扔掉
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思想資源、最終目標、租只形式、行事方式都迥然不同的政黨，從1924年1月正式“容共”起就摩擦不斷，雙方劍拔弩張，四一二事變是一系列矛盾激化的必然產物。
國父孫中山和蘇聯的合作是各取所需，“容共”更是權宜之計。慈父斯大林對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演講時，就明言對國民黨“像榨乾檸檬然後扔掉”。
大革命時期，我黨成立不久尚未成熟，作為共鏟國際一個支部，亟待上級直接指示。1924-1927年三年多，僅聯共中央發布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決定、指示就有一百二十二個，聯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會議七百三十八次，這還不包括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文件和會議。韓剛《中共歷史研究的若乾熱點難點問題》
類似的指示數不勝數，小編在此只舉兩端：
國父逝世後，蘇聯顧問鮑羅廷頗為興奮地報告莫斯科：“我們還沒有把孫逸仙送進墳墓，實際上在我們同國民黨直接接觸的整個時期已經不可避免的分裂就開始了”，只要清除了右派，那麼就“可以大膽地說，國民革命運動整個戰線的實際工作，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會掌握在左派手中”。鮑羅廷的書面報告：孫逸仙之死與國民黨》（1925年4月6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597～602頁。
他（鮑羅廷）的計劃是，與其貿然出擊，自成破裂之局，不如等着看國民黨自身內部必然的分化，再如此這般地稍加運用，重演利用矛盾，各個擊破的策略。因為他相信，只要蔣蔣介石進入湖北，他與湖南將領唐生智之間就會爆發矛盾。蔣如果要去占據武漢，他就會遭到其他將軍們的嫉妒和反對。蔣如果看出這種危險，轉進江西，左派和共產黨人就有理由發起迎汪運動並批評蔣介石退縮。而注意到這後一種可能，鮑羅廷已經與汪精衛取得密切的聯繫，以便當武漢被占領後好召開國民黨代表會議，提出廣泛的社會政治改革綱領。那個時候，只要打出汪精衛的名義，就足以把蔣介石所有的對手都聯合起來。一旦通過新的綱領，就意味着蔣的失敗和必然下台，就可以全面“恢復3月20日以前的局面，使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聯盟重新執政”見1926年7月20日上海《民國日報》二版；《鮑羅廷在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會會晤時的講話》（1926年8月9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3），第369～372頁。
我黨在國民黨內的迅猛發展
正如鮑羅廷所說，國父逝世僅8個月，我黨在國民黨內得到了可喜擴張，僅從名單上就能感受到。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召開後，共產黨員占據國民黨實權機構，中央黨部一個處和八個部裡面幾乎全部領導崗位。其中最關鍵的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農民部和外事部，全部為共產黨員，即秘書處譚平山、林祖涵、楊匏安；組織部譚平山，秘書楊匏安；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秘書沈雁冰；農民部部長林祖涵，秘書彭湃；外事部部長彭澤民，秘書許蘇魂。其餘青年部、工人部、商業部、婦女部4個部的部長為國民黨人，但事實上工人部部長胡漢民被送去蘇聯，工作由秘書馮菊坡主持；其他3部的日常工作亦由共產黨員的秘書負責，他們分別是黃日葵、黃樂裕和鄧穎超。《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第227頁。
這也就難怪，連共產國際也表示擔心：“共產黨的影響太大了”。我們“是否應該使國民黨擺脫共產黨的影響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會議討論中國問題的速記記錄》（1926年2月1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運動檔案資料叢書》（3），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第44、60頁。
過火的工農運動 我黨擅長工農運動，在蓬勃發展的工農運動幫助下，北伐勢如破竹，但也出現很多過火現象。僅舉三例：
江西贛州店員工會成立伊始，即通過章程規定：凡本會會員每日工作時間應自上午9時起至下午5時止，休息時間店主不得過問；休假當與各機關同，春節並應放假半月；每年還應准假3個月以探親，外省店員則應准假4個月，最長者可達5個月，店員不願回家者，此期間工資還應照原工資加倍發放；在店供職滿一年者還應分享該店全年利潤十分之二的分紅；另凡本會會員月薪還應增加3至4倍，即原有薪水不足20元者應加至120元，不足30元者加至140元；不足40元者加至160元，等。累計各項收益，店員們要求的收入增長實不止10倍。《贛州洋貨綢緞布疋店員工會章程及決議案》（1926年十一月初八），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藏檔，漢11361。
湖南民眾團體趕走長沙、岳陽海關外國職員，並拒絕財政部派員接收，自行將兩關收入揮霍一空；航行湖北宜昌至四川重慶間福川輪船到宜昌時，被工會扣留，且隨便翻拿東西，弄得四川的貨不能下來，湖北的貨不能上去；湖南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在未報中央的情況下，已經處死四五十人。
湖北省總工會模仿香港海員大罷工時經驗，組織起擁3000人武裝工人糾察隊，每日持械巡街，“糾察工賊”，維持秩序。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出現左傾錯誤。例如代替政府職能，“隨便逮捕人，組織法庭監獄，檢查輪船火車，隨便斷絕交通”，動輒以武力制裁敢於反抗的廠主、店主，封閉乃至於“沒收分配工廠店鋪”等等。《劉少奇致洛甫信》（1937年2月26日）；《湖北全省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宣傳大綱》（1926年12月31日）。
為了最大限度地動員群眾，以便深入革命，鮑羅廷等人明確提出，發動農民，非用痞子、流氓做先鋒不可。1927年2月22日長沙《大公報》第七版。
除此，很多北伐軍官後方的土地被沒收，家屬被批鬥；而普通士兵寄回家養家糊口的兵餉也被農會截留。
就在北伐節節勝利時，發生震驚中外的不幸事件。1927年3月24日，從上午9時許起，進入南京之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國民革命軍第六軍開始劫掠英美日領事署及外人商店住所，一直持續到下午5時。外國領事館、教堂、學校、商社、醫院、外僑住宅均遭到侵犯和洗劫。金陵大學副校長文懷恩(美國人)和震旦大學預科校長(意大利人)遇害，此外英僑死2人，日僑死1人，法僑死1人。英國和日本領事館成為襲擊首要目標，英國駐南京領事Herbert A. Giles被槍擊傷，正在生病臥床的日本領事森岡正平也遭到槍擊，但是沒有受傷。特別是英國領事被北伐軍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龍刀斬首示眾，英國領事夫人被27名北伐軍士兵輪姦至重傷，此外還有上百名外國婦女被北伐軍士兵強姦。
國民黨反動派一口咬定此次騷亂是我黨陰謀，挑撥反動派和帝國主義者日益升溫關係，防止他們勾結起來扼殺國民革命。
面對如火如荼的工農運動，無怪乎國民黨反動派邵元沖在日記里哀嘆：軍界同志以半年來之努力奮鬥，其結果不過為造成共產黨擾亂地方之基礎，故多激昂唏噓，此問題不解決恐軍心解體矣。
風聲鶴唳 劍拔弩張
北伐戰事的籌備和進行，戎馬倥傯需要授予前方將領更多便宜行事權力，蔣介石逐漸集中黨政軍權力於一身。為防範反動派軍事獨裁，1927年3月前方戰事正殷，我黨和國民黨左派主導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召開，通過了包括《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統一革命勢力決議案》及《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等15個文件，限定總司令只是軍委委員之一，包括軍官任免、出征、動員等都須經軍委會集體決議，交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才交總司令執行。蔣介石的軍委會主席、軍人部長和黃埔軍校校長等職務亦被取消。
隨着流血事件和雙方口誅筆伐進入白熱化，以及我黨與反動派爭奪軍權愈演愈烈，雙方都知道決裂日子將要來臨了。
蔣介石為擺脫武漢國民政府和中央黨部制約，順長江而下攻取長三角，勾搭江浙資產階級榨取財源，親近帝國主義者，另起爐灶。而上海作為遠東最發達城市，無產階級力量雄厚，我黨也志在必得，不斷發起工人起義，先下手為強。
我黨上海區委要求所有黨員必須公開宣傳這次革命是在CP領導下，大開門戶，吸收黨員，三個月要發展5萬黨員，不僅要“造成工商政府，由CP操縱”，而且要準備“公開取政”，“包辦革命”。《中共上海區委召開擴大活動分子會議記錄》（1927年3月25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398、400頁。
1927年3月6日晚陳獨秀與國民黨反動派吳稚暉、鈕永建、楊銓等人商談整理上海黨務問題。吳稚暉問：你定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是若干年？陳不遲疑而答曰：二十年。吳轉而找到同為監察委員的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氣沖沖地轉述了陳獨秀說法，結果“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很憤憤不平。”《清黨運動之概論》，上海中山書店，1927年6月，第30頁。
因此國民黨反動派加緊密謀，磨刀霍霍。自3月底，一群昏庸老朽在上海不斷召開反供會議。
4月2日，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古應芬、陳果夫、李宗仁、黃紹竑八人再次召開監察會議，蔡元培為主席。會議通過了吳稚暉草擬的《請查辦供鏟黨呈文》，蔡元培則提出多項所謂罪證。
4月9日，蔡元培、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人一起發出3000餘字的“護黨救國”聯名通電，指稱容共政策荒謬，污衊工農運動，號召“全體同志念黨國之危機，凜喪亡之無日，披髮纓冠，共圖匡濟；扶危定傾，端視此舉”，為蔣介石反革命政變作輿論準備。
必然而至的政變
1927年4月12日，反革命政變爆發。6天后，反動派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開始22年內憂外患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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