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讀一篇《民國留給“新中國”真的說一窮二白嗎？》的微文，有感而發。微文鏈接在文後。

由於對私有經濟重視和保護的到位，晚清和民國的經濟和科技發展，完全是organic development，健康有序。

而不像紅朝的經濟和民生，要麼偏食（比如國營計劃經濟），要麼打激素（比如大量外資的投入），而營養不均衡、變態畸形。

紅朝停止自身折騰後，獲得了近四十年時間的既無內憂、也無外患的和平發展機遇。即便自詡“四個自信”，但所取得的民生經濟和科技進步之成就，不論同其他成功國家的橫向比較，還是同天朝歷史的縱向比較，幾乎沒有值得稱道之處。更何況，社會體制，意識形態、包括主流智識階層的認知，與百年之前，不但沒有任何長進，反而深陷邪教歧途。

從橫向比較來看，有我們熟知的日本戰後經濟奇蹟，南韓經濟騰飛。還有比如西班牙自上世紀七十中期年代，獨裁者弗蘭哥駕崩後，從貧窮落後的狀態開放發展。此外，捷克等共產倒台、融入西方社會後，等等等等。這些國家也就是經過一代人（三、四十年）的努力，都完成經濟的高速發展、民生和國力的大幅提升。同時也實現了社會的良性和平穩轉型。

如果從縱向比較，有晚清的同光中興，和民國黃金十年（1927~1937年），這些都是遠勝紅朝新洋務運動的、國力和經濟的快速提升的時期。比如，民國在大陸的38年，平均年增長為5.6%左右，這個還包括的抗日戰禍，也沒有停止增長步伐。而很多時候，基本年增長8~9%左右，早期甚至有多年近13%的年增長率。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增長，也很少利用外資，那時民國獲得的外資占GDP的比例，遠遠遜色於歐美投入印度和南美的比例，更不及當下的紅朝。如果要說外資投資的比例，令人汗顏的卻是，日占的滿洲地區，獲得的日資比例最高。除了戰禍，民國黃金十年，基本在內憂外患的惡劣條件下、高速發展起來。內憂有蟆劣邪教摧毀中華文化、認賊作父、搞去中國化、製造兩個中國的蘇維埃的割據搗亂和對和平居民生活秩序的破壞。其實，民進黨的台獨政綱及去中國化措施，同源於赤匪的中華蘇維埃理念。共產、民進一家親，最終攜手打倒共同敵人——國民黨反動派。現在土共反而指責民進黨搞兩個中國、去中國化的台獨；純屬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外患有日本，從極品人渣張漢卿拱手相讓東三省上，對中原的虎視眈，以及蘇俄雜毛的全方位滲透。再說了，紅朝前三十年，在太祖先帝治下，可謂亙古未有的人間地獄。經濟民生大倒退不說，即便非正常死亡的國民，就遠遠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參戰國的死亡人數總和。

另外，稱晚清和民國為“半封建、半殖民”這樣枉顧事實的信口雌黃，完全是俄雜邪教荼毒、數祖忘典的一派胡言。

天朝自“六王畢、四海一”之後，就完全從封建社會（feudal system）轉型到郡縣制的大一統社會，封君建國只是存在於秦皇之前的周天子時代。而秦皇、漢武建立的中央集權之郡縣制社會，"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除了最高掌權者之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種近乎平民社會的形式；任何社會底層，都可以通過立軍功、中科舉而改變提升自身社會階層。這種國家結構的行政效率和對民生的保障，遠遠領先歐洲中世紀之封建社會。歐洲只是十五世紀以來的宗教改革，理順“人-神”關係後、才促進科技發展、並引導工業革命，加之不斷改進的憲政建設，獲得社會發展的加速度，從而甩天朝帝國一大截的。

再說，晚清和民國時代，在亞洲國家裡，中國屬當之無愧的少有的幾個主權國家之一；近代以來，在亞洲，能夠完全獨立於西方的主權國家只有：中國、伊朗、日本、暹羅（泰國）、文萊等少數幾個。即便那時上海、天津的洋人租界區，國民也可以隨便自由出入遷居，根本無需什麼改革開放早期、（深圳）特區通行證這樣到旅行文件，以及紅朝的戶籍遷居限制。民國之初，由於竊國大盜孫中山的一己之私，加上與北洋袁世凱之間的互不信任，使得自清末以來的憲政改革試驗，步履維艱。國民黨為了標榜奪權的合法性，美化小丑孫文，忽悠出“三民主義”。孫文也在《建國大綱》裡，假馬日鬼地開出什麼“軍政、訓政、民政”支票。總之，民國黃金十年之前的憲政進展式微，軍閥混戰到是家常便飯。就像紅朝改革開放初期，深圳這樣沿海經濟特區的建立，為市場經濟轉型探索，提供樣板一樣；那時西方租界區內，由於三權分立能夠得到執行和保障，無疑能為當時中國的憲政建設、和社會的平穩良性轉型，提供有效的實際參考樣板。只是後來大陸的兩次淪陷，而終止了這樣的憲政建設和社會轉型的實踐。一次是半壁江山短暫淪陷到倭夷之手，另一次淪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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