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只是零星思考，也想借這種筆錄的操練，積累素材，以期串接成章。雖然主線是以主流歐美國家、在近現代的兩條發展軌跡，但也不局限於此。一些也旁敲側擊，也可豐富材質。在不同自媒體post後，也有辯駁、反詰、或質疑，這些無疑幫助豐富內容，使思考完善嚴謹。

其中也有提及，並且很多文獻也這樣歸類的，約翰·洛克不是清教徒，而是自然神論者。近現代的歐美國家發展，無處不留下這個政治哲人的烙印，暫借這個偉大名字，稍微落筆延伸一下。

為英國光榮革命完美詮釋的約翰·洛克，出生在一個清教徒家庭，父母都是虔誠的清教徒，洛克也在出生時受洗。其實對於這種出生受洗，和其以後的信仰，並不能完全對應的，畢竟剛出生的嬰兒能懂什麼。而他的基督教信仰，無疑深受加爾文的影響；可能後來的有遠離三位一體的神格唯一論的傾向吧，但這個不敢肯定，而將洛克劃歸為自然神論者。他著名的論文《政府論》有上、下兩篇，很多中國人只是知道其下篇部分，具體關於個人權力、國家權力、具體的政府形態和職能等等的可以操作的部分。好像最初的商務印書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也只是收錄其下篇。而在上篇，洛克從人類始祖的亞當，並不具備可供後世承襲的君權，以《聖經》的依據來駁斥君權神授的理論。當然了，對於缺乏基督教背景的國人，這樣的論述確實沒有什麼用處的，統統歸為什麼神秘主義的不可求證云云。

而其《政府論》的上篇，才是其理論的靈魂，只有具備堅實的基督教信仰基礎，對人的原罪和人性幽暗的深刻洞悉，對公權私有的提防，對權力濫用的警惕，才能給出下篇那樣的政府理論設計。美國的《獨立宣言》以及憲法等諸多立國文件，大量抄襲洛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最初是依照聖經的原則，而建立起來的“山巔之城（The City Upon a Hill）”。

中國人在學西方時候，一貫只是急功近利地接受有用的、形而下可操作之物器部分，側重於表面的、能夠快速見效的玩意。比如從洋務運動一開始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同樣，百年前的五四運動，也囫圇吞棗地討來了 “民主”和“科學”（德、賽二先生）這兩道咒符，而不見其背後的基督教形而上之道。尤其是“民主”的概念和實踐，如果沒有堅實的基督教社會背景，往往是一劑美麗的砒霜。這也是紅朝朝廷和官控媒體，嘲笑印度的民主化的低效和腐敗，嘲笑中東穆斯林國家在民主化運動過程中的混亂和失敗，而成為拒絕普世價值的藉口。

而德、賽二生，被天朝帝國的幾代智識階層，塑為新的偶像，頂禮膜拜，成為新的 “民主和科學”迷信。即便這樣的膚淺外化概念，也讓權力私有者頭疼而膽戰心驚。在五四運動100周年紀念會上，在“精甚細膩”的念稿過程中，肯定刀筆吏失職沒有注音，又“老人瞻仰”地跟襠走了一次。

雖然洛克也廣泛論證了對宗教的寬容，但他特地強調，政府或者權力執行機構對於無神論，不能採取寬容態度。因為不信神，會導致社會混亂和道德淪喪；並且“承諾、契約和誓言這些人類生活的規制，對無神論者是不可能具有約束力的”。

前面也提到過，無神論不但迷信無比，而且使得社會總體道德低下，社會誠信盡失。因為沒有敬畏，就可以無法無天。即便經常也說憑良心做事、行為，但用世俗之語，良心值幾個錢？如果對哲人而言，良心如何參照?有何依據？無神論是不可能給出這樣的參照的，是一個不斷改變的動態過程。而對於基督教信仰，其參照之物不言而喻，就是《聖經》的 “十誡”，就是獨一真神的絕對參照標準。

社會誠信，有一個重要標誌，就是不說謊，或者社會普遍認為說謊很可恥。甭說歐美的主流基督教傳統的國家，即便穆斯林國家和群體的社會誠信，遠比無神論國家和群體強很多。另外，東歐的前共產國家，由於有比較深厚的天主教傳統，即便在不說謊不可能生存的共黨年代，但說謊可恥的概念，也是深入人心的；並在社會生活中，也會時常提醒警示。

在此，根本不用將主流為基督教傳統的國家和群體來比較，即便以穆斯林國家，在社會誠信上，也完勝無神論國家和群體。

對於穆斯林，了解的不是很多。只是知道，《古蘭經》山寨了很多《聖經》、尤其是舊約的很多篇章。並且，耶穌在伊斯蘭教裡面，也是其中的一個先知，並且是沒有原罪（Sin）的先知。而穆罕默德是最大先知，但有原罪。作為一神教，伊斯蘭教堅決反對偶像崇拜；比如，穆罕默德的畫像很少出現過，即便出現，也都是臉色蒼白平淡，就是不想有偶像崇拜的嫌疑，而爭奪真主阿拉的光輝。還有就是，現在被穆斯林濫用了 的“Jihad（聖戰）”這個詞，本來的意思是穆罕默德在修煉悟道的時候，和自己內心欲望抗爭，和自己的私慾作鬥爭、掙扎之意。現在已經被曲解為，自殺攻擊的恐怖代名詞。另外，猶太先知亞伯拉罕，《古蘭經》裡稱為易卜拉欣，也被視為是眾先知之父。

在此，並非讚賞推崇穆斯林，我對穆斯林的態度，前面的論述，也可以看出的。但為何說信奉一神教的穆斯林為主體的社會，整體誠信要強於無神論社會呢？畢竟有真主阿拉，這個威懾力量。也聽說過有關非洲的穆斯林國家，雖然比較窮，國民也比較懶惰，但還不至於為了能賺錢，而去造假毒嬰兒奶粉、毒疫苗這樣的突破做人底線的事情。

還有前幾年，一個偶然機會看到的一條新聞，就是一張利比亞的新聞照片，也證實了這個猜測。當時，利比亞的反對派，在西方國家的軍事援助下，推翻卡扎菲政權。當然了，紅朝的主流媒體在報道類似事件的時候，一貫誓將歪曲事實、睜眼說瞎話的實踐進行到底的。肯定是利比亞有學中文的人，看到類似的歪曲事實報道，而用跌跌爬爬的中文，書寫一條抗議的標語“穆阿邁爾·卡扎菲是說謊者”，以便向無恥的紅朝官媒傳達不滿。而這個標語，完全是按照穆斯林社會的道德標準，來書寫的一句侮辱性的語句。雖然標語的書寫人，懂一點中文，但完全不了解紅朝的行為和道德準則。他以為，也會像他所處的社會環境一樣，在天朝帝國，說謊很可恥。這些穆斯林，哪能知道，在紅朝帝國，善於說謊，謊說的滴水不漏、嚴絲合縫，能將別人騙的團團轉，是備受推崇和讚賞的本領。而在天朝帝國，只是說某人“笨”或者“蠢”是屬於侮辱人的語言，而“說謊”根本就不在道德考量的範疇。而如果不說謊的話，會被譏笑為，這個人很老實，言外之意就是很“笨”的意思。

紅朝主流一貫會狡辯，胡扯什麼物質決定意識，迷信“倉廩實而知禮節”。如果富裕了，也就社會誠信和道德就會提升，更是自欺欺人。記得很多年前去西雙版納旅行，也聽到當地傣族等少數民族的人說，原來的西雙版納很窮，但整個社會沒有偷盜現象，可謂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是因為他們信奉小乘佛教，偷盜是很可恥的。而後來出現的盜竊習慣，是由相對發達富裕的上海地區知青帶過去的。當然了，也不知道正能量滿滿的梁家河，在挑兩百斤擔子不換肩的模式下，會有什麼樣的現象？

雖然，大家都說，中國人很勤勞，但很多時候，勤勞的精力，花費在“你防我，我防你”的內耗上。政府、團體（企業）和個人，之間互不信任，互相提防，大大增加了管理、防範的成本。而基督教新教為主體的國家和社會，擺正了人-神關係，也理順了人-人之間的關係，社會誠信度比較高，也無須那麼多的提防，從而大大降低了社會的管理及運行成本。也大大降低了經濟活動的成本，從而促進生產力的快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