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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嶺上那道風景
三十年前,三個小女兵和我,我們是秦嶺上的一道風景。
話要從頭說起。
七六年招工,我應招從隴垣下來,上了秦嶺山。那是總參的一個地圖庫,一個不超過百人的團級單位,座落在秦嶺山頂一條不大的山溝兩側,山泉從溝中輕輕地跳躍着淌過。
我的到來使山溝里第一次有了女人的氣息,卻讓領導大為苦惱。他們本來想招兩個知青小伙子做電工和水暖工,縣招工辦見是保密單位,就特意挑了兩個自認為家庭出身和政治面貌較可靠的知青送來,也是一片好意。那位男知青很快就被委以重任,作起電工。我因為中看不中用,又是編外職工,不能參與部隊的內部事務,團里就讓我每天放放喇叭,叫大家起床,出操,吃飯,睡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我因此成了團里閨中待嫁的女兒,領導比我更着急,政委一次次找我談話,告訴我一定想辦法讓我轉軍,這樣就可以通過復員走出大山,離開秦嶺。
幾個月後,團里來了三個新招的剛十五六歲的小女兵。七六年冬那次最後的大規模走後門參軍,讓她們稀里糊塗擠上了少年軍旅的末班車。因為我,僅僅因為我,她們被載往秦嶺山巔。其實,我是一個耐得住寂寞孤單的人,領導的苦心我明白,但終覺三個小女兵的命運因我而定,實在無奈,甚至有點荒唐。
稚氣未脫、天真可愛的小女兵的出現,讓深山響起了清脆悅耳的回聲。營房裡,溪水邊,她們粉紅的笑臉和歡快的身影,成了大兵們最養眼的享受,是秦嶺山溝里一道獨特的風景。
我比小女兵們大幾歲,又有點資歷,雖然沒有名義上的官位,但當然地成了她們事實上的頭兒,我們的任務就是用儘可能有意義的方式來消磨時間。
三個女兵,一個編外職工,加上一個班長,一個團部文書,有那麼點通訊班的意思。於是,我們四人被派到溝外一個建制較大、帶有通訊排的基地,接受通訊兵培訓。在那裡的總機房做了三個星期的實習話務員,接受了一些戰地話務訓練後,我們興高采烈地回到團里,迫不急待地想用剛學來的技能,在溝里架起一條戰地通訊線路。
距離我們寢室最近的是炊事班,大約有四五個電線杆的距離。我們常去那裡幫忙,炊事員和我們很熟,於是,我們決定把這條戰地電話線從寢室接到炊事班。
我們所需要的全部道具,是一付爬電線杆用的腳蹬子,一條電話線和兩部手搖電話機。爬電線杆子對我不是問題,小時候沒少上房爬樹,再說,我是大姐又是黨員,我不爬誰爬?!
一切都出乎意料地順利。還不到中午時分,線路架好了,這邊電話一搖,炊事班那邊的鈴聲就響了。“通了!通了!” 姑娘們高興地叫着,“喂,喂,中午吃什麼?”
戰士們長年待在這大山溝里,生活枯燥極了,我好像不記得那裡有什麼電影電視可看。七一要到了,領導讓我們在紀念活動上出幾個節目。沒問題,黨的需要就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而且,唱歌跳舞是我的最愛,編兩三個小節目應該不在話下。在戰士們期待的目光下,我們亦歌亦舞,獻上那首“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小女兵們其實不太善舞,但我們都很認真,表演很投入。至今,我已經歷經三十多個“七一”,只有秦嶺山上的那一次最讓我回味。
常年遠離塵世,在深山密林中的哨位上孤零零一站就是幾天,不知道那些質樸的大兵是怎樣化解對異性和生活的渴望,他們從來不主動接近我們,但是他們憨厚的表情,使我們感覺很受寵愛和保護。
有一次外出勞動,裝卸貨物,一個女兵的手指不慎被車皮擠壓。當場,一個戰士箭步衝上去,抱住了她。女兵的一個手指血肉模糊,看來傷得不輕,需要送到溝外基地的衛生所進行傷口處理,這位戰士便義不容辭地擔起護送的任務。據說,小女兵躺在戰士的懷裡哭了一路,直到傷口包紮完畢,戰士那緊抱着女兵的手都沒捨得鬆開。大家對這事兒有些不滿,議論紛紛,是不是吃了酸葡萄,咱不得而知。
七七年的秋天,傳來了恢復高考的消息。團領導放了我一個月的假,讓我回家安心複習功課,我再也無瑕顧及三個小女兵的事了。
第二年初, 我離開了秦嶺,離開了那條山溝和山溝里的男人們,還有那三個小女兵。
我走後,那道風景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不久,她們三人都先後脫掉軍裝,復員回家了。
大學畢業後,我又一次回到秦嶺。白雪覆蓋下的山林,還是那樣靜謐清新,溪水叮咚,微風拂面。和我同時被招去的男知青在我之後也考上大學離開了秦嶺;文靜內秀的小文書已經提干,不能上大學的遺憾留在了他淡淡的微笑里;政委還是那樣清瘦,鏡片後的眼神依然如父如兄。
再不見那道風景,再不見那為我而付出了一段美麗年華的三個小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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