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之差：唯独圣经与“唯奉”圣经

文/基思·马提森       译/诚之       校/王培洁

每个援引圣经的人，都是援引对圣经的解释。唯一真正的问题是：援引谁的解释？

20世纪，粗略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神学无政府状态（theological anarchy）的世纪。自由派和一些极端教派已经公然拒绝许多正统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而就在最近，很多宣称自己是福音派的学者，已经在倡导各种教义的修正版，例如“开放神学”（openness theology）的倡导者就在提倡修正过的神论[1]。“末世预言实现论”（Preterism）的支持者则推动修正后的末世论[2]。一些“保罗新观”（new perspectives on Paul）的学者则提倡修正后的唯独因信称义教义。通常，修正者会宣称他们只是在重述一项比较经典的教义。不过，批判者很快就会发现，这些修正其实是对教义的扭曲。

讽刺的是，一个类似的修正版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教义也在新教内部兴起了。但是与修正版唯独信心教义不同的是，修正版唯独圣经教义并没有在宗教改革的后代中引起太多争议。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修正版教义在几个世纪以来，已经取代了宗教改革教义。事实上，在福音派世界的许多地方，这个修正版教义才是今日的主流观点。许多人宣称这个修正版教义就是宗教改革的教义。不过，和修正版唯独信心的教义一样，这个修正版唯独圣经教义，其实是对宗教改革教义的扭曲。

采用修正版唯独圣经的教义，已经在新教教会中带来了许多圣经、神学和实际上的问题。最近几年，这些问题已经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许多新教徒改信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宣称改变信仰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唯独圣经的教义是不合理的（indefensible）。最近，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护教学家很快利用目前的形势，出版了许多书籍和文章，矢志要批判唯独圣经的教义。然而，其中一个问题是，这些改信的人和护教学家们似乎都不明白，他们所批判和拒绝的教义，其实只是修正版的唯独圣经的教义，而不是经典的宗教改革教义。为了要明白其中的差异，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

历史观察

要了解宗教改革时期唯独圣经的教义，其中一部分困难在于，历史上的辩论常常被简化为“圣经vs.传统”。新教被认为是在教导“唯独圣经”（Scripture alone），而罗马天主教被认为是在教导“圣经加上传统”（Scripture plus tradition）。然而，这并不是真正准确的历史画面。其实应该从圣经与传统究竟是什么关系，以及教会历史中相互抗衡的观念不仅仅只有这两个的角度来理解辩论。要想明白宗教改革唯独圣经的观念，我们必须更准确地明白当时的历史背景。

改教时期对唯独圣经的争辩并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乃是接续了自中世纪以来的一个辩论，即对圣经与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 “传统”的意义的辩论。在初代教会的头三到四个世纪，教父们一贯教导的，是一个相当一致的圣经权威观。他们认为，神的启示以及具有权威的教义规范（the authoritative doctrinal norm）的唯一来源乃是旧约加上使徒的教训，这一观点已经被写下来，记录在新约圣经的使徒教训中。圣经必须在教会内，由教会在regula fidei（rule of faith/信仰准则）[3]的背景下来诠释。不过，不论是教会或regula fidei，都不能被视为神启示的第二个附加来源。教会是神在圣经中的启示的诠释者，而regula fidei是解经的背景（hermeneutical context），但是只有圣经是神的话。一位研究宗教改革历史的神学家海戈·欧伯曼（Heiko Oberman，1930-2001）把只有单一启示来源的观念称为“传统1”。

双重来源的观念传统最早出现在第四世纪巴西略（Basil）和奥古斯丁的著作中，认为传统是第二个启示的来源，是圣经启示的补充。欧伯曼把这个双重来源的传统观念称之为“传统2”（欧伯曼教授有许多恩赐；但是贴上合宜醒目的标签显然不是他的恩赐之一）。我们无法绝对肯定，巴西略或奥古斯丁是否真地教导双重来源的观点，但是事实是他们的著作中隐藏了这个观点，也让这个观念在中世纪时占有一席之地。这当然是需要时间的，因为在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传统1（也就是早期教会的立场）仍然是主流的观点。直到12世纪，一场强大的运动才迅速推动了传统2的发展。直到14世纪时，在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的著作中才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他是最早明确相信启示双重来源的中世纪神学家之一（如果不是第一个的话）。那么，从14世纪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两个对立观念的平行发展：传统1和传统2。宗教改革就是发生在持续不断的中世纪辩论的背景之下。

如果我们记住中世纪的背景，宗教改革时期关于唯独圣经的争辩就会变得更加清晰。改教家不是凭空捏造出这样一个新教义，只是接续一个已经进行了好几个世纪的争论而已。他们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主张要恢复传统1，以抗衡在天主教会内部的传统2，这些权威改教家（magisterial reformers）论证说，圣经是启示唯一的来源，它也要在教会内，由教会来诠释，而且是在regula fidei的背景下来诠释。他们坚持回到古老的教义，而当传统1与新教的信念越来越靠近时，罗马教会的回应就是趋向传统2，而且最终在天特会议中正式采用了传统2的观点。（罗马教会从那时起，就采用了欧伯曼称之为“传统3”的观点，即“当时的教会权柄”（Magisterium of the moment）被认为是启示的唯一真正来源。不过，这个议题已经超过这篇短文的范畴了。）

在权威改教家提倡要回到传统1（唯独圣经）的同时，一些极端的改教家则呼吁要同时摒弃传统1与传统2，并采用一种全新的对圣经与传统的认识。他们主张，圣经不只是唯一无误的权威，也是唯一完全的权威。教会真正的、但是附属的权威，以及regula fidei的权威就这样被完全弃绝了。根据这个观点（传统0），在真正意义上，传统不具有任何的权威。反而，个别的信徒唯独需要的，只是圣灵与圣经。[4]

在18世纪的美国，这种极端宗教改革的个人式观点，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和新式民主的平民主义相结合，创造了传统0的一个激进版本，几乎取代了宗教改革的唯独圣经教义（传统1）。这个新的教义——也许可以称其为“唯奉”圣经（‘solo’Scriptura），而不是“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攻击教会正当、次要的权威，也攻击教会的大公信条。很不幸地，许多持守这个观点的人错误地相信并教导他人，以为这就是路德与加尔文的教义。

宗教改革的唯独圣经教义

总结宗教改革的唯独圣经教义，或宗教改革关于圣经与传统之间关系的教义，我们可以说圣经必须被视为是神启示的唯一来源；它是神唯一默示的、无谬误的、最终的以及具有权柄的信仰与生活的准则。圣经必须在教会内并由教会来解释；也要在信仰准则（基要信条）的释经背景内来解释。正如理查•慕勒（Richard Muller）的观察，唯独圣经这个宗教改革教义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的神学必须重新建构，不需要参考教会的诠释传统，只要靠孤寂的释经家面对赤裸裸的经文即可。” 宗教改革对圣经、传统与权威的教义，可以藉着查考一些改教家的著作加以证明，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马丁•路德在沃尔姆会议（Diet of Worm）上的宣告众所周知：“除非我被圣经和明白的理由所说服，否则我不接受教皇和议会的权威，因为他们常常自相矛盾，我的良心是神话语的俘虏。”许多人把这个声明作为证据，认为路德反对传统1即早期教会的教导，但是我们在下结论之前，必须考虑其它的因素，即这个声明的历史背景，以及路德对这个主题的进一步说明和阐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路德1532年写给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Duke Albert of Prussia）的一封信中，提到“基督在圣餐中真实临在”的教义，他写道：

“再者，这一点从基督教会的开始就被确认、被相信、被持守，直到今日，是整个圣洁的基督教会的见证，如果我们再没有其它见证，也是足够的了。因此，若有人反对整个圣洁的基督教会从开始到现在持守达1500年之久、被全世界一致公认的合一见证以及信仰和教义，这样的做法不仅危险，而且可怕。如果今天有人要加以怀疑，就如同是不相信基督教会，这么做不只是在咒诅整个圣洁的基督教会是可憎的异端，也是在咒诅基督自己，以及所有的使徒和先知。”

第二代路德派学者马丁•开姆尼茨（Martin Chemnitz，1522-1586），在《审查天特会议》一书中，也写到类似的话：

“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只靠自己的智慧来解释圣经，即使是最清楚的经文也不能如此……我们也心怀感恩并带着敬畏借用教父们的努力，他们对圣经的注释很好地帮助我们澄清了圣经的许多经节。而我们也承认，古代教会在圣经真实和纯正理解上的见证，也大大地坚定了我们的信心。即使有人自以为发明了新的圣经释义，但是与过去所有古老教义相矛盾，而且显然过去的教会也没有此类见证，我们也不会容忍和赞同。”

另一个提到这个问题的权威改教家是约翰•加尔文。例如，在1559年版的《基督教要义》中，他写道：

“如此，我们甘心相信并敬畏早期大公会议的信条，并视之为圣洁，例如尼西亚会议、康士坦丁堡会议、以弗所会议和迦克顿会议等等。它们所关切的就是要驳斥错误，只要与信仰的教导有关。这些信条所包含的无它，不过是纯正真实地阐释圣经，是圣洁的教父们使用属灵的明辨，粉碎当时兴起的宗教敌人。”

此外：

“如果要讨论任何的教义，我们也乐意让步，最好且最稳妥的方案是召集一个由真正的主教所组成的会议，来检视这些有争议的教义。”

用19世纪改革宗神学家查尔斯•贺治（Charles Hodge，1897-1978）的话来总结传统新教徒的观点很恰当：

“再次地，新教徒承认，从圣经中第一次提及福音（protevangelium）[5]，到启示录结束，一直有个连续性的传统源流的教导在基督教会中流传，从五旬节开始，直到当代。这个传统就是信仰的准则，任何违背这个传统的，就不是真正的信仰。基督徒不是孤立的，各自抱持着自己的信条。他们是一个身体，拥有一个共同的信条。反对这个信条，或其中任何一部分，就是拒绝基督徒之间的团契，与圣徒相通或同为基督身体的原则不符。换言之，新教徒承认，教会有共同的信仰，没有人能随意拒绝它，反对这个共同的信仰，就不是基督徒。”

修正主义者的“唯奉”圣经教义

与宗教改革唯独圣经的教义相对照的，是修正主义者“唯奉”圣经的教义，其特色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拒绝教会与诸多大公信条的权威。如果我们把”唯奉”圣经的倡导者的声明，和以上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徒的声明加以对比，很快就可以看出其明显的差异。还要注意重要的一点，这个教义在早期美洲是如何出现的。如同拿单•赫其（Nathan O. Hatch）提到的，把个人的判断置于教会与信条的判断之上的第一批美洲人，是非正统的牧师们。

例如，自由派的牧师西面•霍华德（Simeon Howard, 1733-1804），曾建议牧师们“把所有附加在人的系统上的东西，所有对于人名、大公会议和各教会的偏好抛在脑后，真诚地问，‘圣经说了什么？’”查尔斯•比彻（Charles Beecher, 1815-1900）努力要推翻正统的基督徒信仰。他曾公然指责“信条的权力”，并为“圣经，整本圣经，只有圣经”的立场辩护。普救论的牧师葛洛许（A. B. Grosh，-1884）也同样宣告，“在宗教信仰中，我们只有一个父亲、一个主人，而圣经，就是圣经，是我们唯一认可的信条书。”

极端的“唯奉”圣经的美洲版本，在复原主义者（Restorationists）的著作当中，得到了完满的表达。他们把民主的平民主义原则应用到启蒙运动的基督教中。1809年，复原主义者以利亚斯•史密斯（Elias Smith, 1769-1846）宣称，“在宗教事物上，要冒险做个独立的人，如同在政府事务方面一样。”巴顿•史东（Barton Stone, 1772-1844）宣称，“在基督被钉十字架后”，过去的历史应该“被丢到垃圾堆”。亚历山大•坎贝尔（Alexander Campbell，1788-1866）明确说明自己的个人式的圣经观。他宣称，“我尝试如下方法来阅读圣经，就好像在我之前没有人读过圣经一样；我也尽力不让昨天阅读圣经的观点或一周之前阅读的观点影响今日的阅读，同时尽量避免让自己受到任何外来的名字、权威或任何系统的影响。”改革宗普林斯顿神学家撒母耳•米勒（Samuel Miller, 1769-1850）的观察十分正确，“那些最热心的反对信条的人，通常都是些自由主义者（latitudinarians）和异端（heretics）。”

为什么必须拒绝“唯奉”圣经的观点

修正版的“唯奉”圣经教义，深入到现代的教会中，今日许多新教的基督徒，在感情上仍然会认同以上所摘录的自由派与极端派牧师的话，而不是改教家的教导。然而，“唯奉”圣经的教义在今天仍旧带来问题与危险，和过去几个世纪一样。它仍然是不合圣经、不合逻辑、也是无法实践的。下面我要说明几个比较明显的问题。

“唯奉”圣经最根本的问题是会导致人的自治（autonomy）。它会导致神的话以外的东西最终成为权威。它的问题与罗马天主教的教义相同。唯一的差别是罗马天主教把最终权威交给教会，而“唯奉”圣经把最终权威交给个别信徒。所有的教义与信仰实践都要用一个最终标准来衡量，而这个最终标准就是个别信徒的个人判断，来决定哪些符合圣经，哪些不符合圣经，结果是主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然而，改教家以“唯独圣经”为最终依据，其意思从来不是“唯独我自己”。

圣经本身显然没有教导“唯奉”圣经。基督以权柄的结构设立他的教会，并赐给他的教会一些特别被任命从事神话语职事的人（徒6:2-4）。如果有争议出现，使徒并没有吩咐个别信徒回家，自行决定谁是对的。他们举行了一个会议（徒15:6-29）。即使是在最著名的庇哩亚人的例子中，也不支持“唯奉”圣经（参见徒17:10-11；另参1-9节）。保罗并没有吩咐个别的庇哩亚人回家，自行决定他所教导的是否是真的。反而，庇哩亚人天天和保罗一起考查旧约圣经，好看看他关于弥赛亚的教导是否是真的。

至于释经法，“唯奉”圣经的教义也是毫无盼望的。只靠“唯奉”圣经，圣经的解释会变成全然主观化、相对化，也没有解决差异的可能。事实是圣经中有许多部分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持守“唯奉”圣经的人被教导说，这些不同的解释只要回到圣经就可以得到解答。但是这个有不同解释的问题，如何能靠援引其它解释来解决呢？每个援引圣经的人，都是援引圣经的解释。唯一真正的问题是：援引谁的解释？对圣经有不同解释的人，不可能把圣经直接摊在桌上，要圣经解决彼此间的差异。圣经要作为权威，必须被某个人阅读，被某个人所解释。根据“唯奉”圣经的原则，这个“某个人”就是每个个体，所以，最终的结果是，有多少解释圣经的人，就有多少最终的权威。这是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泛滥。“唯奉”圣经的倡导者认为罗马教会在解经上专制，他们的谴责并没有错误，但是解决解经专制的方法不是解经的无政府主义。

“唯奉”圣经的教义也要面对一个历史的难题。即这个教义与第一世纪的教会以及之后的几个世纪的教会内的真实情况无法调和。如果“唯奉”圣经是真的，那么，在很多年中，大多数教会都没有真理的标准。在第一世纪中，人们无法走进当地基督教书店购买一本圣经。当时圣经书卷是手抄的，不是每个信徒的家中都有。直到基督遇难后十年，新约圣经的第一批书卷甚至还没有完成。逐渐地，有些教会获得了一些书卷，而其它教会有另外几卷书。直到许多年之后，我们现知的新约圣经才被完整地收集起来。即便在当时，这些经卷也是手抄的，不是每个基督徒的家中都会有。如果个别人要靠自己或根据圣经来替自己判断并评估所有的事，如同“唯奉”圣经的倡导者所说的，这个原则如何在第一世纪，在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之前得到实践呢？

有关“唯奉”圣经最明显的问题是正典的问题。如果有人要说圣经无论如何是唯一的权威，那么，一个合理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决定什么是“圣经”，什么不是“圣经”？“唯奉”圣经的倡导者宣称圣经有权威，但是却无法以权威说出圣经是什么。圣经前面的目录本身不是神默示先知或使徒写下来的。在真正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教会的信条，宣告教会相信这是圣经的内容。[6]说明“唯奉”圣经面对的有关正典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只需要问以下的问题：“唯奉”圣经要如何处理现代的马吉安[7]？例如，“唯奉”圣经的倡导者要如何和一个宣称真正的新约圣经只包括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罗马书和启示录的人争辩？他无法援引教会、历史或传统作支持。一个条理清晰、前后一致的“唯奉”圣经的持守者，根本无法回应这种观点，如同“唯奉”圣经立场的一位坚定持守者在私人通信中告诉我的，每个个别的基督徒有权利和义务，要靠自己、为自己决定哪一卷圣经的书卷是正典。对“唯奉”圣经的倡导者来说，这是唯一能够采取的前后一致的立场。但这是自打嘴巴，因为它毁掉了圣经的客观观念。例如，如果每个人自行决定罗马书是否是正典、是有权威的圣经书卷，人们就不能以罗马书为最终的圣经权威。

正典的问题不是“唯奉”圣经所引起的唯一的神学问题。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采用“唯奉”圣经的观念让人无法对基督教是什么、不是什么给出客观定义。“唯奉”圣经会彻底否认正统和异端的概念。如果大公信条的权威性被拒绝，每个个别的信徒可以自行并靠自己来决定所有教义的问题，那么，所有正统和异端的定义就完全是相对的和主观的。一个人认为三位一体的教义是合乎圣经的；另一个人则认为这不合圣经。一个人认为开放神学是合乎圣经的，另一个人则认为它不合圣经。对所有其它的教义也是如此。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义基督教。

最后，我们必须了解，“唯奉”圣经忽略了现实。圣经并不是从天上直接空投到我们怀中的。若不是许多考古学家、语言学家、抄写圣经的文士、经文鉴别学家、历史学家、翻译者以及更多其他人的努力，我们甚至无法靠自己阅读圣经。如果“唯奉”圣经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直接把没有翻译过的、古代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圣经、旁经和伪经的抄本给地球上一些与世隔绝的部落的人读，他们不需要任何人的协助，可以学会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可以阅读各种的抄本，自己决定哪些是正典，然后获得一个正统的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然而，这之所以不可能，正是因为“唯奉”圣经是不正确的，是不合圣经的，是对真理的扭曲。

修正版“唯奉”圣经的观念，已经对基督的大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唯奉”圣经的观点出现在早期激进分子的教导中，权威改教家的抵制和拒绝是正确的。当代的继承者们必须在这点上跟随权威改教家的脚踪。这场战争必须从两个阵线上来打。我们不只是要拒绝罗马天主教的教义（无论是传统2双重来源的教义，或传统3唯独教会的教义），即把最终的、自治的权柄交给当下的教会；我们也要拒绝修正主义者“唯奉”圣经的教义，即把最终的、自治的权威交在所有个别的基督徒手上。

附注：

要更多了解海戈·欧伯曼（Heiko Oberman）提出的传统1，请阅读他的书籍The Dawn of the Reformation（Edinburgh: T&T Clark, 1986），280页。对传统0的背景知识，请参考Alister McGrath, Reformation Thought（Oxford: Blackwell），第二版，144页。（中文版：阿利斯特•麦格拉思，《宗教改革运动思潮》，蔡锦图、陈佐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编者注）要更多了解“唯奉”圣经的背景知识，请参考拿单•赫其（Nathan O. Hatch），“Sola Scriptura and Novus Ordo Seclorum”，见于N. Hatch 和 M. Noll编，The Bible in America，59-78页。理查•慕勒（Richard Muller）的引述摘自他的Post-Reformation Reformed Dogmatics，第二卷（Grand Rapids: Baker, 1993），51页。路德写给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Duke Albert of Prussia）的信件见Philip Schaff，The Principle of Protestantism（Philadelphia: United Church Press, 1964 [1845]），116-117页脚注。开姆尼茨（Chemnitz）的引述见Fred Kramer译，Examination of the Council of Trent，第一卷（St. Louis: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71），208-209页。加尔文的相关引言摘自《基督教要义》4.9.8 和4.9.13。查理斯•贺治（Charles Hodge）的引述摘自他的Systematic Theology，第一卷，113-114页。拿单•赫其（Nathan O. Hatch）对修正版“唯奉”圣经的评论摘自Nathan O. Hatch，“Sola Scriptura and Novus Ordo Seclorum”，见于N. Hatch 和 M. Noll编，The Bible in America，62页。撒母耳•米勒（Samuel Miller）的引言摘自The Utility and Importance of Creeds and Confessions（Greenville, SC: A Press, 1991 [1839]），15页。想要更好讨论这个主题，马提森先生请读者们阅读他的书籍The Shape of Sola Scriptura（Canon Press, 2001）。

作者简介

基思·马提森（Keith A. Mathison）Tabletalk杂志副编辑，著有The Shape of Sola Scriptura（Canon Press, 2001）一书。本文原载于Modern Reformation杂志，2007年3/4月号，总16第2期，25-29页。

[1] 这种神论主张，神既然给了人自由意志，就让这个自由意志完全发挥，因此神也限制自己的全知，事先不知道人会作什么选择。这称为“神的开放性”，参http://www.carm.org/what-is-open-theism。——译注

[2] 这种末世论主张圣经关于未来的预言已经在第一世纪初代教会时就应验了。——译注

[3] 相当于基要信条。——译注

[4] 最有名的口号是：“一本圣经，两个膝盖”。——译注

[5] 指创世记3:15：“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译注

[6] 例如，《比利时信条》，《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等就明白列出这些经卷的名称。——译注

[7] 马吉安（Marcion），第二世纪的一个异端，否认旧约是圣经正典的一部分。——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