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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朝、阿三恩怨野谈(三) 2018-10-12 13:42:41


前世今生已如此,来世后生怎么办?其实,有前世之分析,那么来世的方案虽不能言成竹在胸,也可以顺理成章。老夫也在寻思,是狗续貂尾,还是就此打住,重开新篇?

思前想后,还是接着这懒娘婆的脚,让之长臭下去。

 

10 半个多世纪前,中印兵戎相见,这真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当然,中印双方都有责任。

 

红朝在太祖先帝治下,就一直不断在丢失朋友,丢失传统朋友,丢失有国际影响力朋友,丢失与地缘安全密切相关的朋友。就像个人一样,如果和一个朋友搞不好关系而翻脸,可能是彼此间的性格不合、或者其他偶然因素触成。而如果到处树敌,和大家都不能共事,被人人都讨厌的话,那么就应该是自身人品和性格的问题了。那么红朝的外交在太祖先帝时代,为何这样失败?一言以蔽之,中邪了。不但外交,整个国家的内政、以至于立国之本都中邪了。这里可以大概地罗列一下所丢失的朋友,首先是美国,然后苏联,印度,越南。当然,也有自以为是铁杆、而实际上是酒肉朋友,就像欧洲社会主义的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先帝还用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来形容;将这样优美的诗句用于描述红朝-阿共之臭气相投,真是鲜花插到牛粪上,玷污了唐诗的瑰丽、玷污了王勃的墨宝。同样的,如果大家都不拿你当真心朋友,只是临时说些哄骗讨好的话,来占点小便宜,然后将你当冤大头、白痴,再耍弄一番,也要想想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自己心理的缺陷、人格扭曲、人格分裂在哪里?当然国家层面就是国格缺陷在哪里?这种太祖开创的、前赴后继勇当冤大头的红朝传统,好像还在发扬光大。

 

11 这里大家也纳闷,怎么美国也是朋友呢?也是太祖先帝丢失的呢?那么我们来看看中美交往历史吧。两国正式交往,应该源于一百七十多年前在厦门签署的《中美望厦条约》。也是被红朝朝野一贯像个怨妇一样抱怨的,中美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这个条约,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的五口通商;规定商船来往如何税收,文件处理,统一海关度量衡,以及贸易纠纷处理,等等比较具体内容事项。其中还有令人啼笑皆非的一条,就是允许美国人在中国,可以请老师、学汉语,大清国政府不能干涉阻扰。如果没有这个条款,按照对等原则,就好像在说中国人去了美国,不允许学英语一样的荒唐可笑。试想,这样奇葩的条款都能进入两国的条约,可见美国当时面对的,是怎样一个不可理喻、不讲道理的荒唐政府?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一贯被红朝称为不平等的条款。首先当举,五口通商,就是开放国门,做生意。现在再看这个条款,根本就站不住脚。就看现在的各级政府,都想争办远比五口通商更要丧权辱国的自贸区;大家还等着自贸区的建立,以便将房地产炒翻天来捞一把呢。另外一条就是关税协定,大清关税变更,应该与美国领事商量并获得准许。还有要求给予美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并且,如果给予其他国家优惠条件,美国也应该一并均沾。至于贸易最惠国待遇,从现在观点来看,也是中国和世界诸国都在争取相互签订的,无可非议,不存在什么不平等之条款。

 

而关税变更要和美国商量,貌似不平等,似乎大清衙门没有权利调整自己的关税;其实这个关税条款也是山寨《中英南京条约》的。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大清国的进口关税,没有统一的标准,任由经办官员定夺。并且,每批货物、不同地点、不同官员,税率都不一样。个中缘由很简单,只有这样,衙门官员才能有机会中饱私囊。这样来说,对于商人,其商业成本和风险根本就没有办法评估;再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成何体统。这个条款绝对有利清廷稳定税收,杜绝腐败;合情合理,何来不平等?后来,英人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任大清的海关总长,帮助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近代化的税收、统计、检疫管理制度,清廉高效,为朝廷开辟了稳定增长的新的财政来源。并在此基础上,创建大清邮政。其单位的员工待遇福利之好,使国人无不趋之若鹜。那时国内各单位的学徒用工,除了商号的正常运营活计,还得做一些近似人格侮辱、诸如为老板娘端屎倒尿这样的额外仆佣杂务。对于赫德的杰出贡献,清廷后来加封尚书衔,一品顶戴花翎,太子太保。这些荣誉其含金量,远远要比现在的那些全国劳模、五一劳动奖章、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务院津贴等等,高出不知多少倍。清廷,将这样重要的位置交给英人管理,其改革开放的力度远胜于当今红朝。晚清的洋务运动,不论是经济、后来的政治、还有意识形态领域,其开放的深度广度,远胜当今红朝;红朝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之绩效,还没有超越慈禧的同光中兴;更何况那时大清国的GDP世界领先,占全球份额比例远远高于现在。

 

如果要说不平等,貌似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是无视大清法律、欺人霸道的条款。这个条款也是借用中英南京条约,美国完全是搭顺风车,享受现成的成果。这个领事裁判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外国人在大清犯法犯罪,大清衙门不能治罪,而由该国领事按照其国法律量刑科罪。如果这一条,在现在中国,完全是无视主权国法律和主权。当然了,现在红朝的司法实践和政策,也无需这样条款,反正是向洋人倾斜的。当时情况是,西方国家司法分为民事、刑事,即便恶劣刑事案件,也有辩护陪审团制度,以确保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而大清的衙门,只要有告状纠纷,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棍棒伺候,从实招来,屈打成招比比皆是,另外还有株连九族之法宝。那么,西方政府怎能让其国民在海外,遭受这样不公待遇呢?谁让那时天朝司法实践这样粗糙、无理、野蛮的呢,所以这个治外法权,从当时实情来说,完全合情合理。以至于后来,这个领事裁判权扩大到中国基督徒,有些瘪三混混,假装入教,行劣迹、横行于乡里,大清衙门拿他们没有办法,也触发民愤、引发教案,这是后话。从此以后,西方诸国都争相效仿,与清廷订立这样条款。清廷也同样,在日本和朝鲜享有这样的治外法权。西方各国的领事裁判权,均在二战时和二战结束后,悉数废除,当属蒋国政府之抗战功劳。

 

就从这中美最早的这份官方条约来看,根本不像一贯信口黄的那样不平等。应该可以说是以当时两国实情为依据,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友好交往,美国从一开始就视中国为友好国家、好朋友。

 

12 西方国家,从当时和清廷交涉的实际情况,总体来说,所签订的条约,并没有什么太出格的不平等,除了俄、日以外,另外俄、日也非西方国家。即便当时割让香港,也是事出有因。第一次中英战争、就是国人一贯称呼的鸦片战争,其真实的战争历史导因,本非鸦片走私,并非虎门销烟。而是林则徐和道光政府刚愎自用、傲慢无礼、拒绝人类基本文明,耍弄中式小奸小坏;尤其在处理双方纠纷时,像对待拆迁钉子户那样,采用停水断电这种下三滥手段,威胁基本生活保障和人身安全。那么为了日后不受制于清廷,英国索要一块落脚地。虽然觉得根本无用,但主要是丢了面子,天子道光也不明白,英夷要这个远在天边的、宝安县衙下属的香港破旧渔岛干啥?他哪里知道维多利亚湾,是天然深水良港。而俄罗斯的深层文化传统是东正教,貌似信耶稣,其实将基督迷信化;从而对敌对友,就没有安过好心,也就是这个国家能走入苏维埃的红色恐怖根本原因。当然,这里不能就这个问题进一步展开论述,否则离题太远,当另行撰文。日本,这里就不用废笔墨了,从未对邻居存善心、行善举。

 

如果说不平等交往,反而倒是清廷对外不公、不平等在先;因为那时天朝上邦,对待四夷,都是藩属关系,根本就没有平等外交的概念。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机构,处理外务,就是礼部下面的理藩院,也就是相当于民政部下面的一个司局级部门。因此,清庭也想将这样的关系,延伸至与西洋诸国;只是在与英法交战以后,见识到西洋的先进威猛,才成立了总理衙门府这样的外交部机构。林则徐可以算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学生魏源,在其《海国图志》里开明宗义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可见,从来就没有以一个正常健康的心理状态,和外邦平等交往。这就好像老师在课堂问学生,“同学们,你们为什么而学习?长大后想干什么?”“报告老师,我们学会本领后,长大有了力气,就来揍你”。

 

13 如果说涉及军事行动的冲突的话,中美之间,应该是在庚子拳变。为了解救被拳匪围困京城的外交领事和侨民,八国联军,在进攻天津大沽炮台时,美国军舰主动撤离战场,因为不能对友好国家动粗。在进入北京,解救外交人员和侨民以后,主动帮助恢复京畿秩序。国人应该记住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约翰·海(John Hay),是他提出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政策,极力地维护大清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阻止了俄罗斯这样的恶狼企图瓜分、肢解中国的野心。后来美国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各地大力兴学,清华大学就是其中之一,资助留美学生等等。这些千秋伟业,功德无量,有目共睹。

 

更不用说在二战期间了,当山本五十六成功偷袭珍珠港,这个世界上最喜出望外的人非丘吉尔和蒋中正莫属。蒋国政府终于等到了 “苦撑待变”之变,美军可以正式出手相助了。同仇敌忾,并肩作战,光复国土。没有美国的直接参与,凭当时中国一国之力,在可见未来,应该看不到胜算倭寇的希望。心昭天日,也可见在全面抗战之初,是蒋之坚决抗战之决心,奠定最终之胜利。

 

即便国共内战,国府南京沦陷时,燕京大学首任校长、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一直空等在南京,诚心诚意地想与土共接触,建立联系,继续中美友谊。而太祖先帝阴阳怪气地一声,《别了,司徒雷登》,拒人千里之外。虽然,土共认贼作父,频舔苏俄红毛屁眼,也只落得热脸贴冷屁股。那时,即便不少国家的驻华使馆和外交人员,还留守金陵;而苏联大使馆,非但未留城迎共军,反而跟随国民政府,迫不及待地南迁广州。本是同根生,但苏俄毛子内心,就从来没正眼瞧过这个南方的土鳖。斯大林出于利益平衡需要,也劝土共,以长江为界,与民国政府划江而治。太祖先帝,一统大位称王心切,只是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听计苏俄主子。也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之由来。


14 后来,红朝一边继续舔苏俄毛子屁眼,一边被耍弄,而卷入韩战,中美正式交恶。到此,两国友谊悉数殆尽,完全伤透了感情。杜鲁门朝野也一直纳闷,前几年还是并肩作战的盟友,怎么突然丢掉这个朋友,结论是原来红朝土共自己要丢。从此以后,两国相互仇恨,更不用说基本的信任。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军事上、政治上互相敌意,也波及经济贸易上,一直贻害至今。

 

红朝和苏俄交恶之后,为了摆脱孤立困境,太祖先帝和周相恩来,也和尼克松、基辛格接触,想重修关系。老夫翻看了当时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红朝自己的很多声明和说法,连自己现在都会嗤之以鼻的,不屑一顾。比如,“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那么为何不让西藏、香港、新疆独立呢?现在来看完全自己打自己嘴巴。而美国的声明,即便拿到今天,如果放在其他外交文件中,或者美国国策,一样适用,并可操作。

 

那么,美国在公报中的声明就是其政策,为何其政策连贯性这样一致?还有就是,为何在韩战以前,美国一直视中国为友好国家呢?难道,美国对中国网开一面吗?其实并非这样,即便美国和其他南美国家,还有初次交往国家,因为初次交往一般还没有产生矛盾,都是主动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这与其立国传统和深层文化有关。

 

15 近四百年前,当“五月花”号帆船,载着一群英国清教徒历经千辛万苦,在北美的普利茅斯上岸之前,签署了反映清教徒精神的、奠定美国立国之本的《五月花号公约》。就像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下,出埃及,来到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迦南,要建立荣神益人的国度。这种清教徒的立国精神,贯穿于其后的治国、外交理念。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替对手着想”,这是源于“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这样的基督教义。在这样一种潜在的意识引导下,对外,不迷信“真理在大炮射程之内这样的强权政治;对内,也会考虑弱势群体利益,很多西方有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其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并非这些群体变得强壮以后争取来的,而是强势的一方,为对手着想而努力平衡的结果。当然各个国家内部,还有国与国之间,都会有不同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也只算是影响其最终公正的干扰因素,限于篇幅,这里也不想具体展开论述。有时,国人也在感叹,为何英美国家,他们的对内对外政策连贯性、一致性很强,根本不像红朝那样朝令夕改,似乎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天生的战略高手。其实并非这样,主要是对人处事的心态,以及潜在的指导思想。只有充分地为对手着想,所签署的条约,还有相互间的利益保障,才能长久,才能共赢。即便相互敌对,相互竞争,只要为对手着想,也会有底线,并非致对手于死地而后快。那么,在国家层面,这样的敌人不可怕,即便战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比如日本在战败之前,举国都很明白,宁愿败给美国,也不能让苏联接管;因为败北美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其后的事实也是这样的,在美国的接管下,日本战后经济奇迹以及国泰民安就足以说明一切。同样,在国内政治竞争中,政见不同,道不同不相某,另请高明;竞选失败,相互握手祝贺一下。不像土共红朝,崇拜胜王败寇的邪理恶念,政见不同,理念不同,不是让对手身陷囹圄,就是让其家破人亡,株连九族,斩尽杀绝。同样在经济竞争中,因为替对手着想,也不搞恶性竞争,恶化破坏商业环境。在这样的基督教新教理念和传统指导下,只要美国主流还没有偏离基督教正道,那么,即便美国作为敌人,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的。这样的对手,也不可怕。

 

那么,这篇谈论中印关系的,为何要将远在天边的美国扯上呢?因为天朝朝野一贯神经质、像一个有妄想症的受狂一样,总在臆想,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论美国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天朝朝野都会像祥林嫂一样,自言自语地埋怨美帝,臆想都是针对天朝、冲着天朝而来的,而从来不正视自己的国格缺陷、心理偏狭和扭曲。即便中印洞朗危机,也是美国伙同印度包围天朝,更不用说,印美之间既没有结盟,也互不信任。还有就是,从这些中美关系以及历史中,也能更加深刻地了解自己的民族性格,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知彼首先要知己,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决策,百战不殆。

 

16 其实中美之间不应该成为宿敌,“(美)帝国主义根本亡我之心不死”完全是一个伪命题,不但不亡我,还会共利共存。如果将有限的资源,去防范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与人与己,都是浪费。而天朝的真正安全威胁只会来自俄罗斯、日本和三胖,尤其是北韩。即便收台湾、封延平王,或武或和,都不影响天朝实质安危存亡。为何说北韩是天朝之特别安全隐患呢?这里只能简述一下,如果展开,应另行篇幅。甭说胖子的核武,是中国最大安全威胁;即便在历史上,曾经因为高丽,导致两个朝代灭亡更迭:隋朝和清朝。隋炀帝,一个历史上少有的聪慧过人、励精图治、勤政奋发的天子,首次栽倒在高丽的阴沟。那么,满清不是被辛亥革命推翻的吗,怎么这个账算到朝鲜头上呢?因为大清栽在为高丽而引发的甲午海战,一代人改革开放的成果悉数赔尽。虽然还苦撑廿载,但王气已尽,大势已去。满清遗老、后任伪满总理的郑孝胥曾经预言:“大清亡于共和,共和亡于共产,共产亡于共管”确实令人胆战心惊。如果相信郑之预言,在可见的将来,也只有北韩三胖作怪为之了。

从前面老夫的分析和推导,得如下大前提:

第一,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以及各种变体版本说法,伪命题也。

第二,  太祖先帝本来就想赐赠藏南,如果…… 只是历史不能假设而已,藏南早就会是印度的了。

第三,  天朝安全隐患漏洞:俄罗斯、日本、三胖。这里只是直接给出结论,没有详尽论述而已。

那么,中印关系,如何解铃?如何解结?一言以蔽之,和为贵。如何和?还得下回来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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