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这一对夫妇曾经是我家同小院的邻居也是我家的好友。家父出身贫寒，祖父母7个儿子，活到成人只有4人，老大中了乡试以后肺炎去世，一家的担子落在老二的家父身上。少小去县城学徒，参加了牺盟会外围组织，幸运地接受了大概一年速成师范。七七事变，加入了地下反战运动。因为没有接受过正儿八经的教育，所以进北京以后，一直从事行政工作。可他热爱文化艺术，结交的朋友也很广。因此，记得小时候家里除了我的小房间有一副拉斐尔的圣母像以外，有不少水墨画动物，虾与莲/奔马/驴子/猴子和猫头鹰，还有牧牛图。那些水墨画里面有不少画家本人送的，也有名人画的模仿画。记得那时，大人们都很随便，周末去那个院子，走这个家。我们两家也同样，叔叔阿姨们聚在一起谈古论今，赏菊作诗作画，好不热闹。

他们都比我父母大一些，因此我应该称呼曹伯伯和赵阿姨。可是，我从来就没有叫过一声曹伯伯，因为什么？就因为他是右派。其实，我的父亲也降级差点被开除党籍，只因一位王叔叔坚决反对，改为留党察看的处分。而我在外婆家根本就不知道，我是五岁才被从外婆家接回父母身边。在我小小的年纪的印象中，右派的形象是非常不好的人。虽然他高大的身躯，总是微微弯曲上身，对我们小朋友和蔼可亲，可我就是很怕而且躲着。我和他家的一双美丽的姐妹花东东和西西很要好，但也在幼儿园吵过架，一起演过小熊请客，我是胖小熊，她演小狐狸。文革一开始，估计当时我肯定心理上有优越感。直到我的父亲也被关起来了，被批判了，我才多少有些萌生歉意，可是，我已经叫不出来了。再以后，我们小的都各自去上山下乡，家长们都被赶去了湖北咸宁干校，小院搬进了别的人家住进来，我们就再也没能见过面。今天伏案阅读，意外找到了这篇网文，转发，借以追念这对文人夫妇。赵友兰夫人长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社科院学部恢复后，调入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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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起，出版博物馆（筹）开始整理出版《曹辛之集》，获曹辛之夫人赵友兰女士倾力支持。赵友兰女士曾专程由京赴沪，将她收集整理的曹先生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诗歌、文稿、书信、日记等资料及曹先生设计的封面原稿等，交由出版博物馆（筹）整理。今年7月，《曹辛之集》三卷终于问世，赵友兰女士没能等到这一天。本报特刊发她于2010年初为《曹辛之集》撰就的长文（未曾发表），以致缅怀。

风雨同舟四十年（作者为曹辛之先生的夫人赵友兰）

1951年曹辛之与夫人赵友兰在北京天坛公园

1981年美国圣地亚哥大学教授叶维廉与在京的“九叶”诗人晤谈于曹辛之寓所（由左至右：郑敏、陈敬容、杜运燮、叶维廉、曹辛之）

辛之于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九日晚七时五十九分，因心脏病突发，遽然逝世，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顿时晕头转向，手足无措。虽然我心中十分明白，他的病，随时会使他倒下不再起来。在他去世的前一个月，刚刚患过阑尾炎，由于年纪和身体的关系，医生采取了保守治疗，住了二十多天医院；出院后，阑尾部位仍持续十几天有痛感，但心脏却一直很平稳，他自己感觉心脏病似乎好多了；到去世之前一个星期，阑尾已不再疼痛，心脏也很平稳，因此胃口也开始好起来，我们俩非常高兴。五月十九日上午，著名装帧艺术家章桂征先生送来一份“通知”，这是一份为十一月在山东淄博召开的，辛之与邱陵先生书籍艺术研讨会而发的“通知”。

这个研讨会，将为辛之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做一个圆满的总结。辛之看了“通知”后十分兴奋，因为在前些年，在那些不堪回首的倒楣日子里，这是绝对不敢想，也绝对办不到的。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一直谈论着这件事，谈论着需要准备哪些东西，是否需要我陪他一同去；因为过去他出去参加各种会议，从来不让我陪他同去，他说开一次会要花很多钱，装帧艺术委员会是没有多少钱的，多去一个人就多一分开销，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从不肯占公家的便宜。我们边吃边谈，他吃完饭，站起身去盛一碗粥，刚走了两步，就突然倒在我的身后，不到五分钟便与世长辞。这件事一直使我感到内疚，因为过去都是我为他盛饭，一直送到他的面前，从来没有让他自己盛过饭。那天大家心情都很好，他身体状况看上去也不错，没有任何不适的迹象，所以就没有在意，结果出了问题，我至今责备自己，当时若不让他自己去盛那碗要命的粥，也许他今天还活着。

纵观辛之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一九三六年到新中国成立，历经十三年。在这一历史阶段里，他一直跟随中国共产党，为了抗日，为了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在文化出版战线上做过大量工作。

一九三六年，在他的家乡宜兴，为宣传抗日，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与吴启章（吴伯文）、沈毅（孔厥）等同志，共同创办了《平话》文艺周刊。他为该刊写诗、写小说、写剧本、刻木刻等。这是他走上文化艺术道路的开始，那时他就已显露出对工作的那种热忱与执著精神。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他先到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学习，一九三八年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先后入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后又调入李公朴同志领导的抗战建国教学团，赴晋察冀边区工作。在敌人的炮声火光中，为动员民众，鼓舞士气，无论是演剧、歌咏、写诗，或是在墙上刷大标语、画漫画、办墙报等，只要工作需要，他都积极地投入。

一九四○年，抗战建国教学团结束，辛之随李公朴同志到了重庆，调入生活书店工作。当时在国统区，生活书店有着很大的影响，许多爱国青年，读了生活书店出版的进步书刊，走上了革命道路，辛之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生活书店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是高大和无比神圣的。当他得知将要到生活书店去工作时，真是欣喜若狂，他下定决心，无论工作条件怎样困难，生活如何艰苦，也要坚持书店工作，终生为出版事业服务，他用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实践着这一誓言。

辛之刚到书店工作时，是在邹韬奋同志直接主持的《全民抗战》周刊工作，并担负着读者来信，计算稿酬等任务，后来书籍装帧设计工作也交给了他。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生活书店在全国的五十多个分支店，除重庆外，全部被查封，有些工作人员遭到逮捕；韬奋同志秘密离开重庆，出走香港，书店也被迫迁往香港，辛之被组织委派护送韬奋夫人及其子女，也随后前往香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辛之又随书店领导，经东江游击区撤退到桂林，一九四二年回到重庆。当时在国民党迫害下，书店无法正常开展业务，工作人员也不得不疏散隐蔽。辛之被疏散到一家烟草公司工作，但仍与书店保持密切联系，并担负着书店的装帧设计工作。生活书店的总经理徐伯昕同志当时在桂林，他是韬奋同志的亲密战友，对创建生活书店以及它的发展方向，有重要贡献。他对书籍的装帧设计，以及印刷、用纸等都有严格的要求，他经常给辛之写信，很关心辛之的工作，学习及生活情况，其中有一封信谈到：“……我总觉得国内还没有产生一位出色的装帧家，……这任务我希望你能担负起来，平时对学习方面能多看这类书报，和搜集这方面的材料，能学习一种外国文更好。……字体和风格上盼望你有更新的出现。……”从此，辛之就把领导的嘱咐与期望，牢牢地记在心上，努力钻研业务，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和思想水平，把书籍装帧工作，当做自己毕生的事业，为之奋斗，为之追求，并做出了成绩，没有辜负领导对他的期望。伯昕同志已去世多年，我想如果前辈地下有知，当会感到欣慰的。

一九四二年的重庆，笼罩在白色恐怖下，环境十分险恶。生活的动荡与精神上的压抑，使辛之倍感苦闷，因此写了一些小诗，以抒发心中的抑郁。他把这些小诗油印了一些，装订成册，取名《木叶集》，分送给友人，当时在《新华日报》工作的胡绳同志，收到这本小诗集后，对这些诗提出意见，认为诗中所表现的情绪过于晦涩低沉，内容也较空泛。辛之听取了他的意见，在以后写的诗中，这些低沉的情绪，逐渐被积极高昂的调子所取代。这本《木叶集》早已没有了，诗稿也大部分散失，只存有一小部分，收入他后来编的诗集《撷星草》中。与此同时，辛之编辑出版了普希金的两本诗集《恋歌》和《高加索的囚徒》，一九四四年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臧克家论》，对臧克家先生的诗创作，做了较全面的系统地论述。

抗战胜利后，生活书店在上海恢复了正常业务。辛之于一九四六年调到上海，负责书店的出版业务，并继续担任装帧设计工作。这时在重庆相识的一些文人名士，有些也先后到了上海，像郭沫若，当初在重庆时，辛之就常去听他的演讲和诗歌朗诵，此时相聚在上海，辛之又去他的寓所拜访和求教。

在重庆时辛之与几位爱好文艺的青年林宏、沈明、郝天航等人曾酝酿办一个出版社，并得到臧克家先生的赞同。在臧老的大力支持下，筹募资金、征集书稿等，交给辛之到上海创办了星群出版社，由辛之主持日常工作，从编辑、校对、跑印刷厂、购买纸张，甚至财务等，所有的工作都由他来处理，同时还担负着生活书店的工作，又要抽出时间来写诗，工作十分紧张。一九四七年，他与臧老、林宏等人创办了《诗创造》月刊。一九四八年又与辛笛、陈敬容、唐祈、唐湜等创办了《中国新诗》月刊。这两个刊物发表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反映时代的步伐，劳苦大众的呼声，以及对国民党的抨击，具有强烈而深沉的感情。围绕着这两个诗刊，团结了一大批进步诗人，还以丛书形式出版了《创造诗丛》和《森林诗丛》，《创造诗丛》共出版了十二册。其在星群出版社的出版物中，有的作者如冯雪峰、蒋天佐都是地下党员，这就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终于在一九四八年，两个刊物及星群出版社，全部被查封。由于特务的搜捕，辛之二次出走香港，至此，他的诗创作也随之终止，他的最后一部长篇政治抒情诗《复活的土地》，在他到香港后的第二年，即一九四九年元月，在上海出版。

辛之对诗歌的倾心，虽说很早，三十年代即开始写诗，但他诗创作的提高与发展，是在与艾青、臧克家二位前辈相识之后。一九三八年，辛之在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学习时，艾青是他们的老师。一九四○年辛之从晋察冀边区调到重庆，艾青也到了重庆，在一所学校任教，那时辛之与艾青经常一起参加文艺界的活动，这期间艾青发表了大量的作品，无疑是给辛之的诗歌创作，注入了丰富的营养。与臧克家先生则于一九四二年相识于重庆，他们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臧老给辛之很多教诲与鼓励，辛之更是视臧老为老师与长兄。辛之与他们二位前辈的接触最多，因而在诗歌创作上，受其影响也最深。

在上海短短的三年里，可说是辛之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他日以继夜不知疲倦地工作，大部分诗作也写于这一时期，同时还担负着生活书店与星群出版社的书籍装帧工作。他的作品，感情强烈而深沉，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对旧社会的抨击、对光明的渴望与追求，几乎充满了每一首诗作。他用“杭约赫”作为笔名，这是劳动号子“嘿哟呵”的谐音，表示他自己的命运与劳苦大众连在一起。他的诗作被国内外，包括港台的许多新诗选集、文学大系、辞典等所选入。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人只知道有个“画书皮子”的曹辛之，却不知道四十年代活跃于上海诗坛的那个“杭约赫”的去向，有人说他已不在人世，也有人说他去了台湾后又去了美国。一直到一九八一年，由辛笛、穆旦、杭约赫、袁可嘉、杜运燮、唐祈、唐湜、陈敬容、郑敏合著的九人诗集《九叶集》出版，才逐渐被人知道，装帧设计家曹辛之，即当年活跃于诗坛的“杭约赫”。

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五年，这四十六年的历程是辛之人生中的第二个阶段。一九四九年夏，辛之从香港三联书店（此时生活书店已与新知、读书二书店合并成为三联书店）调到北京三联书店总管理处。一九五一年又调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先后任宣传科长、版权科长、设计组组长、图片画册编辑室编审。

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各项工作都处于上升时期，辛之更是为终于迎来了革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工作热情十分高涨，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荣获一九五九年德国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博览会整体设计金质奖章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藏画集》，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我国出版界获取的第一枚金牌，标志着他的装帧艺术所达到的高度。然而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厄运突然降临在他的头上，此后他的大半生，都是在风风雨雨中度过，长达二十余年。

一九五七年，为了改进工作，在大鸣大放中向领导提出成立一个装帧设计研究机构的建议（也就是在三十年后，经有关领导研究决定成立的装帧艺术研究会，后改为装帧艺术委员会，辛之被推选为首届会长），并与装帧界的同行们在一起开过几次座谈会。不想反右开始，辛之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当时《光明日报》头版头条，用特大号字体，刊出了题为“大右派曹辛之，搞独立王国，是向党夺权”的文章，于是被划为“右派”，工资连降五级，一九五八年底，被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

初到北大荒，在一眼望不到边的黑土地上，只有几座帐篷，是他们的宿舍，夜间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度，饥饿的野狼在帐篷附近窜来窜去，只得烧起一堆堆的篝火，以驱赶这些饿狼，清晨起来，被子上一层白白的霜花。后来他们总算用自己的双手盖起了房子，垒起了土炕，大家轮流烧火炕取暖，总比帐篷温暖多了，也安全多了。白天下地干活，上山伐木，晚上写检查，批判自己的反党思想。但是不久，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没有东西吃，每顿饭发给每人一脸盆用盐水煮的老玉米豆，东北人叫做“大碴子”，辛之说：那个时候这么大一脸盆的老玉米豆，居然能全部吃下去，还意犹未足。每天被饥饿感所包围，但是劳动强度并未稍减，依然要种地、伐木、修水利等等。有一次他们这个小组几个人，在上工的路上，意外地遇到半只死鹿，可能是被狼拖剩的，大家喜出望外，立即架起了篝火，就地烧烤，在半生不熟的情况下吃起来。辛之说：“当时什么佐料都没有的鹿肉，吃起来比任何山珍海味都更觉鲜美，在这种饥饿的煎熬下，人的脑子中只有一个‘吃’字。”冬季零下四十多度，本应是农闲季节，但是要去修水利，挖河泥积肥，天寒地冻根本挖不动河泥，一镐刨下去，火星四溅，虎口被震裂。令他们最怕的是月圆之夜，因为在月光照耀大地时，队长就会下令“夜战”，所以每当月圆，大家就提心吊胆，不安地等待命令。在这种强度劳动，吃不饱，又得不到很好休息的状况下，辛之与很多人都患了水肿病，他们拖着肿胀的双腿，列队下地干活。有一天，队伍在下地途中，辛之前面一个人突然跌倒，从此再也没有起来。过了两天，与辛之同睡一个火炕的另一人，也在早上没有再起床。见到连续出现的问题，队长向上级汇报后，不得不把这些患水肿的病人，送进了医院，这时已是一九六○年下半年。辛之在医院里得到了休息，更主要的是能够吃饱肚子，身体逐渐恢复，保住了一条命。到一九六○年底，被调回北京。

北大荒的生活，虽说历尽磨难，却没能把辛之压垮，他常说两年的“炼狱”生活，使自己更加顽强，今后再没什么可怕了。其实辛之并不怕吃苦，他七岁失去父亲，家境贫寒，由年轻的寡母用双手缝补洗涮，抚养他和他的弟弟，所以吃苦耐劳是他的本色。但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要背着莫须有的罪名被强制去劳动，以及对人的尊严的践踏。

一九六○年底，辛之从北大荒调回北京，回到原单位报到。等待安排工作期间，他与北大荒“同学”聚会了一次，因为今后将要各奔东西，大家一起去吃了一顿烤鸭，不想被单位一位某室主任碰到，这位主任向领导汇报“右派分子曹辛之，没有改造好，竟然去吃烤鸭？？”，为此，辛之被认为需继续改造，于是又在本单位做了大半年清洁工，扫楼道、扫厕所……一九六一年底，经领导与群众的审查，认为可以摘去右派帽子，安排在编辑室做一名普通工作人员。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像辛之这样的“摘帽右派”，理所当然地被关进了“牛棚”。幸运的是在这场大风暴中，他没有像有些人那样被革命派揪斗、殴打，算是上天保佑，平安度过了这场灾难。

“文革”后期，辛之随单位下放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开始时，他和大家一起下地劳动，后来安排他值夜班，这样一来，白天除睡觉外，就有了些空闲时间，他是个从不浪费时间的人，有空一定要找些事情做。干校所在地属于丘陵地带，各处小山包上，生长着大片的竹林，竹林中经常有些被丢弃的竹片、竹根等，辛之见有些竹根形状怪异，就捡些回来，刮一刮、磨一磨，随意刻了些臂搁、笔筒等，刻好后效果不错，他就开始认真地钻研起竹刻来。他认为他能刻石，刻竹与刻石应有相通之处，然而石头有其天然的花纹与色彩，而竹子却只有一种颜色，必须要经过加工才行。他找了块碎玻璃片，把竹子的表皮刮去，然后又用砂纸打磨光滑，弄得满屋粉尘飞扬，他的手上，甚至头发眉毛上，都沾了许多粉尘，他却乐在其中。我问他为什么不直接刻上去，这样打磨又麻烦又脏，对呼吸也不好，他说竹子的表皮叫做“竹青”，必须刮去“竹青”才好着色，否则，颜色不易渗入竹子里面。他把刮好的竹片、竹筒，放在脸盆里，加上所需的颜色，煮上一刻钟，取出阴干，凡所需的各种颜色，如紫檀色、青铜色、黑陶色等等，都是用这种方法上色的。上色后即可雕刻了，这一道道工序，使辛之忙得不亦乐乎，就像有什么力量在推动着他。果然，经过他的精雕细刻，一件件精美的竹刻艺术品，展现在眼前，有仿宋瓷、仿青铜器，有中国传统形式，也有洋味十足的作品。为了保持光泽，不致干裂，他经常用核桃仁涂抹在竹筒上，然后再用干布使劲地磨擦，这样擦拭出来的竹筒竹片，光泽自然、润滑，真花了不少工夫。他把刻好的这些作品，一件件地摆在桌上，窗台上，干校这间宿舍很小，几乎摆满了，引得大家都跑来参观。辛之的竹刻艺术在干校颇有些影响，曾带动过不少人搞起了刻竹，其中已故前国家出版局老局长王子野同志，和已故老木刻家邹雅同志，都曾以极大的兴趣，投入到这一活动中去，用现在的一句时髦话，他们当时是竹刻艺术的“发烧友”。

从干校回到北京，辛之带了些竹根竹片，也曾刻过一些笔筒、壁挂等，但终因北方气候干燥，花了不少时间和心血，刻好后，有的不久就干裂了，最后只得放弃。但毕竟还是有些保留下来，这些能够保留下来的竹刻作品，在辛之的艺术生涯中，是一个新的闪光点。

辛之除了装帧设计之外，又徜徉于其它艺术领域里，如书法、篆刻、刻竹、装裱等方面，并且都能取得辉煌的成就，主要是由于他那种对艺术的追求，那种对工作的认真态度，那种全身心地投入的忘我精神。但这其中也另有原因。

从干校回到北京后，辛之患上了冠心病，不得不遵医嘱在家休息，后来虽然医生认为可以恢复工作，却又由于某种人为因素，没有安排他的工作岗位，又被闲置在家，这种状况持续了十年之久。在这十年当中，除了生活上的艰难（那时他的月工资只能拿到四十二元），更主要的是政治上的歧视和工作权利的被剥夺，他内心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就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开始了对书法、篆刻等的钻研。那时他刻了一些闲章，最能说明他那时的心情，如：“闲愁最苦”、“一蓑烟雨任平生”、“更能消几番风雨”、“他生未卜”、“不名一文”等等，对前途的茫然与对现实处境的无奈，都蕴含在这些无言的石头中，虽然如此，由于他对工作的那份投入，对艺术的那份执着，使这些忧愁的结晶，具有深沉的内涵与极高的品位。

在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的横行无道，使所有有识之士，无不愤慨，然而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时代，谁又能痛痛快快地表达出自己真实的心情呢，也只有咏物寄情，或保持缄默。辛之身处这种环境中，每天以练习书法、刻石裱画排遣郁闷。常用的一方端砚，是他珍藏多年的上品，此砚石质细腻润滑，造型不俗，他想起当年驰聘诗坛的情景，如今曲背躬腰步入老年，感慨万端，于是捉刀在砚背刻下一首小诗：“诗卒杭约赫，而今老曲公。石砚固犹在，无心写秋风。”并为自己取一笔名“曲公”，意为政治上低人一等，只得曲背躬腰，默默地送走岁月流年。又在砚盒的盖子上，刻陆游《草书歌》一诗中的两句：“神龙战野昏雾腥，奇鬼摧山太阴黑”。痛骂“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得昏雾漫野，日月无光。有友人来，见此砚大吃一惊，极力劝他赶快把砚毁掉，免得惹出麻烦。我当时也很担心，因为那个时候所谓的“黑画”事件，正搞得人心惶惶不安。黄永玉因画“猫头鹰”一眼开一眼闭，被批为对现实不满；许麟庐画三个柿子一棵白菜，题为“三世清白”，被批为资产阶级翻案……这种从字里行间寻找“影射现实”的罪名既令人啼笑皆非，又使人不寒而。我劝辛之还是磨掉为好，但他终不忍毁去，于是重重包扎，收藏起来。

辛之每练书法，所选内容多用以寄托自己的感情，以及尚存的一点渺茫的希望。有一次他选了清人龚自珍的“咏史”诗，用狂草写了一条幅，诗的内容是：“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封侯？”这幅草书，写得极为潇洒有力，配以诗的内容，更觉一种慷慨宏大的气势，辛之自己很得意，挂在墙上天天欣赏。这天诗人柳倩来访，见此条幅非常喜爱，当即索去挂于家中，他的一位朋友见到后十分紧张，叫他赶快取下，免遭不测，柳倩一听此言马上取下撕毁，“四人帮”垮台后，柳倩请辛之重写一幅，被辛之婉言谢绝，辛之说：“如今国事清明，再写这样的诗就没有意义了。”

一九七八年，辛之被平反昭雪，恢复了原工资待遇，一九八三年办理了离休手续，至此，大半生的风风雨雨，算是结束了。他要重新开始工作，这一段时间，他又刻了些闲章，足以说明他此时的振奋心情，如“不知老之将至”、“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齿脱心犹壮”、“踏遍青山人未老”、“满怀壮志”等，他那种炽热的豪情，都深深地镌刻在颗颗印章里，虽然齿已脱落，依然壮心不已。

离休后的辛之，仍然为文化出版事业辛勤地工作，他先后担任《郭沫若全集》和《茅盾全集》编辑委员会的艺术顾问。一九八一年出版了四十年代九位诗人的诗歌合集《九叶集》，这本诗集的问世，引起了诗坛高度重视，认为这是建国后第一本带有流派性质的诗选集，从此 “九叶”被列为中国现代十大诗歌流派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

一九八五年，《曹辛之装帧艺术》与诗集《最初的蜜》相继问世。《曹辛之装帧艺术》一书，是继《钱君书籍装帧艺术选》和《鲁迅与书籍装帧》之后，国内出版的第三部关于装帧艺术的专集。诗集《最初的蜜》收录了辛之自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八年的诗作三十三首，他在他自己的这本诗集的设计编排上，花费了很多心思，从封面设计、版面的编排，到标点符号的运用，都有其独创性，倾注了他一生积累的装帧艺术的经验与体会，刻意追求意境美、韵律美和装帧艺术的完美结合，以及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完美结合。

一九八五年，装帧艺术研究会成立，他被推选为首届会长，他为自己能够在出版事业上继续发挥作用而兴奋。为开展中国的书籍装帧艺术事业不辞辛苦，努力工作，在同行们的共同努力下，多次组织全国装帧艺术展览，理论研讨会，为青年一代装帧艺术家的成长，创造多种发展的条件与机会。

晚年，他以自己毕生的工作成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公认。一九九二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终身特殊津贴；一九九三年，荣获中国出版界最高荣誉奖——第三届韬奋出版奖。他的作品也多次得到奖励，应该说他虽然一生坎坷，但却辉煌，特别是这最后的十余年。他也是有福的，因为他看到了自己一生为艺术献身的成果而且是在心情愉快、毫无痛苦的情况下，走完了他的路。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辛之的道路坎坷不平，我们相伴着，几经风雨，跌跌撞撞地走过了四十四个春秋。我们就像坐在一叶小舟里，暴风雨从四面八方袭来，几次灭顶又顽强地浮出水面，飘飘摇摇，总算到了彼岸。

辛之曾为诗人木斧镌刻印章一枚，木斧答谢诗一首，这首诗虽然说的是刻印，但它的涵义却远不止于此，现抄录在这里，以为辛之逝世十五周年祭。

　　那凸出来的

　　是印在我脸上的笑纹

　　那凹下去的

　　是藏在我心中的不平

　　镂出的字

　　就让它镂出

　　总要留些痕迹

　　留给岁月的河流冲洗

　　隐去的话

　　就让它隐去

　　总要留些空白

　　留待栽种后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