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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禮”為“體”，因“禮”的繁體作“禮”，“體”的繁體作“體”，兩字皆以“豐”為其字義之所出。“豐”的意思為“禮器”，故“體”的意思為“使用禮器的行為”。這樣的解釋不能說錯。問題在於：“禮”的本字並不作“禮”而作“禮”，與如今的簡體同。由此可見，這樣的解釋即使不說錯，至少是並不合乎“禮”在古代的本意。

然則“禮”之本意在古代究竟為何？

《左傳·昭公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由以上《左傳》引文可以推論出以下四點：

其一，“禮”的本意大致相當於如今的“憲法”或者“治國大綱”。

其二，後代所謂的“禮”，在古代稱之為“儀”。

其三，誤以“儀”為“禮”，早在魯昭公之時就已經相當普遍。

其四，釋“儀”為“體”，可。釋“禮”為“體”，因誤會“儀”為“禮”所致，未見其可。

釋“禮”為“履”，當由釋“禮”為“體”引申而來。鄭玄《禮記序》：“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正以“履”為“體”之實踐。釋“禮”為“體”既然屬於誤會，引申之為“履”只能是錯誤的延續，自當亦不足取。

《禮記·仲尼燕居》釋“禮”為“理”，同書同章又稱：“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眾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眾也。’”

由此可見，《禮記·仲尼燕居》所謂的“理”，泛指方針與法則。上自治國之道、施政之術、軍旅之制，下至齊家之方，皆可謂之“理”。如此定義，與《左傳·昭公五年》所云差近，區別僅在於範圍更加寬廣而已。

《論語·為政》：“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以“禮”與“刑”相對應，也是以“禮”為“法則”之意，與《禮記·仲尼燕居》所云，相輔相成。由此可見，《禮記·仲尼燕居》的定義，應當可以信為孔子的定義而並非後人的偽托。

《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正隱含“失德”之後方才需要以“禮”約束之意，與老子所言並無二致，不過簡化了“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的過程而已。但凡以為老子所言與孔子之論背道而馳者，皆失之。

綜上所述，可見“禮”的本意當是“法則”、“綱領”、“方針”、“政策”，不是後世所謂的“禮節”或“儀式”。後世所謂的“禮節”或“儀式”，在古代稱之“儀”而不稱之為“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