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錢理群教授從《我要騙人》和《野草題辭》中，讀出了“騙人的魯迅”和“沉默的魯迅”[1]，為此我發了《沉默的魯迅，還是吶喊的魯迅？》[2]，提出六個費解之處與之商榷。錢從《影的告別》又讀出一個“無地彷徨的魯迅”[1]，作為回應，我也發了《如何解讀<影的告別>？》[3]和《再談解讀<影的告別>及其它》[4]。 現在，把筆者與一些友人對“錢式魯迅”和拙作的討論綜合在一起，以對話的形式寫出來，供讀者進一步思考。 甲：最近讀到你寫的《如何解讀──與錢理群教授再商榷》[3]，以及《再談解讀[4]，你提出了另一種解讀，這樣的爭鳴很好。對文學作品本應該可以有多種闡釋，並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但通過探討，我們或許可以找到更好的，更準確的理解。 乙：是的，《影的告別》是首散文詩，詩講究的是“形象思維”，對詩各人感受不同，如果只談“感受”的話，的確無所謂誰是絕對正確。 甲：繪畫也是如此，對畢加索一幅畫的理解十個人可能會有八種不同認識。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就給了讀者更多的想象空間，這也是藝術的魅力所在。因此，對《影的告別》中“人”和“影”的理解，也可以是多元的，無所謂對錯，應當包容。 乙：我當然贊成“多元”，但“多元”正意味着“爭鳴”，而“包容”也並不排斥“批評”，尤其是當“理解”涉及歷史和他人的時候，這才是健康的“多元文化”得以成長的途徑。 甲：那好，你批評錢先生關於魯迅是“歷史中間物”的看法，我也想同你商榷一下。 魯迅關於“中間物”的觀念，是他的思想中一個重要的構成，涉及批判、反抗的知識分子的命運和自我認知，這是他比另外的知識分子深刻的地方。也就是說，與“黑暗”的鬥爭，對負有這樣使命的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難以看到盡頭的過程；而他們的處境，也不可能不是其中帶有某種“悲劇性”的命運。這與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評論好像沒有關係。 乙：魯迅寫《影的告別》這首散文詩，當然有自己的“感觸”要表達，而錢理群讀了之後，讀出一個“無地彷徨”的魯迅來，這就不只是他個人對詩的領悟，也是他對魯迅的評價。 甲：那你怎樣看這“歷史中間物”？ 乙：錢理群提出“歷史中間物”的說法，是要論證一個“無地彷徨”的魯迅。其實，在無盡的歷史長河中，本來就沒有什麼“歷史永恆物”，任何個人，以至任何群體，都是有限的存在，是一種“歷史中間物”，早晚都會消亡。“消亡”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並不一定就是什麼“‘悲劇性’的命運”，作為“歷史中間物”，也未必就非得“無地彷徨”不可。我不會抱怨成為“歷史中間物”。 甲：魯迅自己到底是怎麼看所謂的“中間物”呢？
乙：其實，魯迅在《寫在<墳>後面》(“墳”，11/11/1926。)中提到“中間物”時，講的也是這個意思。他寫道： “(我)以為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當開首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幾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只能這樣，也需要這樣。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後，喊出一種新聲；反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並非什麼前途的目標，範本。” 甲：從這段原文可知，魯迅是自謙為，“開首改革”時，反擊舊壘的一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只能這樣，也需要這樣”的過渡性人物，明白自己並非“天縱之聖，積習當然也不能頓然蕩除，但總得更有新氣象。”他也相信“在進化的鏈子上”，“中間物”會“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但他甘願成為通向光明的“橋梁中的一木一石”。
寫完《狂人日記》之後，魯迅在《對於<新潮>一部分的意見》(“集外集拾遺”，1919年4月16日。)中也寫過：“我自己知道實在不是作家，現在的亂嚷，是想鬧出幾個新的創作家來，……破破中國的寂寞。” 我們從這些自白中，的確看不出先生有一點“悲劇性”的傷感和“無地彷徨”的茫然。
乙：我也是這麼理解的。那再看錢理群又是怎麼說的？ 甲：錢的原話[1]是說：“所以像魯迅這樣的歷史中間物，他不僅在黑暗中沒有自己的地位，同時在光明中也沒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已的立足點，他只能夠彷徨於無地。” 他又說：“影子只能存在於明暗之間。魯迅就用這種影子的形象，來象徵自已這樣一種‘歷史中間物’的歷史命運。” 乙：這第一句話里，錢把魯迅視作“歷史中間物”並沒有錯，問題是在於後半句，關於沒有“地位”，沒有“立足點”，“他只能夠彷徨於無地”的論斷。錢如此評價魯迅，這是他的自由。 但對於第二句，我的問題是，錢怎麼知道魯迅本人是這麼感覺的？他依據什麼講，魯迅是用“影子”來“象徵自己”的“歷史命運”？ 甲：嗯，你問得有理，那第一句是作者自己的觀點與判斷，怎麼講都可以，而第二句是猜測他人的心思和動機，那如此代言就要有根據，這有主體與客體的區分，二者不能混同。 乙：錢那第一句“彷徨於無地”的描繪，倒是很符合《在酒樓上》的呂緯甫和《孤獨者》魏連殳的心理活動，但不是“我”或魯迅的，因為，除了這兩篇小說之外，從魯迅在“民國以來最黑暗的”日子裡寫下的文字，包括“野草”在內，以及各種演講與社會活動中，我們都找不到魯迅有類似的消極、悲觀、厭世的“影”的自白。 甲：是啊，就在寫《影的告別》的九天前，魯迅寫下了“野草”集的首篇──《秋夜》。在《秋夜》文中，我們從哪裡看到作者有一點頹唐、厭世，消沉、喪氣的樣子？ 乙：如果按錢的說法，魯迅在寫《影的告別》時，是要“用這種影子的形象，來象徵自已這樣一種‘歷史中間物’的歷史命運。”，那人們不免會好奇，在寫完《秋夜》之後的九天之中，倒底發生了什麼事情？讓他有了什麼“小感觸”？魯迅就由“即刻旋高燈火”的鬥士，變為一個“無地彷徨”的影子，甘願“在黑暗裡沉沒”了？──如果沒有，那就說不通啊！ 甲：還有，魯迅在《“又因為驚異於青年之消沉，作《希望》”，在《希望》中他自問自答道：“然而現在何以如此寂寞？難道連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麼？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 乙：《希望》寫於1925年的元旦，此時距寫作《影的告別》也就只有三個月的時間，如果說那時的“影”就是先生自己在唉哼的話，那現在他已經忘記自己當初“嗚乎嗚乎，我不願意，我不如彷徨於無地”的呻吟，反而開始“驚異於青年之消沉”了嗎？不知錢理群對此又作如何解釋？魯迅患上“老年痴呆症”了嗎？ 甲：說句笑話，會不會魯迅是出於文革中流行的“靈魂深處鬧革命”，“狠斗私字一閃念”，突然去寫就這篇近乎懺悔的“影”的自白的呢？ 乙：所以，我問錢，為什麼可以僅憑《影的告別》一文中的“第一人稱”，便斷定那就是魯迅的想法？錢這樣講，究竟還有沒有什麼別的依據？ 甲：不過，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魯迅的確曾有過一段寂寞與苦悶的時期。 乙：我想，那是因為戰友的四散退卻，也因為找不到路，他只好“荷戟獨彷徨”。 甲：你這樣講，也是你對他人意圖的推斷，你又有什麼依據嗎？ 乙：我這樣講，依據的是魯迅自己如下的解釋： “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有了小感觸，就寫些短文，誇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後印成一本，謂之《野草》。得到較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只因為成了游勇，佈不成陣了，……。新的戰友在哪裡呢？”[5]以及“站在歧路上是幾乎難於舉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6] 甲：由此看來，魯迅的確是有過“影子”與之分手，甚至前來向他“告別”的經驗，而且不止一次，而那時他自己也在找路，在尋找“新的戰友”。 乙：先生在這裡講得很清楚，他是怎麼寫出“野草”和“彷徨”的？即，正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所留下一些朝氣，已為“黑暗”滅絕殆盡的處境中，正是有了“同一戰陣中的夥伴”四散的“小感觸”，才讓他先後寫下了《影的告別》，以及《在酒樓上》、《孤獨者》等。 特別是，前兩篇都收入了《魯迅自選集》，因此，我們對這些作品的理解，應當與魯迅自己在《[5]中所解釋的一致，而不是毫無根據地另外推演一番，便得出他就是無地彷徨的“影”，甘願“在黑暗裡沉沒”的結論。 甲：錢雖然沒有魯迅文字的依據，但我的理解是，他是根據邏輯來推理的。你看，錢是從“光明”與“黑暗”的關係這樣來論辯： “‘歷史中間物’是什麼意思呢？魯迅說，就是要反抗黑暗，要和黑暗搗亂。當然不被黑暗所相容，因此黑暗到來的時候，這樣的影子要消亡。同時，歷史中間物的意義僅僅在於和黑暗搗亂，他的生命價值是和黑暗緊緊連在一起的，是實現在對黑暗的反抗當中的，因此當黑暗真正消失、光明真正到來的時候，這個歷史中間物的價值也沒有了，影子也要消亡。”[1] 乙：這正是我對錢論辯邏輯的第二個質疑。為什麼他要把“光明”看作為純粹，沒有一點黑暗與污穢，從而斷定反抗“黑暗”的“歷史中間物”在“光明”到來時已無存在的“價值”？而為什麼“黑暗”又是絕對，毫無希望與亮光，由此他便宣稱“和黑暗搗亂”者的下場必定是“消亡”？ 甲：是啊，這樣來劃分“黑暗”與“光明”，思維非常淺薄與僵化，遑論還有“黑白顛倒”、“是非混淆”的假光明世界存在。 乙：錢那樣評價魯迅，意思就是告訴大家：你這個“歷史中間物”反抗“黑暗”的任務已經完結了，在“光明世界”中，你魯迅的存在已無價值，我們現在不再需要魯迅了。 如果說，這是他讀這首散文詩後的“感受”，那就是他“自乾五”的水準，當然，這也是他的自由。 甲：看來，錢不敢也無法否定魯迅“反抗黑暗”的“過去”，但他卻想用這種“非黑即白”、“兩頭受氣”的邏輯，來否定魯迅“現在”和“將來”的存在意義，力圖把敢於“和黑暗搗亂”的知識分子推到一種兩難的無解絕境。這種詭辯很有欺騙性和誘惑性啊！ 乙：是的，一旦知識分子認同了錢的僵化推理，而又不想滅亡的話，那出路只有一條，就是接受毛澤東提供的“解藥”，即他們需要不斷地“改造”，下決心“與工農兵相接合”，才能在“新社會”和“新時代”中找到“自己的地位”或“自己的立足點”，否則，“將一事無成”；倘若堅持“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而不去一味“歌功頌德”，那“要麼閉嘴，要麼就坐牢”。 甲：文革中，甚至自建國後，許多知識分子就是這樣自覺或不自覺地墜入了陷井，不停地“自我批判”、“認罪檢討”，成為毛時代的犧牲。 乙：所以，錢的說教與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評價，不是沒有關係，而是大有關係，他是在為毛做“天衣無縫”的佐證或鋪墊，那潛台詞就是：你不想“無地彷徨”、自取滅亡嗎？你想要在社會中找到“自已的立足點”和“自己的地位”嗎？想想吧，“和黑暗搗亂”會有什麼出路？連魯迅都別無選擇，何況爾等云云眾生？沉默吧，因為“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1]，騙人吧，學他“正視自己時時刻刻不得不說假話的困境”[1]。 甲：錢式“非此即彼”的選擇，實在是個偽命題、偽邏輯，況且，歷史上，以及現實和未來，總還有“黑白顛倒”、“是非混淆”的假光明世界存在，“和黑暗搗亂”的知識分子怎麼就會變得“沒有價值”了？ 乙：那是錢自己的思維方式，不是魯迅對“黑暗”與“光明”、“滅亡”與“長存”的看法。 甲：那魯迅是怎麼看待“黑暗”與“光明”，以及“滅亡”與“長存”的呢？ 乙：魯迅是講[7]： “我們所可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於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麗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甲：啊，魯迅這裡把“漸就滅亡的事物”看作為“黑暗”，而“光明”則是“對於將來的希望”，這樣動態地認識問題，講得很深刻！ 的確，人類社會不斷更新進步，任何社會總會有一些“漸就滅亡的事物”，也就是說，總有“黑暗”存在，“黑暗”必定要“滅亡”，而代表新生事物的“光明”也終將會到來。 乙：正是這樣。魯迅在“黑暗”中看到“新生”，看到“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他“不做黑暗的附着物”，反勇於和“黑暗”搗亂，但也不懼怕“光明”，他盼望“光明”會來，而不是恐懼自己會在“光明”中“無地彷徨”，沒有出路。他認為，“滅亡”只屬於“黑暗”，“光明”是長存的，儘管與“黑暗”的鬥爭，一時“難以看到盡頭”，但他甘願“為光明而滅亡”。 因此，凡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一定“不做黑暗的附着物”，反要勇於與“黑暗”鬥爭，爭取“光明”的到來，因為只要是“新陳代謝”律成立，“推陳出新”就是他們的歷史使命。魯迅的看法與錢理群說的正相反，作為“知識分子”的這種“存在價值”，永不過時。 甲：是不是可以說，魯迅在堅持理想主義的同時，對“光明”也有着懷疑的精神？ 乙：你說得對！1926年底，在《阿Q正傳的成因》(“華蓋集續編”，‘續編的續編’)中，他寫道：“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其實這也不算辱沒了革命黨”。這豈止只有“懷疑的精神”，簡直是“清醒的預見”了。 他對“革命”的未來，也不是如俄國詩人葉遂寧那樣，抱著浪漫諦克的幻想，而是知道有着“污穢和血”；他也知道在新的社會中，“知識階級有知識階級的事要做”[8]，要做什麼？他沒說，反正相信有事可做。我想，這還是指反對“新社會”中那些“漸就滅亡的事物”而言，而不是如錢所論定的：魯迅，和所有“與黑暗搗亂”並“反抗絕望”的“知識分子”一樣，“他不僅在黑暗中沒有自己的地位，同時在光明中也沒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已的立足點，他只能夠彷徨於無地。” 甲：所以，知識分子有“懷疑精神”，並非就意味着對未來的失望、消沉、頹唐、厭世，以至甘願被黑暗沉沒。 乙：沒錯，那是錢的曲解，與你所說的那種“懷疑精神”不是一回事。 在這一點上，我想做個類比。你瞧，美國的媒體一貫是和政府“搗亂”，往往對政策措施提出各種問題，要求解釋清楚，許多知識分子也常質疑和批評政府，令總統下不來台，大為光火，稱他們為“人民的敵人”。這話，尼克松講過，川普也講過，在中國大陸呆過的人聽起來，應當是很熟悉了。 但美國媒體沒有什麼人會如錢所說的那樣“多愁善感”、“顧影自憐”，覺得自己沒有“立足點”而“彷徨於無地”，而是“堅持不懈”地監督政府，因為這是憲法賦予他們的職責與本分。上世紀七十年代，一些報社媒體及正義敢言人士，與廣大反戰的民眾一起努力，終於搬倒了像尼克松總統那樣的“龐然大物”[9]。這種傳統在西方社會裡，至今仍然如此。 同樣，我以為，這也不是魯迅當年的心思和實踐，雖然他在專制國度里“反抗絕望”時會更策略一點。總之，有“懷疑精神”並不必然“包含悲劇的成分”。 甲：有人說，你剛才提到魯迅的那些話，好像是在1926或1930年講的，所以嚴格來說，並不能排除1924年在寫《影的告別》時，魯迅曾有過“影”的那種頹廢的想法。 乙：是的，我無從考據在寫《影的告別》的1924年9月24日那一天的上午或下午，魯迅到底是怎麼想的，但至少，他後來有過那些話。而錢又能舉出什麼證據，表明魯迅寫《影的告別》時，他所想的就是如錢推斷的那樣呢？ 甲：錢好像不在乎魯迅自己說了些什麼，因為錢挑戰他話語和作品的可信性(Creditability)，質問道：“到底魯迅他在想什麼，他要講什麼？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非常困難。魯迅自己曾說過：‘我所想的和我所寫的不一樣’‘我為自己寫作和為他人寫作是不一樣的。’這就非常麻煩。那麼，我們怎麼知道他自己的意思是什麼呢？”[1] 乙：在西方社會，如果一個人的Creditability遭到質疑，那是件有關他名譽的很嚴重的事，如果沒有根據，就近乎是侮辱和誹謗，故必須要說清楚。 我在《沉默的魯迅，還是吶喊的魯迅？》[2]中，揭穿了錢故意歪曲《我要騙人》和《寫在<墳>後面》等文章原意的低劣手法。對於錢宣稱“‘吶喊’‘彷徨’等，以及大多數雜文，基本上都是為他人寫作的。”[1]說法，我也知道他的意思是告訴大家，魯迅大部分作品和話語都是說給‘他人’聽的，只不過是要“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罷了，所以，那些都不是他的“心裡話”，屬於“我要騙人”那一類“時時刻刻不得不說”的假話，不可置信。 但如果認為魯迅所說所寫的，都不能當作“依據”，只用“是為他人寫作的”這一句話就打發掉，一切要由錢教授來重新解釋，那我也就沒話可講了。他在論辯時算計得的確很周到、很精緻，不過，這已不像是在作學術研究，倒像是魯迅筆下的閻羅王朱朗翁在判案，“說沒便是有──帶去！”[10] 甲：錢的另一個“理由”是：“一個人的思想，特別是一個人屬於他自己的獨特的一種生命體驗，是不能用語言表達的。一旦用語言表達了，這思想就被簡單化了，甚至可能被曲解了。”[1] 乙：哇！這真有點像是“空空道人”的偈語了。難道魯迅用白話文表達“自己的思想”都是“簡單化”，他“真實的思想”反倒要由錢教授再行“翻譯”出來？ 甲：他好像就是這個意思。錢接下一句是：“所以魯迅說，‘當我沉默的時候，我感到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我感到空虛。’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默默無言的魯迅，才是真實的。”[1] 乙：慢着，錢理群想用魯迅的話來證明“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但這裡的“所以”二字，思維邏輯跳躍得太厲害！我們要仔細地查證一下，看魯迅自己的意思究竟是什麼？ 魯迅的這句名言是1927年4月26日在廣州為“野草”集寫的《題辭》中開首的第一句話。半年後，他自己對這句話作了解釋[11]如下： “記得還是去年躲在廈門島上的時候，因為太討人厭了，終於得到‘敬鬼神而遠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圖書館樓上的一間屋子裡。……這時，我曾經想要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這也就是我所謂‘當我沉默着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也就是說，魯迅被章士釗、陳西瀅等惡勢力從北京趕到了廈門之後，又受到廈大守舊勢力的排斥和限制，只能寫些《故事新編》及《朝華夕拾》。後來到了廣州又趕上蔣介石發動的“清黨”，“四·一二”政變時殺了很多人，先生寫《題辭》時的心情和處境如何，可想而知。他坦承道： “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12]，那時國民黨在“清黨”，“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13]“我一生從未見過有這麼殺人的，我就辭了職，回到上海，想以譯作謀生。”[14] 甲：這種大環境的壓迫，應當是“我曾經想要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的主要原因。 乙：正是這樣。但“無從寫”的另一個原因，恐怕還有那時先生自己的觀念也正在變化之中，如先生後來寫道[12]： “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才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 甲：記得國內研究魯迅的前輩，李何林教授對此的注釋[15]是，那時魯迅“經過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魯迅的進化論的‘思路’被‘轟毀’了，但辯證唯物論的世界觀還沒有建立起來。他對社會現實頗有感觸，而又捉摸不定；有話要說，而又無從說起。因此，沉默時感到充實，開口時感到空虛，就產生了這樣一種矛盾彷徨的‘淡淡的哀愁’。” 乙：我認同李何林教授對它的解讀，更贊同魯迅用自己的“語言表達”解釋那“屬於他自己的獨特的一種生命體驗”。不可否認，這一時期的確是魯迅一生的低潮，但絕不能由此便說“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默默無言的魯迅，才是真實的。” 甲：為什麼呢？ 乙：這就要看事實了。 1927年2月16日和19日，魯迅在香港做了兩場演說：《無聲的中國》[16]及《老調子已經唱完》[17]，4月8日在黃埔軍官學校講《革命時代的文學》[18]，12月26日又在暨南大學講了《文藝與政治的歧途》[19]。在演講中，他鼓勵“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16] 即使在最恐怖的“四·一二”事變之後不久，1927年4月26日，魯迅仍為“野草”集寫下了感情激越的《題辭》，面對這黑暗的時代，他兩次宣告“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即使“天地有如此靜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靜穆，我或者也將不能。”以至於國民黨政府書報檢查機關很快就把它刪除了。 魯迅“沉默”了嗎？他“默默無言”了嗎？他“嗚乎嗚乎”了嗎？沒有！ 甲：看來，錢理群自己的“語言表達”才是“簡單化”和“曲解”了魯迅。可是他為什麼要那樣“翻譯”呢？ 乙：哈，這倒使我記起魯迅的一句話[20]， “老百姓一到洋場，永遠不會明白真實情形，外國人說‘Yes’，翻譯道，‘他在說打一個耳光’，外國人說‘No’，翻出來卻是他說‘去槍斃’。倘想要免去這一類無謂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點，衝破了這一個圈子。” 不知道錢教授對這句話又會怎麼“翻譯”？ 甲：能給出原文，再做“翻譯”，還算是好的，至少可以去查對。有些人上來就是“魯迅說”，其實說的都是他自己的話，只是拉魯迅這塊牌子來替他站台背書，叫人難辨真假。 乙：是的，他們做出爛熟於魯迅的樣子，寫文章故意不引原文，不給出處，只抓住“中間物”、“進化鏈”、“我要騙人”等隻言片語，甚至錯引“第一是冷，第二是冷，第三是冷”[2]，就“明目張胆”地大肆發揮。為什麼他們敢這樣做？因為他們曉得青年聽眾里熟悉魯迅著作的人不多，肯去查對原文的更少。你要是敢問一句，拋給你的便是“冷眼”和“沉默”或“再見一式的點頭”，“他的口角上現出微笑，似乎自以為大有深意”(《秋夜》，“野草”)，叫你“自慚形穢”，“終於在無物之陣中老衰，壽終。”(《這樣的戰士》，“野草”)所以他們盡可以“信口開河”，販賣私貨，放膽曲解，刻意迎合。這實在是對魯迅的褻瀆！對這類“大師”，要特別小心。 甲：還有人提出用“兩個靈魂”、“雙重人格”，以及“潛意識”與“夢境分析”等來解析魯迅，做些複雜深奧的心理解讀文章，說他“口是心非”、“我要騙人”等等。 乙：如你所說，藝術欣賞本來“無所謂對錯”，“對畢加索一幅畫的理解十個人可能會有八種不同認識”，“一千個讀者的心目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但他們那樣“解讀”魯迅，不僅是毫無根據的猜想，而且也是對先生人格的侮辱和人身攻擊，這已經超出“形象思維”的範圍，不再具有任何“藝術的魅力”了。 而尤其使我厭惡的是，在強行“肢解剖析”之後，這些人往往又會加上一些贊句，來為自己的“強姦”做“托兒”，比如：“瞧，魯迅有着多麼深刻的‘自我解剖、自我否定’的精神啊！”或者，“有誰像魯迅這樣敢於正視自己渴望說真話，但是又不能不說假話、不能不騙人的這樣種深層的困境呢？”[1] 甲：最近有人引用魯迅的話，“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認為“此乃魯迅人生積累最刻骨銘心之言，也是魯迅真實的表達吧。” 乙：這是魯迅1936年在《半夏小集·八》中關於“沉默”的一句隨感，但恐怕它並幫不了錢理群的什麼忙。 魯迅寫這篇雜文時正當“兩個口號”的論爭之際，他那時並沒有“沉默”，而是寫出《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一文，斥責那些“白天裡講些冠冕堂皇的話，暗夜裡進行一些離間，挑撥，分裂的勾當的”人，把他們稱作“拉大旗作為虎皮，包着自己，去嚇呼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表達了對他們極端鄙棄、憎惡和輕蔑，而《半夏小集》正是魯迅這種看法和情緒的又一種表現形式。 因此，我們不能僅憑“最高的輕蔑是無言”這句話，就概括出“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而是要查看當時的背景和活動，對照魯迅一生的“編年史”來得出結論，否則，你引一句，我引一句，豈不就成了文革時打的“語錄仗”了？ 甲：是啊，我們評論一位作家，應當從整體上來看他一生的作品，不可揪住一兩篇，甚至一兩句話，就大作文章。 乙：你知道俄國作家契訶夫吧？ 甲：是的，他是我最喜愛的作家之一。 乙：你知道他死後，“學界”對他都有些什麼評論嗎？對於契訶夫，荃麟1944年寫道[21]： “不知為什麼，他常常被人們所誤解。譬如說他是悲觀主義者呀，厭世家呀，或者說他是人生的旁觀者呀，自然主義者，甚至還把他認作一位滑稽家。 …… 這樣的批評是無怪的。柴霍夫最初給人家的印象，很容易是這樣。…… 然而，這樣是否就可以斷定柴霍夫是個悲觀的厭世者呢？是否就可以說他的藝術態度是冷漠無情者呢？我們如果從柴霍夫一生的為人和不是一點一滴地去看他的作品時候，我想我們是不允許這樣想的。…… 對於這個偉大的俄羅斯作家，我們應該是從他當時的歷史環境和從他一生的真實歷史上去尋找。一點一滴的看法，或僅憑一般的機械理論去判斷他，這是不公平的。” 甲：這樣的“盲人摸象”，似乎是個中外學界普遍存在的思想方法問題。 乙：的確，錢的毛病和那些人一樣，這正如荃麟曾批評過一些魯迅評論家，告誡他們 “不能執着一篇文章就斷定作者是某種意識某種觀念，而應該從全體作品中間去窺察作者思想與情感的發展過程。”[22] “研究一個作家的思想和創作過程，只能綜合地去觀察它的發展趨向。如果把它細碎地切成一段一段，甚至拿每一篇作品作一段落去研究，這方法不但是機械的，實在也是危險的。”[23] 荃麟的治學態度，符合魯迅所言，“編年有利於明白時勢，倘要知人論世，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24]。我想，錢理群等人那樣做，對於魯迅也是“不公平的”，他們論斷作家的方法“不但是機械的，實在也是危險的。” 甲：其實，魯迅生前對此已有感知。在撰文記念亡友韋素園時，先生寫道[25]：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託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 從契訶夫和魯迅死後的遭遇來看，這一類行徑，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乙：契訶夫和魯迅都是善於“暴露現實背後真實關係”的現實主義文學大師，因而有人不高興，生前死後總要設法貶一貶他們。 甲：魯迅在中國被人“捧殺”與“棒殺”已久。 乙：一點不錯，只是現在又多了一種殺法，去手棄木，叫做“奉殺”，就是把他供奉在人跡罕見、叫獸出沒的荒郊野嶺象牙塔中，由少數“專家”任意肢解考據，隨心所欲地寫些“詰屈聱牙”、不知所云的朦朧文字，美其名曰“魯迅研究”；或悉心打造“沉默的魯迅”、“我要騙人的魯迅”，以及“無地彷徨的魯迅”等等來“紀念魯迅”，還大言不慚，以“XXX魯迅”[26]自居，並沽名獲利。 甲：這樣供奉起來的魯迅，倒像是尊泥菩薩，笑嘻嘻地端坐在那裡，供人觀賞，對誰都無礙，實可謂是“有鬼無害”，甚至“人見人愛”哩！那些“解讀”，似乎很有些為當前“政治”服務的味道。 乙：所以，我要呼籲“救救魯迅”。 當然，我對魯迅的看法，可能老舊、傳統，我也同意你說“對文學作品應該可以有多種闡釋”，但無論新舊“闡釋”，都應當拿出令人信服的依據來，不可隨意亂講，就叫做“新”，而“新”又必定比“舊”好。我希望大家在“依據”上做文章，找到你說的“更好的，更準確的理解”，而不是以“偷換概念”、“跳躍煽情”來忽悠大眾。 甲：一些人是不是因為沒有言論自由，才那樣講？ 乙：一個有良心和尊重事實的學者，不能講真話時，他可以選擇不講假話，或者不講話。 甲：對，在學術問題上不應刻意揣摩迎合領導的意圖。 今天晚了，再聊點別的吧，最近新冠疫情蔓延，弄得我一點心思都沒有了。我們這一代人，從文革中出來，現在又遭受這場“第三次世界大戰”。二戰時，一顆炸彈落下，就可能突然喪命，現在與病毒大戰，卻是“暗箭難防”啊！……美國那邊怎麼樣？ 乙：美國疫情的確嚴重，紐約和麻州比武漢初期還慘，這使我忽然感到自己離死亡其實很近，因而也有了急迫感，想儘早把這些問題搞清楚。 這場戰疫，主要是醫學和科學的問題，是公共衛生管理的問題，這要聽醫師和科學家的，它也牽扯到國家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問題，這要聽經濟家和政治家的，大家應攜手配合應付。美國的問題在於川普獨斷專行，外行領導內行。他淡化疫情，亂出主意，不要人戴口罩，要人注射清潔劑到體內來殺滅病毒，真是“天方夜譚”。最近，這位“不在乎生命，只在乎他自己”的反智總統，被有“懷疑精神”的記者和醫生們批評，當眾出了丑，一怒之下，乾脆宣布不再開疫情通報的記者會。這不是敢言記者的“悲劇”，而是美國人的“悲劇”。美國的苦日子還在後邊吶，而美國不好，世界也會跟着遭罪，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 甲：幸虧美國媒體不姓黨，否則，美國也一樣沒救了！ 乙：這正是自由民主的美國強大和希望之所在，而世上專制獨裁者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總要打壓輿論批評，視獨立媒體新聞界為敵。所以，無論在哪裡，現在還是將來，我以為，“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 甲：謝謝你同我討論，如果不去思考交流，居家隔離久了，真會因無聊而瘋了。多加保重！ 乙：彼此彼此，保持聯繫，有空再談，晚安！ 寫於4/30/2020 http://www.azcolabs.com/ [參考文獻] [1]錢理群，《真正的魯迅是沉默的》，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501.html，2019年7月31日。註：2020年4月初，《愛思想》網已刪除這篇，但可參見與它內容相同的《無地彷徨》，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431.html，選自錢理群，《魯迅作品十五講》。 [2]小鷹，《沉默的魯迅，還是吶喊的魯迅？》，(2019年9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nh.html [3]小鷹，《如何解讀<影的告別>？》，(2020年2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YDGB.html [4]小鷹，《再談解讀<影的告別>及其它》，(2020年3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YDGB_2.html
[5]魯迅，《<自選集>自序》，“南腔北調集”，1932年12月14日，魯迅於上海寓所居記。 [6]魯迅，《北京通信》，“華蓋集”，1925年5月8日夜。
[7]培良，《記談話》，“華蓋集續編”，1926年8月22日。 [8]魯迅，《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二心集”，1930年3月2日在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講。 [9]小鷹，《“憲政”與“輿論自由”及“司法獨立”──由“五角大樓文件”和“水門事件”談起》，(2016年2月)(多幅照片)，http://www.azcolabs.com/xy_watergate.html [10]魯迅，《知識即罪惡》，“熱風”，1921年10月23日。 [11]魯迅，《怎麼寫》，“三閒集”，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十八、十九期合刊。 [12]魯迅，《序言》，“三閒集”，1932年4月24日。 [13]魯迅，《答有恆先生》，“而已集”，1927年9月4日。指1927年廣州清黨時，魯迅幾乎被人“證成”共產黨或“親共派”而加以“清洗”，理由是曾在陳獨秀辦的《新青年》刊物上做過文章，其時報上也有魯迅“逃走了”、“到漢口去了”等謠言“推波助瀾”。 [14]魯迅，《自傳》，1934年3─4月，“集外集拾遺補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5]李何林，《魯迅<野草>註解》，“李何林全集”，第2卷，43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16]魯迅，《無聲的中國》，“三閒集”，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會講。
[17]魯迅，《老調子已經唱完》，“集外集拾遺”，1927年2月19日在香港青年會講演。 [18]魯迅，《革命時代的文學》，“而己集”，1927年4月8日在黃埔軍官學校講。 [19]魯迅，《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集外集”，1927年12月26日在暨南大學講演。 [20]魯迅，《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三閒集”，1929年5月22日在燕京大學國文學會講。 [21]邵荃麟，《對於安東·柴霍夫的認識》，原載1944年《青年文藝》第1卷第6期，後收入“邵荃麟全集”，第3卷，77─84頁，武漢出版社，武漢，2013年12月第1 版。
[22]邵荃麟，《魯迅的<野草>》，原載《國文雜誌》月刊，重慶，第三卷，第四期，25─31頁，1945年9月10日；後收入“邵荃麟全集”，第3卷，364─377頁，武漢出版社，武漢，2013年12月第1版；http://www.azcolabs.com/ql_on_yecao.html [23]邵荃麟，《關於<阿Q正傳>》，原載1942年《青年文藝》第1卷第1期；後收入“邵荃麟全集”，第3卷，13─36頁，武漢出版社，武漢，2013年12月第1版；http://www.azcolabs.com/ql_AQZZ.html [24]魯迅，《序言》，“且介亭雜文”，1935年12月30日，記於上海之且介亭。
[25]魯迅，《憶韋素園君》，“且介亭雜文”，1934年7月16之夜，魯迅記。 [26]小鷹，《從錢理群的“XXX魯迅”談起》，(2019年2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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