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西方國家近現代歷史發展軌跡的思考，也是源於這樣一個統計事實。如果以自由公正、富裕祥和、人民安居樂業這些指標來綜合考核分類的話，一流國家的方陣裡面，基本都是主流居民為基督教新教的國家（比如，瑞士、德國、北歐、英、北美、澳洲）。二流國家的隊伍裡面，才能見到主流為天主教的國家身影。其他文明形式的國家，其中也包括同屬於基督教文化的東正教國家，也是尾隨其後，排列在第N流或者N+1流的方陣裡面。

深究這種現象，肯定要牽涉到比較複雜的教會史和教義的演化。其實天主教（Catholic）和東正教（Orthodox），詞義完全重合的，都是大公的、正統的、普世的意思。從最初的耶路撒冷、安提阿、羅馬、亞歷山大和君士坦丁堡的五大教會，發展成為以東、西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堡和羅馬為核心的東、西教會。由於雙方教義的分歧，還有就是本來針對伊斯蘭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卻劫洗了君士坦丁堡，導致拜占庭帝國的東正教和羅馬教廷的天主教決裂而分道揚鑣。

而新教（Protestantism，Reformed）也稱為抗議宗，是五百年前德國的馬丁•路德發起的抗議腐敗的羅馬教廷的宗教改革運動。後來，經過瑞士的加爾文和慈運理，荷蘭的門諾•西門等等教改家的發展。簡化了崇拜形式，歸正了教義和信仰。有將加爾文宗非常達意地翻譯成“歸正教會”，就是回歸正道，回歸被羅馬天主教教廷偏離的信仰正道。其實真正的好傳統、好習慣、好文化，是不需要改革的，而是應該保持、保守的。現代漢語在翻譯西洋名詞時，有很多上乘神傳之筆。比如將Trinity，翻譯為“三位一體”，比英文的Trinity還要傳神。另有一個詞彙“形而上學”，將源於亞里士多德的Metaphysics，按照《易經》裡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表述為“形而上學”，也是絕妙地神傳之譯。

雖然從統計角度來看，主流國民為新教的國家和群體，整體上強於天主教和東正教。如果從個體的信仰而言，並不能排除天主教和東正教裡面，有真正信仰者，或者用教會的話來說，得救的主內肢體。也不排除新教裡面充斥假信徒，充斥法利賽人。但從統計角度斷言，主流為新教的群體，普遍比其他兩個教派的群體，能更好地擺正人-神關係，從而得到更多的祝福和保佑。

另一個支持這一推斷的例子，就是兩個亞洲基督教國家的比較。一個是主流為新教的南韓，另一個是天主教的菲律賓。自從五百年前，麥哲倫發現之後，菲律賓就被西班牙殖民，天主教引入這個島國。基督教在韓國的引入，只有一百多年歷史，尤其在韓戰以後，才得到大力發展。按照鄧小平的“凡是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都富了”的推斷，這兩個國家同是美國盟友。南韓是在韓戰結束後，受美國保護；而菲律賓是在這之前半個世紀，美西戰爭結束之後，被美國託管的，西班牙失去了最後的殖民地菲律賓。那麼現在再來看看，當三星、現代等南韓企業，咄咄逼人地攻城奪池，不斷蠶食美日市場份額的同時；而可憐的菲律賓父母們，正在望眼欲穿地等待着，背井離鄉、含辛茹苦在海外做仆傭的女兒們，一份通報平安的家書。

但有一個特殊的例子，就是日本也應該算在一流國家的方陣裡面。而日本主流，幾乎和基督教絕緣。這個特例，還沒有合理的解釋，看來要找到或者引入其他參變量，才能自圓其說。雖然目前沒有答案，但從這個問題，也突然想到，金觀濤、劉青峰伉儷在啃骨頭，採用超穩定結構研究中國政治文化，尤其是思想史的變化、文化融合模式的探討，所引入的變量方式。中華文化有兩次受到外界文明的衝擊和融合過程：第一次是在魏晉南北朝，佛教的引入，還有五胡亂華的衝擊。第二次是從第一次中英戰爭後，慈禧太后隨之而來的改革開放、西學東漸，這個過程一直到現在，仍然是現在進行時。他倆引入“價值逆反”這個文明融合過程的參變量，從而建立這兩次文明融合的同構體。這種參變量的引入，就像在做幾何證明題時，採用“輔助線”來求證一樣的異曲同工。

變量選擇和視角的不同，並以此歸類和分析判斷問題，肯定得到不同的結果。比如，如果採用“能否使用google搜索工具”這種變量來判斷的話，就可以歸納出這樣兩類國家：一類是北韓和天朝，另一類是除此之外的世界上所有國家。那麼，北韓和天朝能有什麼共同點呢？一個是這個星球上餓殍遍地的最窮國家，除了一個胖子能享受六十公里時速的綠皮車以外，其他火車都會不限時地晚點……。另一個是全球第二經濟體的厲害國，5G馬上鋪天蓋地，人人都有機會乘高鐵、刷微信、騎共享單車、用支付寶在“雙十一”狂購……。即便這樣，就從上面的那種變量歸類，也還是能找到不少共同點的。比如彼此都是在餓着肚子的時候，射了“兩彈一星”。而其他國家的“兩彈一星”，都是在膘肥體壯，悠哉悠哉狀態下，臨門一射的…………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很多相同之處，是凡中國人都能不勝枚舉的。這也是一些海外華人，將“朝、中”兩國，形象地稱為“朝鮮和西朝鮮”的原因吧。

前面也提及過的，歐洲有三大民族，日耳曼，拉丁和斯拉夫。另外還有芬蘭、匈牙利和希臘為除此之外的小民族。

兩千三百多年前，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自登基之後，一直在追擊希臘死對頭的波斯帝國軍隊，征服廣袤的歐亞非領地。十三年的戎馬生涯，英年早逝的他，再也沒有回到希臘。死後，由他的四個將軍瓜分並統治其征服領地。成吉思汗的蒙古大軍，也征服了廣袤的歐亞大陸，死後也是也由四個子孫瓜分成四個汗國，忽必烈的元蒙帝國就是其中之一。不像野蠻的蒙古可汗，只是殺光、燒光、搶光。師從亞里士多德的亞歷山大大帝，在同波斯人作戰過程中，將優秀的希臘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帶入征服地。比如希臘語、希臘的圖書館、希臘的公共浴室等等。當時，在亞歷山大征服的地的民族和居民，視希臘軍團為趕跑波斯人的解放者。比如埃及的最大城市，亞歷山大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著名的古亞歷山大圖書館，就是埃及托勒密王朝建立的希臘式圖書館，只是後來被毀。之後的古羅馬帝國，繼承了希臘的文化遺產，早期的羅馬帝國通行希臘文，政府文件採用希臘文，政府官員必須通曉希臘文。而最初的拉丁語，只是羅馬城市周邊的地方方言，但後來漸漸地取代希臘文，成為羅馬帝國的主流語言，一直延續到中世紀之後。拉丁民族，基本就是以拉丁語系來定義的居民，就是現在意、西、葡、法國家，也是古羅馬帝國在西歐的領地。只是英格蘭島嶼，不屬於拉丁地區。凱撒在征服高盧（法國）之後，順帶跨過英吉利海峽，將英格蘭併入版圖。為了防止蘇格蘭高原人南下入侵，在哈德良皇帝時代，修建了隔離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哈德良長城。而斯拉夫民族，就居住在從亞得里亞海到黑海的帝國東部民族。他們是屬於奴隸階層的民族，斯拉夫(Slavs)，就是奴隸（Slave）之意。

而日耳曼人是居住在古羅馬之北的中歐和北歐，還有英倫三島，他們被羅馬帝國稱為野蠻人（Barbarian，Barbara）。羅馬帝國，就像天朝帝國一樣，覺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其他都是不開化的蠻夷之地。比如華夏為中心之國（中國），其他的西戎、北狄、東夷、南蠻，全是非教化之地。

多年前的一次長途出差，在德國法蘭克福轉機，由於航班銜接安排不當，轉機等待時間很長。覺得空等在機場無聊，便乘地鐵去市中心，來到“羅馬山”（Römerberg）廣場，品嘗德式啤酒，欣賞周圍建築。在我旁邊的桌子，坐着一對男女朋友，男子是美國飛行員，女子是德國人。打招呼後，就閒聊起來。我也好奇地問到，羅馬帝國的邊界，遠在南方的瑞士邊境，為何這裡也用羅馬山來命名？這裡本是野蠻人（Barbarian）的地盤。那個德國姑娘告知，也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解釋，其實Barbarian並非野蠻不開化的意思，而是德語的發音有很多Ba, Bar, Bala的音節，那麼就被稱為“說話發音Bar Bar的人”，就是Barbarian, Barbara。

不論如何，日耳曼人在羅馬帝國時代，基本都是中歐的農耕民族，以及北歐維京海盜。當Barbarian的日耳曼人，滅西羅馬帝國之時，帝國政府完全癱瘓，群龍無首。當時的教皇和教廷，出面和野蠻人溝通，以盡保護羅馬平民之責。並且，也向占領西羅馬帝國的日耳曼人，傳播基督教義。皈依基督教的日耳曼人，改掉茹毛飲血原始習氣和海盜作風，也漸漸地文質彬彬起來。同時，羅馬教廷，不但掌有教徒的靈魂權力，也因此獲得世俗的行政權力。有了世俗和靈魂的絕對掌控權，絕對權力也就導致絕對的腐敗。後來拉丁的羅馬教廷，越來越腐敗。

抗議拉丁天主教廷的宗教改革，就是從日耳曼地區開始的，德國的馬丁•路德，瑞士的加爾文、慈運理等等。雖然加爾文出生並且在法國受教育，並且長期在法語區的日內瓦，但他接受路德的新教是在瑞士德語區的巴塞爾。現在的日耳曼人聚集地，基本上是主流為基督教新教的國家和地區。另外，教改運動，也打破拉丁天主教會對《聖經》解釋的壟斷，掀起了 《聖經》翻譯運動。因為，在教改之前，只有拉丁文《聖經》鎖在教堂或者修道院裡，普通民眾是不允許閱讀的，只能由神職人員解釋。路德翻譯了第一本德文《聖經》，也開創了德語文字紀元。而之前的德語，只是口述語言，不是書寫語言。政府行文或者文字記錄，都是採用拉丁文。其他的法語、荷蘭語、英語等等的《聖經》，也相繼譯出。正值約翰內斯•古騰堡的歐洲活字印刷發明不久，不同語言的《聖經》和教改文獻的出版，如雨後春筍。當時的印刷業，就像現在的互聯網一樣，成為欣欣向榮的朝陽產業。

前面也簡述了，宗教改革後的新教興起，不但為其後的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提供了發展的加速度，也開啟了一條長治久安的現代憲政之路。