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一句讓我倍受啟發的話

——從制度經濟學與法律經濟學看“法治”的本質

早上起來，讀到一句話，讓我眼前一亮：

“我制定一部法律，你必須遵守，這是帝制；
我制定一部法律，我們一起遵守，這叫法制；
我們一起制定一部法律，我們一起遵守，這叫法治。”

這句話看似樸素，卻在三層結構中逐層揭示出權力結構、制度形成、法律正義之間的本質關係。更重要的是，它激發了我用制度經濟學與法律經濟學的角度，去重新理解“法治社會”與“法制社會”之區別。

一、法治的關鍵不是有沒有法律，而是誰制定法律

制度經濟學告訴我們：法律是制度安排的一種形式，制度是人類為減少不確定性和交易成本而建立的規則結構。

但制度的“正當性”不是自動存在的。道格拉斯·諾斯（D.C. North）指出，制度是否有效，是否能夠使人們在不確定性下依然願意合作與投資，關鍵在於它是否對所有參與者都有約束力，也就是是否形成“可信的承諾結構(credible commitment structure)”。

“我制定法律，你遵守”——這看似具有了制度的形式，但本質不是制度，仍是強權（帝制）； “我們一起制定法律”——這才是制度的博弈基礎。

如果一個制度的制定完全是“上位者”的設計，而廣大人民無法參與或修正，這個制度就不是合作結構，而是命令體系，其成本是高昂的“順從成本”與“合法性赤字”。

二、法治的核心，是使“法律成為所有人的交易成本”

從法律經濟學視角看，法律的目的不只是懲罰犯罪，而是通過規則設定、預期引導與糾紛解決機制，降低社會協調成本。

但如果法律只是少數人控制的工具，它就不是降低交易成本，而是製造不對稱博弈：

法律，就在強者手中成了“打壓”工具，在弱者眼中成了“笑話”。

哈耶克指出，“法治不是用以追求計劃目的的工具，而是用以維護自發秩序的邊界。”也就是說，法律的價值在於為所有人提供可預測的邊界，而不是為權力提供隨意出擊的“刀把子”。

若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若無法律對權力者形成制衡，那麼法律就無法成為激勵與契約的中介機制，整個社會便失去了信任基礎，交易成本飆升，經濟活力枯竭，最終社會結構崩解。

三、我們真的進入“法治社會”了嗎？

制度經濟學區分“形式制度”（laws on books）與“實質制度”（laws in action）。
我們有憲法、民法典、刑法、行政法等龐大法律體系，但真正的問題是：
這些法律是誰制定的？是否平等適用？是否能真正制約強權？

今天我們在很多場合高喊“依法治國”，但仍然常見：

無法律約束的裁量權（比如運動式執法、選擇性打擊）；
立法過程缺乏民主參與（人民不能對法律議案發表意見，更無法否決）；
執法不統一，司法不獨立（法院受制於行政權力）；
法律對弱者嚴格，對權貴寬容。

這些現象說明，我們的很多法律制度還處在“帝制的現代包裝”中，實質上連“法制”都未進入，更沒有完成“共治—共守—共負責任”的制度轉型。

四、法治的最終目標：建立可持續的制度性信任

無論是哈耶克、諾斯、波斯納還是科斯，都不約而同指出：一個真正發達的市場與社會，必須有一套“制度性信任機制”。

而“法治”正是這種信任的關鍵形式。它不是靠宣傳建立的，也不是靠行政命令維繫的，而是靠：

法律的共識性（我們一起制定）；
法律的公平性（我們一起遵守）；
法律的強制性（不管是誰都得遵守）；

這樣，法律才不僅是規則，更是一種承諾，一種信用，一種長期主義的制度土壤。

制度的好壞，不在於它說了什麼，而在於誰說了算；
法律的正義，不在於條文的優美，而在於是否能制衡權力。

法治，不是文件夾里的法條，而是我們能不能一起制定、一起遵守，並一起為其承擔責任的制度信任。

這就是制度文明的起點，也是通向現代國家以及“成功國家”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