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只是零星思考，也想借这种笔录的操练，积累素材，以期串接成章。虽然主线是以主流欧美国家、在近现代的两条发展轨迹，但也不局限于此。一些也旁敲侧击，也可丰富材质。在不同自媒体post后，也有辩驳、反诘、或质疑，这些无疑帮助丰富内容，使思考完善严谨。

其中也有提及，并且很多文献也这样归类的，约翰·洛克不是清教徒，而是自然神论者。近现代的欧美国家发展，无处不留下这个政治哲人的烙印，暂借这个伟大名字，稍微落笔延伸一下。

为英国光荣革命完美诠释的约翰·洛克，出生在一个清教徒家庭，父母都是虔诚的清教徒，洛克也在出生时受洗。其实对于这种出生受洗，和其以后的信仰，并不能完全对应的，毕竟刚出生的婴儿能懂什么。而他的基督教信仰，无疑深受加尔文的影响；可能后来的有远离三位一体的神格唯一论的倾向吧，但这个不敢肯定，而将洛克划归为自然神论者。他著名的论文《政府论》有上、下两篇，很多中国人只是知道其下篇部分，具体关于个人权力、国家权力、具体的政府形态和职能等等的可以操作的部分。好像最初的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也只是收录其下篇。而在上篇，洛克从人类始祖的亚当，并不具备可供后世承袭的君权，以《圣经》的依据来驳斥君权神授的理论。当然了，对于缺乏基督教背景的国人，这样的论述确实没有什么用处的，统统归为什么神秘主义的不可求证云云。

而其《政府论》的上篇，才是其理论的灵魂，只有具备坚实的基督教信仰基础，对人的原罪和人性幽暗的深刻洞悉，对公权私有的提防，对权力滥用的警惕，才能给出下篇那样的政府理论设计。美国的《独立宣言》以及宪法等诸多立国文件，大量抄袭洛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最初是依照圣经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山巅之城（The City Upon a Hill）”。

中国人在学西方时候，一贯只是急功近利地接受有用的、形而下可操作之物器部分，侧重于表面的、能够快速见效的玩意。比如从洋务运动一开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样，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也囫囵吞枣地讨来了 “民主”和“科学”（德、赛二先生）这两道咒符，而不见其背后的基督教形而上之道。尤其是“民主”的概念和实践，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督教社会背景，往往是一剂美丽的砒霜。这也是红朝朝廷和官控媒体，嘲笑印度的民主化的低效和腐败，嘲笑中东穆斯林国家在民主化运动过程中的混乱和失败，而成为拒绝普世价值的借口。

而德、赛二生，被天朝帝国的几代智识阶层，塑为新的偶像，顶礼膜拜，成为新的 “民主和科学”迷信。即便这样的肤浅外化概念，也让权力私有者头疼而胆战心惊。在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会上，在“精甚细腻”的念稿过程中，肯定刀笔吏失职没有注音，又“老人瞻仰”地跟裆走了一次。

虽然洛克也广泛论证了对宗教的宽容，但他特地强调，政府或者权力执行机构对于无神论，不能采取宽容态度。因为不信神，会导致社会混乱和道德沦丧；并且“承诺、契约和誓言这些人类生活的规制，对无神论者是不可能具有约束力的”。

前面也提到过，无神论不但迷信无比，而且使得社会总体道德低下，社会诚信尽失。因为没有敬畏，就可以无法无天。即便经常也说凭良心做事、行为，但用世俗之语，良心值几个钱？如果对哲人而言，良心如何参照?有何依据？无神论是不可能给出这样的参照的，是一个不断改变的动态过程。而对于基督教信仰，其参照之物不言而喻，就是《圣经》的 “十诫”，就是独一真神的绝对参照标准。

社会诚信，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不说谎，或者社会普遍认为说谎很可耻。甭说欧美的主流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即便穆斯林国家和群体的社会诚信，远比无神论国家和群体强很多。另外，东欧的前共产国家，由于有比较深厚的天主教传统，即便在不说谎不可能生存的共党年代，但说谎可耻的概念，也是深入人心的；并在社会生活中，也会时常提醒警示。

在此，根本不用将主流为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和群体来比较，即便以穆斯林国家，在社会诚信上，也完胜无神论国家和群体。

对于穆斯林，了解的不是很多。只是知道，《古兰经》山寨了很多《圣经》、尤其是旧约的很多篇章。并且，耶稣在伊斯兰教里面，也是其中的一个先知，并且是没有原罪（Sin）的先知。而穆罕默德是最大先知，但有原罪。作为一神教，伊斯兰教坚决反对偶像崇拜；比如，穆罕默德的画像很少出现过，即便出现，也都是脸色苍白平淡，就是不想有偶像崇拜的嫌疑，而争夺真主阿拉的光辉。还有就是，现在被穆斯林滥用了 的“Jihad（圣战）”这个词，本来的意思是穆罕默德在修炼悟道的时候，和自己内心欲望抗争，和自己的私欲作斗争、挣扎之意。现在已经被曲解为，自杀攻击的恐怖代名词。另外，犹太先知亚伯拉罕，《古兰经》里称为易卜拉欣，也被视为是众先知之父。

在此，并非赞赏推崇穆斯林，我对穆斯林的态度，前面的论述，也可以看出的。但为何说信奉一神教的穆斯林为主体的社会，整体诚信要强于无神论社会呢？毕竟有真主阿拉，这个威慑力量。也听说过有关非洲的穆斯林国家，虽然比较穷，国民也比较懒惰，但还不至于为了能赚钱，而去造假毒婴儿奶粉、毒疫苗这样的突破做人底线的事情。

还有前几年，一个偶然机会看到的一条新闻，就是一张利比亚的新闻照片，也证实了这个猜测。当时，利比亚的反对派，在西方国家的军事援助下，推翻卡扎菲政权。当然了，红朝的主流媒体在报道类似事件的时候，一贯誓将歪曲事实、睁眼说瞎话的实践进行到底的。肯定是利比亚有学中文的人，看到类似的歪曲事实报道，而用跌跌爬爬的中文，书写一条抗议的标语“穆阿迈尔·卡扎菲是说谎者”，以便向无耻的红朝官媒传达不满。而这个标语，完全是按照穆斯林社会的道德标准，来书写的一句侮辱性的语句。虽然标语的书写人，懂一点中文，但完全不了解红朝的行为和道德准则。他以为，也会像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一样，在天朝帝国，说谎很可耻。这些穆斯林，哪能知道，在红朝帝国，善于说谎，谎说的滴水不漏、严丝合缝，能将别人骗的团团转，是备受推崇和赞赏的本领。而在天朝帝国，只是说某人“笨”或者“蠢”是属于侮辱人的语言，而“说谎”根本就不在道德考量的范畴。而如果不说谎的话，会被讥笑为，这个人很老实，言外之意就是很“笨”的意思。

红朝主流一贯会狡辩，胡扯什么物质决定意识，迷信“仓廪实而知礼节”。如果富裕了，也就社会诚信和道德就会提升，更是自欺欺人。记得很多年前去西双版纳旅行，也听到当地傣族等少数民族的人说，原来的西双版纳很穷，但整个社会没有偷盗现象，可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因为他们信奉小乘佛教，偷盗是很可耻的。而后来出现的盗窃习惯，是由相对发达富裕的上海地区知青带过去的。当然了，也不知道正能量满满的梁家河，在挑两百斤担子不换肩的模式下，会有什么样的现象？

虽然，大家都说，中国人很勤劳，但很多时候，勤劳的精力，花费在“你防我，我防你”的内耗上。政府、团体（企业）和个人，之间互不信任，互相提防，大大增加了管理、防范的成本。而基督教新教为主体的国家和社会，摆正了人-神关系，也理顺了人-人之间的关系，社会诚信度比较高，也无须那么多的提防，从而大大降低了社会的管理及运行成本。也大大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成本，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