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经学起源

2.1 （1）

虽然六经之中只有《春秋》一经勉强堪称孔子所作，称孔子为经学之创始人却未尝不可。理由何在？曰：理由有三。其一，先孔子之经文极可能经过孔子编辑、删节、修改。其二，先孔子之经文经过孔子的传授之后，方才成为一门系统的学术。其三，后世之经学家，无论流派为何，皆尊奉孔子为其鼻祖。在这三项理由中，最后一项最为重要。即使日后有证据推翻理由之一、之二，依旧不能动摇孔子之为经学创始人的地位，因为这种地位的历史意义，并不来自事实而是来自认同。

     既然如此，论经学之始，自当先论孔子其人。有关孔子生平事迹言行最为可靠的文献当数《左传》、《论语》、《史记·孔子世家》以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至于见诸《汉书·艺文志》的《孔子家语》，其原作的作者不可能是孔安国，所谓孔安国的后序，肯定是后人的伪作，详见下文。原作的内容未必可靠，而据颜师古《汉书注》可知，该书早已佚亡，在唐代所见者，已为后人之伪作。1973年河北定县出土西汉竹简《儒家者言》，其中有与今本《孔子家语》相近的文字。1977年安徽阜阳又出土一批竹简，其中亦有与今本《孔子家语》相近的文字。于是有人据此而认为视今本《孔子家语》为伪作未必妥当。其实不然。一般而言，作伪的手段不外乎二。手段之一，抄袭、汇编散见固有文献中的相关文字，比如，今本《孔子家语》大量采取《论语》、《左传》、《国语》、《荀子》、《小戴记》、《大戴记》、《说苑》，以及先秦诸子。《儒家者言》等竹简的出土，只不过令今本《孔子家语》采取当时尚存的文献名单中增添一部《儒家者言》而已，并不能证明《孔子家语》之非伪作。

作伪的手段之二，凭空杜撰。抄袭与汇编，目的不仅在于充实其内容，也在于增强其可信度。至于凭空杜撰的目的，则往往在于鼓吹某种观点、掩盖或者歪曲某种事实。抄袭、汇编散见前人著述的手段，其作伪之心固然可恶，有时却能收保留古代文献之功。何以能如此？因为当时存在的古代文献在后代或者失传，而伪作却偏偏能幸存于世。至于凭空杜撰，则绝对无善可陈，须当全力攻之。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史记》所记，分明指出孔子之为私生子。而《孔子家语》却道：“伯夏生叔梁纥，曰虽有九女，是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征在，颜父问三女曰：‘陬大夫虽父祖为士，然其先圣王之裔，今其人身长十尺，武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征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

《孔子家语》所谓原配生九女，妾生一残疾男云云，貌似平铺直叙琐事，其实皆为续娶颜氏铺平道路，如此杜撰，堪称手段高明。妾生男而残疾之语，尤其精妙，因孔丘替其兄嫁女之说见诸《论语》。倘若孔丘无兄，从何替其嫁女？倘若其兄嫡出而康健，孔氏何得由非长子之孔丘继承？捏造一庶出之残疾男，这些问题于是皆得以迎刃而解。不过，“颜父问三女”云云，却是作伪者的败笔。当孔子之世，但凡明媒正娶，未有不遵父命者，何须细致描绘如此以强调之？目的显然在于企图掩盖《史记·孔子世家》“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的“恶劣”影响。之所以在“恶劣”上加引号，因为野合私生等违反后世贞节观念之事，在先秦之时屡见不鲜。当孔子之世，甚至下至西汉之初，野合、私生等等，本来未曾视之为恶劣。正因为此，故孔子自己并未有隐瞒之意，而司马迁亦未曾有隐讳之举。

说司马迁不曾为孔子隐讳，证据还不止于上面的引文。比如，《史记·孔子世家》称：“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陬人輓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此即司马迁不为孔子讳之另一证据。倘若孔子并非私生，焉能不知其父之葬于何处？倘若孔子之母“从父命为婚”，为何会对其子隐瞒其父之墓葬所在？

说孔子自己不曾隐瞒，证据虽不如此直接，亦绝无可疑者。比如，《论语·子罕》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孔氏为鲁大夫，大夫为贵族而非贱人。倘若孔子从小生长孔大夫之府邸，如何能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不过，《孔子家语》的作者虽不免有败笔而毕竟不失为作伪的高手，基本上是点到即止，听凭读者自我“醒悟”，不曾与《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公开辩驳。替《史记》作《索引》的唐人司马贞就不这么高明了。司马贞不仅在《史记》“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正文之下征引《孔子家语》与之对抗，并且唯恐读者不能体会《孔子家语》替孔子私生翻案之意，或者唯恐《孔子家语》的文字尚不足以胜翻案之任，于是又从而曰：“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征在少，非当壮年初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故《论语》云：‘野哉由也’，又‘先进于礼乐，野人也’。此言野者是不合礼耳。”

且不说“叔纥老而征在少”之根据仅见《孔子家语》，未足以为据，即使事实如此，视老夫少妻为非礼之“野合”说，其据又何在？于是，唐代更有张守节其人，作《史记正义》，于“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之下作注曰：“男八月生齿，……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 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婚姻过此者，皆为野合。故《家语》云：‘梁纥娶鲁施氏女，生九女，乃求婚于颜氏……’ 据此，婚过六十四矣。”张守节一席生理大道，貌似言之有理。问题是：男过六十四而婚遂为“野合”之说，根据又何在？依然是荒唐无稽之论、信口雌黄之说。捏造如此这般理论的目的，依然不外是企图掩盖孔子之为私生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